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传-第3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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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等在老官僚赵凤昌家中举行多次密谈。最后，双方约定，只要袁世凯逼迫清帝退位，即推举他为共和国大总统。密谈成交以后，张謇立即密电袁世凯说：“甲日满退，乙日拥公，东南诸方一切通过”’“愿公奋其英略，旦夕之间勘定大局”。同时，唐绍仪和伍廷劳的公开谈判也立即达成“开国民会议决定国体”的协议。正如伍廷芳所说：“盖当时彼此明知全国人心已趋于共和，特以是为表示之作用耳。”紓紝矠
　　１２月２７日，唐绍仪将召开国民会议的协议电告袁世凯。当天，袁世凯据唐电要求清廷召集宗室王公会议，以决大计。袁奏称：“唐绍仪计无所出，苦心焦思，以为祗有速开国民大会，征集各省代表，将君主民主问题付之公决之一法。其最近两项来电，略谓：‘彼党坚持共和，不认则罢议。罢议则决裂，决裂则大局必糜烂。试思战祸再起，度支如何？军械如何？岂能必操胜算。万一挫衄，敌临城下，君位贵族岂能保全？外人生命财产岂能保护？不幸分崩离析，全国沦胥，上何以对君父，下何以对国民。如召集国会，采取舆论，果能议决仍用君主国体，岂非至幸之事。就令议决共和，而皇室之待遇必极优隆，中国前途之幸福尚可希望。孰得孰失，情事较然。若再延缓，祸害立至’等话。又称：‘现计停战之期仅余三日，若不得切实允开阔会之谕旨，再无展限停战之望，势必决裂。惟有即日辞去代表名目，以自引罪’等语。臣等接阅之下，忧心如焚，内察民情，外观大势，实逼处此，无可转圜……惟有吁恳召集宗支王公，速行会议，请旨裁夺，以定大计。”紓紞矠由于袁、唐上下勾通，对清廷进行恫吓，清廷被迫赞成召开国民大会。袁世凯立即复电唐绍仪，与伍廷芳切实讨论选举办法。
　　袁世凯一手向南方革命党人大摇其“和平”的橄榄枝，骗取总统职位；另一只手却紧握屠刀，肆意杀戮北方各省革命党人，以巩固自己的地盘。他想万一和议不成，亦可据北方数省，与革命军对抗。关于这一点，阮忠枢奉命转告各地爪牙的密信说得最清楚。他说：“蒿目四顾，棘手尚多……目前要义，当在保持地方秩序，固结军人团体，联合各界感情，增长北方实力，最为当务之急。”紓紟矠袁世凯利用双方“全面停战”的时机，“将北方诸省爱国志士，悉加以土匪之名”，紓紡矠进行血腥镇压。１２月中下旬，曹锟、卢永祥率第三镇进攻山西，占娘子关，陷太原，又分兵掠晋南雁北，张锡銮出任山西巡抚。同时，齐耀琳接替宝为河南巡抚，下令搜捕革命党，于开封捕杀同盟会员张锺瑞等十一人。前此，山东巡抚孙宝琦由于受同盟会员和谘议局绅商的压力，被迫宣布“独立”。袁世凯组阁后，派张广建、吴炳湘至山东，煽动第五镇标统吴鼎元、张树元等反对独立。孙宝琦于１１月２４日取消假“独立”后，立即派第五镇至各州县，镇压革命人民。“全省官吏，日以捕杀民党为事。诸城、即墨各地之残杀，动逾千万。”紓紣矠倪嗣冲率所部攻陷皖北太和、颖州。赵倜、周符麟带领毅军一部由豫西攻潼关，妄图消灭陕西革命军。袁世凯又奏派张镇芳署理直隶总督，严密控制直隶地盘。接着，王怀庆等于次年１月初镇压了直隶革命党人策动的滦州起义。稍后，袁世凯密派段芝贵、张锡銮前往奉天，说服赵尔巽和张作霖赞同清帝退位，而拥护袁。段芝贵代表袁，以奖励张作霖“治军精勤”为名，赏赐军刀一把及其他珍贵物品，价值一万元。从此，张作霖积极拥护袁，无情地镇压奉天境内的革命势力。
　　正当袁世凯竭力推行反革命两面派政策之时，伟大的民主主义革命家孙中山由国外回到上海。孙中山在全国人民中享有崇高的威望，他的到来大大地鼓舞了革命党人的斗志，反对议和的呼声顿时高涨起来。《民立报》以“和乎？战乎？”为题发表社论，反对以“口舌之力结此大革命潮流”。北方革命协会各团体在天津###，一致议决吁请孙巾山“制止各省代表与袁世凯中途议和”，“以贯彻全国彻底革命初旨”。紓紤矠革命党人不顾袁世凯和立宪派的破坏，于１２月２７日在南京举行十七省代表会议，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
　　

攫取民国总统职位的阴谋活动（4）
１９１２年元旦，孙中山到南京就职，成立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发表宣言，誓要“尽扫专制制度之流毒，确定共和，以达革命宗旨，完国民之志愿”。紓紥矠同时宣布改用公历纪年，以１９１２年为民国元年。１月３日，各省代表又选出黎元洪为副总统。月底，临时参议院也宣告成立。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颁布了一系列符合人民利益的法令，如废止刑讯，禁止买卖人口和缠足，通令剪辫等等。３月１１日又颁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全体人民”。人民享有人身、居住、财产、言论、出版、###、结社、信仰、通信的自由，有请愿、选举和被举的权利。并确定国家机构采取立法、司法和行政三权分立，实行责任内阁制，等等。这个资产阶级革命的约法，反映了当时广大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民主要求，适应了历史发展的趋势。“在那个时期是一个比较好的东西”。紓紦矠它给长期生活在封建专制淫威下的中国人民传来了新气息，带来了新希望。使人们透过封建专制主义的黑暗长空看到了新时代的曙光。从此，民主共和国的观念深入人心，清朝灭亡的厄运已定。称王称帝在人民心目中成为非法，“皆为得罪于国人而不能存在”。
　　孙中山在就任临时大总统之前，为顾全黄兴等与袁世凯达成的默契，曾于１２月２９日电告袁说：“文虽暂时承乏，而虚位以待之心，终可大白于将来。望早定大计，以慰四万万人之渴望。”表示清帝退位后，大总统位置一定让予袁。
　　袁世凯对孙中山的诺言不肯相信，深恐自己取得大总统的希望落空，再加上当时唐绍仪与伍廷芳议定国民代表会议选举法，以省为单位推派代表，南方独立各省代表多，恐不能操纵自如。所以，他得到南京临时政府成立的消息后，十分恼怒。直到１月１日他约见朱尔典密谋对策时，仍“显得很不痛快，而且极为丧气”。純紛矠次日，他一面复电孙中山说：“君主共和问题，现方付之国民公决，所决如何，无从预揣。临时政府之说，未敢与闻。谬承奖诱，惭悚至不敢当。”一面则悍然宣布唐绍仪签订的关于国民会议各项办法逾越权限，他概不承认，并谕令唐辞职，声明以后和谈事项由他自己和伍廷芳直接电商。純紜矠同时，又唆令姜桂题、冯国璋、张勋等北洋将领十五人联名至电内阁极力主张维持君主立宪，反对共和，并“向清廷王公贵族呼吁，要他们拿出钱来，以便继续作战”。純紝矠于是，奕匡力认筹十万，其他亲贵则三五万不等，隆裕太后下令发内帑黄金八万两，充作军费。袁世凯向亲贵勒索了一笔钱以后，表面上又发布了一道“全军整备再战”的命令。实际上，他并非真想作战，面是虚声恫吓革命党入，用以取得对自己更有利的条件。
　　１月５日，他致电伍廷芳，气势汹汹地提出质问说：“乃闻南京忽已组织政府，并孙文受任总统之日，宣誓驱逐满清政府，是显与前议国会解决问题相背。特诘问贵代表，此次选举总统是何用意？”純紞矠伍廷芳当即国电解释说：“南京组织临时政府与国民会议解决国体绝不相妨。现在民军光复十八省，不能无统一之机关，此为内部组织之事，为政治上之通例。若以此相诘，请还问清政府于国民会议未解决以前，何以不即行消灭？”純紟矠袁世凯又回电无理纠缠。围绕着停战撤兵、国民会议和临时政府三个问题，伍廷芳和袁世凯展开报战，你来我往，争辩十分激烈。“人谓为滑稽议和”。純紡矠
　　和谈表面上陷于停顿，实际上暗中接洽反而加速。唐绍仪卸去清政府议和专使，转而成为袁世凯个人密使，与革命党人频繁接触，议题集中于让总统位置给袁世凯一事。１月１４日梁士诒致唐绍仪密电：“清廷正商筹退处之方，此后如何推举，苟不得人，则祸变益巨。前云孙君肯让袁君，有何把握，乞速详示。”純紣矠唐绍仪将此电交伍廷芳转达孙中山，要求孙中山明确表示态度。这时，帝国主义也全力支持袁世凯，它们相约不承认南京临时政府，诬蔑革命党人“非常缺乏管理国家的经验”，声称必由袁世凯来“统一”南北，才能得到各国承认。純紤矠还不断地威胁说：如果中国“内乱”不止，就要实行武装干涉。南京临时政府中的立宪派和旧官僚，也乘时而起，桴鼓相应，肆意渲染帝国主义干涉的恐怖气氛，逼迫孙中山让步。同盟会中的妥协分子和立宪派沆瀣一气，朝夕鼓噪，埋怨孙中山理想太高。变节分子汪精卫甚至对孙中山说：“你不赞成和议，难道是舍不得总统吗？”孙中山本有“天下为公”的民主革命思想，视总统为国民公仆，他之所以对和议持审慎态度，完全是出于对野心家袁世凯不信任，既见内外交迫，便决定让步，于１６日致电伍廷芳转告袁世凯：“如清帝实行退位，宣布共和，则临时政府决不食言，文即可正式宣布解职，以功以能，首推袁氏。”純紥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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攫取民国总统职位的阴谋活动（5）
袁世凯得到孙中山的明确保证以后，立即加紧逼迫清帝退位，并酝酿新的政治阴谋。
　　注　释：
　　①王锡彤：《抑斋文集》，卷４，页１６。
　　②刘承恩，湖北谷城人，北洋武备学堂毕业，曾在小站担任新建陆军右翼步队第二营帮统。１９００年由张之洞调到湖北管带武建左旗第一营。后回北洋，由袁世凯历保至道员。湖北新军高级军官多与其相识。袁世凯于１９１１年１０月１９日电招他至彰德，派其“办理招抚事宜”。
　　③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第８册，页５４１。
　　④《袁世凯电》，宣统三年九月十四日。又《清帝谕旨》，宣统三年九月十六日。均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清政府陆军部档案。
　　⑤《刘承思呈袁世凯禀》（原件），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
　　⑥同③，页５４６。又《袁世凯之隐衷》，见《时报》１９１１年１２月２９日。
　　⑦杨度：《上资政院陈情书》（原件），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
　　⑧同⑤，页７９。
　　⑨同③，页７９。
　　⑩《正宗爱国报》，１９１１年１１月２４日、２７日。
　　紒紜矠《民立报》，１９１１年１１月２２日。
　　紒紝矠《孙中山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６年版，页１５２。
　　紒紞矠《袁克定致冯国璋手札》，见《中国现代史丛刊》第一册。
　　紒紟矠《李纯致袁世凯书》，宣统三年十月十一日。
　　紒紡矠《前敌侦探委员赵连元探报》，宣统三年十月七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
　　紒紣矠《黎副总统历史》，见《宪法新闻》第１０期，１９１３年北京刊行。
　　紒紤矠《申报》，１９１１年１２月１４日。
　　紒紥矠同⑧，页７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