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传-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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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的迅速扩大和帝国主义者的要挟,使清政府十分焦急。多年来仰承帝国主义鼻息办事的清政府,对主子的旨意当然不敢置之不理,加上袁世凯个人又提出了一套解决山东问题的办法,荣禄也认定袁有魄力,是一个处理棘手问题的能手,竭力保荐他到山东去。因此,清政府于12月6日发布上谕,命令“毓贤来京陛见”,派“袁世凯署理山东巡抚”(次年3月14日实授)。⑤同时,命令武卫右军全部由小站开往山东,仍由袁统率。12月7日,康格给美国国务卿海约翰的报告中说:“我高兴地报告您,昨天武卫军袁世凯将军受命代理山东巡抚;他是一个能干勇敢的人,和外人交游甚广,相信皇上给予适当的谕旨以后,则扰乱即可停止,秩序即可恢复,我们希望如此。”⑥
袁世凯于12月26日率领新建陆军到达济南,开始进行用军事控制山东政治局势的尝试。他确实没有辜负中外主子对他的期望,接任后立即抓住肥城县义和团杀死英国传教士卜鲁克(S.M.Brooks)的事件,作为媚外资本。他派兵前往肥城搜捕团民,押至济南,请英国驻上海副领事“观审”,判处两人死刑,一人终身监禁,三人充军,四个村保受鞭笞之刑,知县也撤职。还命令当地村民交纳赔偿费银九千两,又给卜鲁克建立“纪念碑”,完全满足了帝国主义的蛮横要求。中国人民的生命财产就这样作了袁世凯取信帝国主义的贽礼。从此,袁世凯派兵保护各州县教堂;传教士外出活动,由清兵护送来往。
袁世凯奉帝国主义分子若神明,却把中国人民视为草芥。他胡说“义和拳实系匪类,以仇教为名,而阴逞不轨”。他认为义和拳之所以能在山东发展,主要是由于毓贤“一味纵容”。⑦因此,他一到济南就派遣防营前往各州县镇压。这时,有一些山东籍京官连续奏劾袁,说他“一意主剿,致滋事端”。清政府也担心他操切从事,“激成大祸”,连下三道上谕,告诫他“不可意气用事,徒恃兵力”。袁接到上谕,认为这是“居心倾排”者所为,于1900年1月13日向清政府上了一个奏折,为自己的“剿办”政策进行辩护。他诬蔑义和团是“匪类”、“邪教”,说什么义和团不能“举强盛之洋人而灭之”,“就使能纠合百十万人鞭挞五洲,而该匪等势成燎原,不可向迩,国家又将何以制其后?!”因此,他表示“不敢畏避嫌怨,扶徇欺蒙”,对义和团必须痛加“剿办”,并提出“治本治标”两层办法,双管齐下。⑧
升任山东巡抚(2)
所谓“治本”,就是进行“调和民教”的欺骗宣传。他编印了大量白话诗歌告示,四处张贴,广播民间,恣意诋毁义和团。如在《劝谕百姓各安本分勿立邪会歌》中说:“本院抚此土,敬愿广皇仁,嫉恶如所仇,好善如所亲,但论曲与直,不分教与民,民教皆亦子,无不勤拊循。尔皆同乡里,还须免忿争,忿争何所利,仇怨苦相寻,传教载条约,保护有明文,彼此无偏倚,谕旨当敬遵……出示已多次,昏迷应早醒,如再堕昏迷,法网尔自撄,首领惧不保,家产将尽倾,父母老泪枯,兄弟哭失声,作孽自己受,全家共艰辛,扪心清夜思,梦魂惊不惊。从此早回头,还可出火坑,倘能获匪首,指解公庭,并可领赏犒,趁此立功勋。”⑨袁世凯企图通过这种欺骗宣传,孤立义和团,瓦解人民群众的反帝意志,这当然是不能得逞的。因为,袁的谎言无论怎样编造,也无法掩盖帝国主义压迫中国人民的血淋淋的事实。实际上,袁氏所用以对抗义和团的主要办法是“治标”,即“以兵力剿办”,而所谓“治本”的宣传,不过是掩盖其屠杀政策的遮羞布而已。
1900年初,袁世凯派山东督粮道尚其亨和济东泰武临道吉灿升,督同任永清、马金叙、吴长纯等五营清军,到鲁西北各州县,进行野蛮扫荡,逮捕和屠杀团民,拆毁拳厂,命令各村庄长具结,永不习拳。鲁西北各州县本是山东义和团运动的中心地区,在著名的义和团首领朱红灯被捕就义后,⑩又形成了几支各有数百人的武装队伍,他们英勇地反击清军。但是,由于力量分散,寡不敌众,经过几场悲壮的战斗,受到严重的摧残。义和团首领王玉振、王立言、朱士和、邢殿五等在同清军作战中或壮烈牺牲,或被捕后惨遭杀害。宋怀、戴大木等人虽然还率领少数团民坚持斗争,但已没有力量列阵迎敌,只能在直鲁边界地带“避实击虚”,“往来游击”。大部分团民则都由公开斗争转入秘密活动。山东各州县义和团运动一时进入低潮。紒紜矠
袁世凯对义和团的野蛮杀戮,引起山东人民对他的无比憎恶和愤恨,“委巷间时有大骂袁之语者”,紒紝矠各地广泛地流传着“杀了袁鼋蛋,我们好吃饭”的民谣。袁在巡抚衙门的墙外,围上层层铁丝网,深怕人民杀他泄恨,表现了刽子手内心的恐惧。
注 释:
①明清档案馆编:《义和团档案史料》下册,页1157。
②《美国对外关系》,第2卷1902年,页77—84。
③《袁世凯致徐世昌函》,光绪二十五年四月七日。
④袁世凯:《养寿园奏议辑要》,卷1,页9。
⑤《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光绪二十五年十一月戊申谕。
⑥同②。
⑦《袁世凯致徐世昌函》,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六日。
⑧同④,卷2,页1。
⑨袁世凯:《劝谕百姓各安本分勿立邪会歌》。
⑩朱红灯,山东泗水县人,1899年9月,他率领义和团在平原县与清军开仗。10月,不幸被捕,12月4日在济南被毓贤杀害。
紒紜矠详见《山东义和团档案》,济南、临清、东昌各卷。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
紒紝矠《山东近代史资料》,第三册,页245。
施展诡计,渡过危机(1)
由于袁世凯的高压政策,山东省义和团运动暂时被镇压下去。但是,当时产生反帝运动的社会条件,即帝国主义的压迫,在全国仍是普遍存在着,反抗的火种,随时都可能燃起熊熊的烈火。1900年春夏间,直隶省沧州、河间府、保定府各州县的义和团又掀起了更大规模的反帝斗争,并迅速地控制了保定、天津、北京等城市,影响到全国各地,形成反帝运动的新高潮,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教会侵略势力。
直隶省义和团之所以能够如此迅猛发展,客观上与反动营垒内部的分裂有密切的关系。原来,自戊戌政变后,满族亲贵端郡王载漪、庄王载勋及刚毅等人取得西太后的信赖,渐渐形成为一个极端顽固守旧的派别。在俄国公使巴布诺夫的支持下,他们多次图谋废掉光绪,另立新君。由于英国公使窦纳乐支持汉族大官僚刘坤一(两江总督)等坚决反对,使他们的阴谋活动没能得逞。他们只得改变策略,于1899年10月把载漪的儿子溥立为大阿哥(帝位的继承人),以便“徐篡大统”。废立计划受阻,和康、梁逃亡国外后到处鼓吹保皇,使西太后对洋人主子产生了怨恨,盲目排外的情绪在宫廷内蔓延开来,而且随着时间推移,变得越来越激昂。封建统治阶级“自强”政策的重心,也由采用“西方富强之术”转回到“以礼教立国”为本上来。中国政治舞台上风云变幻,波澜起伏,呈现出十分错综复杂的景象。
当直隶各州义和团不断粉碎清军围攻,发展到天津、北京时,西太后见“其人不下十数万,自民间以至王公府第,处处皆是”,如果贸然镇压,恐“即刻祸起肘腋”,危及自己的生存,便决定采用笼络和欺骗的手段,“因而用之,徐输送挽救”,①以达到其排外灭拳一举两得的目的。因此,她接连发下上谕,假惺惺地称义和团为“忠勇义民”。当帝国主义八国联军攻占大沽口,威胁到清廷生存时,西太后又颁发了对帝国主义各国“宣战”的诏令,并命令各省督抚“招团御侮”。
清政府对外“宣战”后,义和团运动的阻力减少了,发展更为猛烈,很快地影响到北方各省以及南方一些州县。据记载:山东省境内拳民“复起响应”。②博平、茌平、清平等县“亦各蜂起”。,“时有数百人聚散靡常”。③青城、海丰、平阴、阳信各县义和团包围县城。德州义和团千余人反击清军,“伤毙官弁勇丁三十余名”。④滨州、蒲台、新城、高苑、监邑等县义和团“竖旗号召,其数逾万”,“省城为之震动”。⑤气势磅礴的反帝运动,使袁世感到“防不胜防”,“棘手万分”。⑥
袁世凯是一个精明的官僚,又加上在北京的高级坐探徐世昌不时向他报告京中的消息,所以他对清政内顽固派得势的事实及时局的奥妙一清二楚。为了向顽固派献媚,早在去年他就连上密折,建议练兵图强,“湔雪国耻”。⑦还曾故意扬言要责打新建陆军一洋员二百军棍,又趁聘请合同期满,将德国教习一律解聘,甚至还表示要与侵占胶州湾的德军决一死战。当西太后对外宣战,袁深知如再一味叫喊剿办义和团。则有丢官的危险,于是,他便迅速变化其狡猾手腕,驱令山东义和团“北上助战”。他指示各府州县官张贴布告说,“真正义和团,现聚在京津,有志效用者,均宜往北功成邀重赏,切勿再停留”。以此表示对西太后“招团御侮”政策的衷心拥护。另一方面对于那些不受其欺骗而“逗留在本省的”的义和团,则加以“假义和团”、“黑团”、“土匪”等罪名,“立正典刑”,横加诛戮。
当时,两广总督李鸿章、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等人以顽固派“矫诏”为理由,拒绝执行西太后对外“宣战”的命令。刘、张还与帝国主义各国议定东南各省“中外互保”。事实上,这等于对清政府宣告独立。袁世凯暗中向刘坤一等表示“与各督抚同心”,又致电上海英国代总领事华伦(Pelham Warren)说“愿与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采一致坚定立场,维持和平”。⑧可是他不愿公开声明参加“中外互保”,唯恐忤逆西太后的旨意。他一面密电荣禄说:“各国又有另立政府之说,使中国自相残杀,无一寸净土,计甚狡。”希望荣禄劝西太后迅速改变内外政策。一面派人与帝国主义各国驻烟台领事谈判,仿照东南“中外互保”办法,与各国达成协议,“内地各洋人均派兵妥护,送烟(台)暂避”,派清兵保护教堂,“倘有猝不及防,照数认赔”。⑨三天之内,袁就把内地各州县洋人都护送到通商口岸。“教士等之归自中国者,莫不颂述其恩”。⑩
对于袁世凯这这种媚外行径,广大人民无比愤慨。当时曾有人在巡抚衙门前的照壁上画了一幅漫画,画上是一个戴红顶花翎的大乌龟,拜伏在洋人的屁股后边,把袁氏甘充当洋奴的嘴脸刻画得淋漓尽致。
施展诡计,渡过危机(2)
袁世凯对西太后责成各督抚勒令教民退教的谕旨,也是阳奉阴违。他一边向西太后报告说:“习教之民,均令反教。”紒紜矠一边却指示各州县官:“教民悔教与否,亟应听其自便,勿庸令悉数具结反教,以杜口实,而符约章。”紒紝矠
八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