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变法的另面-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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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锐屡次参加会试，皆不中。光绪二十四年初，光绪帝从贵州学政严修之策专设“特济特科”取士，张之洞等人保之。按照当时的规定，保荐若至100人，将举行考试。“听彝”是杨聪的号。“定期十五”，指七月十五日。张之洞“电止之”的电报，我还没有找到，但找到六月二十五日（8月12日）张之洞发给张权的电报：
“急。京。张君立：敬电悉。转商茂萱，东海如荐贤，叔峤实为不愧。此人才非仅特科也。可否？祈示复。”
“茂萱”，乔树枏，“东海”，指徐桐。张之洞请乔树枏与徐桐商议，由徐桐出面保举杨锐。与此同时，张之洞的大幕僚、杨锐的同乡王秉恩也于六月二十六日（8月13日）连发两电。其一电给杨锐：
“北京绳匠胡同，内阁杨叔峤：昨电奉慰，想鉴及。闻当远赴，足征友谊纯笃。惟视敛已来不及。酉、涪水陆现在均难遄行。不如即令肖严取道常辰、镇（上竹下旱），倍程前往，部署一切，较为妥速。阁下即欲归视，俟秋冬间为宜。此时暂留，勉应特科，以副师望，以光盛典。至属。秉恩。”
“肖严”，即肖岩，杨锐四弟杨悦。王秉恩请杨悦先行办理杨聪之丧事，而让杨锐“秋冬间”再“归省”。“昨电奉慰”、“以副师望”两语，说明了张之洞确有电报“止之”离京。王秉恩另一电给乔树枏，由其出面劝杨：
“北京绳匠胡同刑部乔茂萱：比来朝政日新月异，阁下信电颇稀，殊深跫望。师帅命即由祥记兑寄百金，以为电资，用完续兑。同人均欲叔峤暂缓出京，勉应特科，想有同情，望慰挽之。东海夙重钝叔，何不特荐马周耶？息。”
“东海”，徐桐。“马周”，唐初大臣。此处指唐代中郎将常何荐其门客马周于唐太宗之事，即让乔树枏说徐桐以保举杨锐。张之洞等人虽以“经济特科”为由阻杨锐奔兄之丧，但最深一层的原因是恐失去其最重要的情报来源。然杨锐似没有因此被说服。七月初七日（8月23日），张之洞又发两电，其一是给杨锐：
“急。京。乔：《邸报》五月二十五日谕旨催考特科，何以云不遂考？《申报》云已有八十余人，确否？酉阳运柩事，肖岩似可任之，运到涪州停寺内，候足下冬间到彼筹办，似不迟。如必出京，川资需若干，当即寄。钝。阳。”
“何以云不遂考”一语，说明杨锐发电要求奔丧；而张之洞再次劝说杨锐冬间再出京。其二是给张权：
“急。京。张君立：昨汇百金，查收。特科究竟何时考？叔乔如必欲出京，汝可同来。川资需若干？当寄往。编纂经书何以停？速详复。壶。阳。”
第39节，
至七月十三日（8月29日），湖南巡抚陈宝箴保荐人才奏折到达，光绪帝当日下旨，命杨锐预备召见。七月十六日，光绪帝召见了杨锐。二十日，光绪帝命杨锐及刘光第、林旭、谭嗣同为军机章京，“参预新政”。七月二十八日（9月13日），杨锐写信给杨悦，说明其不能奔丧的原委。张之洞听闻光绪帝召见杨锐的消息后，于七月十九日（9月4日）发电张权：
“京。张君立：急。叔峤召见奏对如何？有何恩旨？”
这封电报还开列一连串的问题，张之洞想了解的秘情甚多，然其第一项仍是关于杨锐。七月二十一日（9月6日），张之洞起草了杨锐的电报：
“京。乔：急。召对大喜，欣贺。王照是否即直隶开小学堂之王小航？何以堂官谓为挟制？所条陈何事？何以遂蒙超擢？速复。钝。养。”1米1花1书1库1 ；http：//__
很可能考虑到杨锐的新身份，张又将该电改发给张检而未发给杨锐。八月初一日（9月16日），张之洞发电杨锐：
“京。乔：急。钱念劬何日召见，有何恩旨？速复。钝。东。”
“钱念劬”，钱恂，张之洞手下的大幕僚，此时因张的保举而入京召见，张之洞从侧面打听消息。
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五日（9月20日），张之洞听到英、俄为争夺中国北方利益而开战的传闻，发电杨锐：
“京。乔：急。闻英、俄已开战，确否？速复。节电已转交。入直其系何日？钝。歌。”
“节电”，指杨给梁鼎芬（节庵）之电；“入直”，指杨入值军机章京事。这是我所看到的张之洞发给杨锐最后一封电报。第二天，戌戌政变发生。
由于“张之洞档案”的形成及保管等因，在移交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之前，会有许多遗失；我所看到的戊戌变法期间张之洞发给杨锐的指令，只能是其中一部分。但就以上张之洞的亲笔电报，已经可以想象，张之洞的手伸得有多长，杨锐的工作任务又有多重。
第40节，四、光绪二十四年杨锐的两件密信：孔祥吉发现的“百日维新密札”作者应是杨锐
四、光绪二十四年杨锐的两件密信：孔祥吉发现的“百日维新密札”作者应是杨锐
尽管在“张之洞档案”中可以看到大量张之洞的亲笔电报，但除了前引杨锐的7封电报及《张文襄公家藏手札家属类》中杨锐的一封密信，我找不到更多的杨锐在京中给张之洞的信函电报。造成这一情况的原因不明，但我可以肯定，杨锐在戊戌变法期间会有大量的密报给张之洞，而这些密报中会有戊戌变法的许多隐情与细节。
就目前为止，史学界发现的光绪二十四年杨锐给张之洞的密信，只有两件。李宗侗教授提供一件，孔祥吉教授发现一件。
先看李宗侗教授提供的一件。1959年李宗侗在台北《大陆杂志》上发表《杨叔峤光绪戊戌致张文襄函跋》一文，并在杂志封面上影印了杨锐原信。该信虽由汤志钧教授所引用，但未能注全其出处，且未将头尾引全。学术界的转引者，亦有所不解。故再次引录下于：
“受业杨锐谨禀夫子大人钧座。
敬禀者。窃前月十二日由折差寄呈一禀，计蒙垂察。公入对之举，前沮于常熟，昨日之电，则出刚意。何小人之，必不能容君子耶。近日变法，都下大哗，人人欲得康有为而甘心之。然康固多谬妄，而诋之者至比之洪水猛兽，必杀之而后快。岂去一康而中国即足自存乎？公条陈科举一奏，立奉俞旨，一切允行，天下仰望。上方锐意新政，凡关涉改革之事，但有论建，无不采纳，转较胜于身在政府也。京师大老空疏无具，欲以空言去康，何能有济。近事数则，别纸录呈省览。谨修丹禀，祗请钧安。伏祈慈鉴。
受业锐敬禀”
该信的内容，主要有三事：一、张之洞入京主持朝政一事，先阻于翁同龢，后阻于刚毅；二、张之洞与陈宝箴联衔改科举一折，光绪帝允行；三、京中人士虽厌恨康有为，但去康无方。从内容来看，发信的时间为光绪二十四年六月，李宗侗也予以注明。还须注意的是，李宗侗说明了该信的来历，称其在地安门外“估人”处收购了张之洞的信札等文件“两木箱”，此件是其带到台北来的“劫余之一”。
再看孔祥吉发现的一件。孔祥吉发现的这一密信，被其命名为“百日维新密札”，内容极其重要，也多为研究者所引用。（以下称“百日维新密札”）该信既无写信人署名，亦无收信人台端，从信中所述内容可知，该信也写于光绪二十四年六月。孔先生根据李宗侗于1961年发表的《杨锐致张文襄密函跋：高阳李氏所藏清代文献跋之一》，比较该文发表的光绪二十二年九月杨锐给张之洞之密信，确认“百日维新密札”收信人为张之洞；然“百日维新密札”又存于“李鸿藻文件”之中，孔祥吉认为写信人为李鸿藻之子李焜瀛（字符曾），称言：
“我所发现的这两通密札，被整理表糊者分类在“外官禀”一类，很令人怀疑。因百日维新时协办大学士李鸿藻已于光绪二十三年去世，何以会有外官再作密禀。因此，我怀疑这两通密札均系鸿藻之子李符曾写给张之洞的。”
孔祥吉的证据是，在“李鸿藻文件”的“外官禀”之中，另有“笔迹纸张亦皆相同”的一信，末尾有关于捐照的内容，孔祥吉推论称：
第4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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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话很象李符曾为之催张之洞早解捐费而发。张之洞系清流起家，与李鸿藻情谊至笃。鸿藻逝后，张之洞仍与李家保持较为密切的关系，这由李符曾所存函札中可以看得比较清楚。李符曾捐官的部照至今尚保存完好，其捐费很可能由鄂督张之洞支付。”
对于孔祥吉的这一考证，也有人表示怀疑。清华大学历史系诸先生编《戊戌变法文献资料系日》，引用该信，另加一注：
“孔祥吉先生发现此函，并考证此函系李鸿藻之子李符曾所作。我们认为证据不足。此函为杨锐之作的可能性更大。”
虽称其“证据不足”，但也没有提供“可能性更大”的新证据。我自己也一直怀疑孔祥吉的推论，理由有四：其一，按照张之洞与李鸿藻的关系，李焜瀛虽比张之洞年少达37岁，但论地位等级，尚不太远。在当时的礼教等级社会中，李焜瀛措词如此低下地给张之洞写密信，似难以想像。其二，李鸿藻虽非大贪，但久任高官，门生也多有孝敬，家中多积资财。捐官之银，根本就不缺。以李焜瀛之身份，似不太可能主动写信“催张之洞早解捐款”。其三，“捐官”一事与李焜瀛经历也不太相符，他是恩荫出身，光绪二十三年因李鸿藻去世“赏给郎中”。其四，也是最重要的，我最近在“张之洞档案”中看到李焜瀛写给张之洞的信，表示愿去日本游学，其文气、字体则是完全不同。
当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看到“百日维新密札”的原件时，立即觉察到孔祥吉可能有误。
首先，孔先生称：
“笔者在检阅高阳李氏存札时，发现了两通极为重要的密札。这两通密札没有写信人与收信人之姓名，只在第二札的末尾书有付丙二字。两札均为白纸墨笔书写，字体比较工整，笔迹纸张亦皆相同，故可以断定，两札皆出自一人之手。”
然我看到此两信，与其他信件混杂在一起，粘贴在“风树亭”的页纸上，装订成册，蓝色封面上有红色签条，上书《李文正公文件外官禀》。从粘贴的次序来看，粘贴者并没有相应的文史知识，也不了解李家、张家的内情。我又仔细观察，可以看出，孔先生所言两信的纸张并不完全相同，“百日维新密札”的纸张要稍好一些；而两信的笔迹，以我的书法知识看来，亦为不同，属两人的字体。由此可见，孔先生的“两札皆出自一人”的推论，似不能成立。另从内容来看，末尾有“付丙”字样的一信，似写于光绪二十六年五月。
其次，孔先生称：
“李先生所发现的密函，据称是购来的，何人所购？购于何时何地？这样的密函何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