袁世凯传-第3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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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备会,自行决定开会地点,并进行了广泛的宣传活动。袁世凯深恐国会南迁,出现南北对峙。他对“欢迎国会团”的活动“极为注意”,先唆使冯国璋通电,指责“欢迎国会团”“破坏民国”,“动摇国本”。后又命令江苏都督程德全设法将它解散。程德全“遵令去函剀切劝导,并令即日解散“。该团回信说,不违反约法,“论令解散之处,未便遵行”。紒紡矠袁世凯只得授意杨度和孙毓筠出面调解,提出只要“欢迎国会团”自行解散,他就下令禁军人干涉政治,停止“军警联合会”的活动。结果也没能达成协议。袁世凯对上海一带不肯妥协的革命党人极为憎恨,称他们是:“与官不做,遇事生风”。
在军警的压力下,参议院虽然勉强通过了陆征祥内阁总长的补充各单,却不肯服气,接着就提出弹劾陆征祥失职案。陆遂称病提出辞职,然袁世凯未即允许,至8月20日,袁才任命赵秉钧代理总理。因为他自信这个警察头子够得上帝国主义主子们所要求的那种“不畏强暴,不避艰辛的人”。在赵秉钧代理总理期间,袁故意作出物色人选、改组内阁的种种虚伪姿态,来愚弄参议院和同盟会领导人。他时而表示要用赵秉钧组阁,时而又请刚刚来北京了的孙中山和黄兴推荐“人才”,然而他的本意却是想让赵秉钧转为正式总理。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同意赵秉钧填了一份加入同盟会的志愿书,挂名同盟会,又让赵秉钧负责招待孙中山和黄兴,以便取得这同盟会领袖的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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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内阁名存实亡(4)
8月底,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参见本章第四节)。黄兴极力劝袁世凯以国民党为奥援,建设“强有力之政府”。袁假惺惺地表示,这正是他梦寐以求的。在取得黄兴等人的同意后,袁于9月22日向参议院提出任命赵秉钧为总理,由于事先已疏通,得以顺利通过。赵秉钧兼内务总长,外交总长前已任命梁如浩,其余总长都留任不动。某日,在国务会议上提及国务员加入国民党的事,袁故作风趣地说:“此事不待大总统委任”。陈振先和梁浩先后加入。许世英本是国民共进会会员,该会既已并入国民党,他也就变为当然党员。刘揆一入阁前已宣布脱离同盟会,而今也说:如全体加入,他也愿意恢复党籍。段祺瑞和刘冠雄都借口自已是现役军人,不入党派。范源濂是共和党,他表示愿意脱党,但不肯加入国民党。只周学熙断然拒绝加入。这样,在国各员中除无党派者外,都算是国民党了。袁故意散播说:“国民党所主张的政党内阁已经实现了”。然而这个“现凑的政党,内阁,不驴不马,人多非笑之”,说“此非政党内阁,乃系内阁政党”。紒紣矠
10月3日,赵秉钧到参议院宣布政见,大意是说“以维持现状为主义”。紒紤矠可是,不久他就挽国务会议移至总统府召开,形式上国务院仍有会议,实权却完全操于总统府,一切政务均秉承袁世凯的意旨行事,所谓“责任内阁”名存实亡。
注 释:
①《阮忠枢致张镇芳函》(原件),1912年3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存。
②风冈及门弟子编:《三水梁燕孙先生年谱》,1946年版上册,页121。
③《京津泰晤士报》(Peking & Tientsin Times),1912年6月19日。
④《爱国报》,1912年6月15日。
⑤同④,1912年6月20日。
⑥《袁世凯覆陈其美电》,1912年6月22日,见《大自由报》,1912年6月25日。
⑦同④,1912年6月26日。
⑧《论唐绍仪出京》,《京津泰晤士报》(Peking & Tientin Times)社论,1912年6月19日。
⑨据蔡元培说:之所以如此回答袁氏,为的是“表明我等对于大总统而辞职,非诉于大总统个人,而实诉于国民全体之代表也。”他接着说“而外间乃传为我亦代表四万万人,我虽不通,亦不至离奇乃尔。”见《答客问》,载《民立报》1912年7月27日。
⑩黄远庸:《远生遗著》,卷2,页66。
紒紜矠同④,1912年6月25日。
紒紝矠同⑩卷1,页71。
紒紞矠徐有朋编:《袁大总统书牍汇编》,上海广益书局1912年版,卷5,页16。
紒紟矠同⑩,卷2,页78、79。
紒紡矠同④,1913年1月25日。
紒紣矠同⑩,卷2,页153。
紒紤矠同④,1912年10月5日。
裁减革命军队和“军民分治”(1)
袁世凯在加强对中央政府控制的同时,十分注意南方各省革命形势的民展。当时,广东、江西、福建、安徽、江苏、湖南等省都在同盟会的掌握之下。湖北、云南、贵州、四川和广西等省虽非同盟会所掌握,但也不是北洋军势力所能达到的。而且,上述各省共有五十多万受过革命洗礼或影响的军队,其中约有一半在同盟会军人的手里。①袁世凯以封建帝王的观点来看待南方的局面,认为这就是汉代的封建和唐代的藩镇,是一种地方割据势力,对于他的“大一统”事业,是一个巨大的障碍。当时帝国主义的在华报纸,也不时煽动说,南方军队“乃一切革命暴动之种子,苟欲谋治安,非裁减军队不可”。②
1912年4月下旬,袁世凯亲主持召开了一次“高级军事会议”,专门研究和制定了一个“消纳各省军队”的规划:计划第一步先把全国九十万军队裁减一半,缩为五十个师。当月29日,袁世凯在参议院阐述施政纲领,讲话的中心内容就是向帝国主义借款和裁减军队。他说:“近日军队复杂,数逾常额几倍,消耗过巨,闾阎何以堪此?已饬财政陆军两部实行收束之方。”③袁嘴里讲关心人民疾苦,其实他心里想的是消灭革命军队。关于这一点,陆军总长段祺瑞说得最为露骨,他说:“武昌起义以来,各省相继召募,于是军队林立,较原有者增一倍不止,且率多仓猝成军,未受教育,既难保不为地方之祸,而值此国家经济万分困难之时,饷项亦必不能继。”因此,必须大力裁减“地方军队”,“以恢复地方秩序”。④而对那些“训练有素”的反革命北洋军,他不仅不裁减,反而用各种借口不断地扩充。如1912年4月段芝贵招募拱卫军十营三千人。稍后,雷震春在河南又召募豫军六营。奉天将旧巡防营改编为两个师,等等。
袁世凯深知裁减革命军队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针对各省不同的情况,他采取了区别对待、分化瓦解的策略,而集中全力瓦解同盟会的军事力量。
对于非同盟会系统的都督,袁世凯基本上允许保留原有的军队数额,以取他们的支持。如陆荣廷原有巡防营三十多营,本来人数约相当一个师一个旅,但他吸收了本省另外的一些军队扩编为两师一旅。云南蔡锷的军队一直保持民国元年两师一旅的名额,另有警卫队四十营。此外,民国元年2月采用近代师旅编制的军队贵州有一旅,浙江、山西各有两师,陕西有四师,到1913年3月都维持原来的名额。湖北军队的情况比较复杂,既有黎元洪的嫡系,又有同盟会军人直接统率的。袁世凯决定利用矛盾,各个击破。他暗中支持黎元洪解散同盟会的军队,同盟会军人蒋诩武、张振武等则坚决抵制。张振武清末加入同盟会,为武昌起义的领导人之一,民国成立后,担任湖北军务司副司长,颇“得鄂军士心”。当黎下令解散张振武领导的将校团时,张振武“函阻将校团不得退伍”。(该团共六百多人,方维担任团长)。黎又企图遣散兵站总监兵六大队,张振武闻讯立即将它改编为护卫队;黎又下令解散护卫队;张振武“抗不遵命”。黎下决心要消灭同盟会的军队,鉴于张振武“留鄂鼓乱”,乃求助于袁世凯。袁诡称有重要军务商讨,电令张振武、方维入京。8月8日张、方抵京后,黎立刻密电袁,加张、方以“蛊惑军士”、“倡谋不轨”的罪名,要求施以军法,就地处决。这是黎借刀杀人的诡计。袁就将计就计,于15日下令逮捕方、张当日加以杀害,造成了民国成立后杀害“革命元勋”的第一桩大血案。第二天北京城里军政两界迅速传遍了张、方不经审判被害的消息。同盟会领袖和湖北籍贯的共和党人孙武、刘成禺等都严词问袁世凯,参议院也要求公布张、方谋乱证据。袁有恃无恐,他把黎元洪给他的密电公布了出来,借以推卸自己的罪责,并咨文参议院说:“贵院要求证据,当令黎都督查明答复。”从这件谋杀案中,袁得到了双重的政治利益:既恫吓了同盟会,又离间了同盟会和黎元洪的关系,迫使黎在政治上进一步向他靠拢。血案发生后,湖北裁减革命军队的速度便加快了。由于武昌起义时广大群众踊跃参军,清末湖北新军一镇一混成协,民国元年扩编为八个师又两个混成旅,经黎大量遣散,至1913年3月已减为六个师,稍后双缩编为三个师一个旅。后来,段祺瑞奉命到湖北代替黎元洪,又迫令鄂军裁减,至1914年底仅剩下一个师和一个旅,而且师旅长都是由袁世凯指定的。
对于其他各省同盟会军人所掌握的军队,袁世凯则严令遣散或裁减。为了减少阻力,他极力利用同盟会军人来推动这件事。派李燮和为长江水师总稽查,“以求达到改编长江水警的目的”。⑤派原山东督胡瑛前往烟台,派王芝祥为南方军队宣慰使赴湖南,目的都是为了遣散革命军队。这些措施,都收到了预期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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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减革命军队和“军民分治”(2)
由于辛亥革命时攻克南京,在南京附近集中了近十万革命军队。临时政府北迁后,袁世凯同意设立南京留守处,以黄兴为留守,统率这些军队,并规定留守处由袁世凯直辖。表面上,袁总是说倚重黄兴,骨子里却是要利用黄兴来遣散军队。当时,黄兴等同盟会领导人,大都被袁的裁军宣传所迷惑,天真地以为“铁血精神”已经过去,“建设时期”已经到来,以为用约法、议会、内阁即足以约束袁世凯,没有必要再保留大量的革命武装力量。再加上袁氏停发原来由南京临时政府供饷的部队军饷,只发少量的遣散费,从经济方面紧紧逼迫,使一些部队的伙食都无法维持。所以黄兴不得不“日日以演说革命大义”来动员军队解散。即使如此,袁仍不放心。5中旬,他一面鼓动北京御用报纸攻击黄兴“拥兵自固”;⑥一面密令陆军部次长蒋作宾和江苏都督程德全前往南京监督,以压迫黄兴加快遣散军队的速度。
程德全于5月22日致袁世凯密电报告说:“在宁亲见克强(黄兴字)办事情,实系处处力求收束,并无积极思想,即使三月不能完竣,大概五月为期总无不了之局……蒋次长到,实于各方面均有裨益,但虑蒋君一到,留守即将各事立即交出,失之太骤,非事势所宜。可否密谕蒋次长于抵宁之日宣布均意,以此番来宁专为抚慰赞助起见,并非交涉。闻克强与蒋君至好,必乐引为己助,似此一面可以促事实进行,一面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