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贝日记-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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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0日22时30分，上海海员电台报道，日本已于今天下午占领南京。由于唐将军在中午12时之前没有将部队撤出， 因此日军正忙于将中国军队的残部清理出城 （肃清残敌）。当然这里没有一句真话。但是目前距离曾经提到过的“艰难的时刻”却不是很近了。我和衣而眠。午夜2时30分时，猛烈的炮火声响起，还伴有机枪声，炮弹开始恐怖地从房顶上呼啸而过。韩（湘琳）先生一家以及我们的佣人们被我安排进防空洞，我自己则戴上了一顶钢盔，头是“最为高贵”的，一定要完好无损。东南面起火了，周围被火光照得通明，长达数小时之久。窗户不停地发出“铮铮”的响声，建筑物在轰鸣中几秒钟一个间歇的有规律地发出颤抖。五台山高射炮阵地遭遇炮击，同时也进行了还击，而我的住所就在这个炮击区域范围。南面和西面也都开始炮击。稍微有些适应了这阵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后，我又继续躺到床上睡觉。其实根本睡不着的，只是打了个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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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1日
上午8点，水电都已经停了，炮击却还在持续。有时炮火声会稍微减弱一些，但紧接着又会大起来。我们的金丝雀“彼德”好像很喜欢这种声音，也放开喉咙唱着，似乎比“乌鸦”还要镇定，我可没心情唱歌！安全区的街道上挤满了人，他们对炮击的轰鸣声似乎已经不介意了，好像比我更加相信“安全区”。实际上安全区并不“安全”，这里仍然有武装士兵，要把士兵清理出去是不可能的。看来一个中国将军的话管不了什么用！可悲呀！我们无法按原计划通告日本人：安全区内没有军队了。
上午9点，第一批炮弹落在了安全区的福昌饭店、世界剧场附近，造成21人死亡，约12人受伤。管理该饭店的施佩林被玻璃碎片击中受了轻伤。饭店前的两辆汽车也着了火。有一枚炮弹落在安全区内的中学里，炸死了13人。抱怨中国军队没有撤出安全区的人多了起来。鼓楼医院前，竟有人在安全区一侧构筑着工事。执行这项任务的军官拒绝在街道的另一侧施工，他觉得医院一侧的沙质土更为合适。我和马吉开车去那里，想平心静气地调解此事。在路上，我们发现了正在山西路广场内挖壕沟的士兵们。那些，我亲眼目睹在广场边上形成尖角的房子门窗被士兵砸开了。为什么要这样，没人能给我解释这个！许多伤员从中山路上被抬过去。士兵们正在准备中山路的防御。那些做路障的沙袋、被砍倒的树木以及铁丝网等，对坦克车来说不算障碍。我们和鼓楼医院前的军官交涉，他客气但却坚决地拒绝了我们。我在鼓楼医院给龙先生打了电话，请他立即和唐将军联系以解决此事。
下午6点，参加新闻发布会的除了报界的一些代表外，就只剩下我们委员会的人了。其他外国人要么上了怡和洋行的三桅帆船，要么就上了“帕奈”号美国炮艇朝上游去了。斯迈思博士说，一个小偷被名义上隶属于我们的警察抓住了，想知道怎么处置。这件事引起了在场人员的哄笑，因为我们从来没有考虑过，就连高级法院也要由我们来代理了。我们决定先判处这个小偷死刑，马上又改为24小时的拘役，后因没有拘留所，只好将其释放了。晚上8时，我把韩（湘琳）先生叫到面前，建议他和他的家眷一起搬到我们的总部宁海路5号去，那里的防空洞比这里好得多。另外因为我的房子离五台山高射炮阵地太近，日军已经把炮口对准了那里。我正在考虑是不是自己也要搬过去，因为日军很有可能会在夜里发动猛烈的进攻。韩（湘琳）先生暂时还不想离开他的住处（他目前住在原来的德国学校）。他打算在明天住宅区找一套住房。于是我也决定留在自己的房子里。晚上9点，城市果然遭到了炮击。但是不久便减弱了，接着的沉寂让人琢磨不透。城市的西部火光冲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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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2日
我原以为日军能平静地接管城市，但没有得到证实。因为在安全区内仍然可以看见有不少佩戴黄袖标的中国军人，个个全副武装，带着步枪、手枪和手榴弹，就连警察也不佩带手枪了，而是违反规定地带上了步枪。看来不论是士兵还是警察，没有人听从唐将军的命令。在这样的情况下清理安全区那是不可能了。早晨8点，炮击再次开始了。
中午11点，奉唐将军命龙先生和周先生来请我们去做最后一次努力，签订协议停火3天。
在这3天内，守城部队全部撤出，然后把城市交给日军（和原先的想法一样）。于是我们重新起草了一份致美国大使的电报、一封应由唐将军在发电报之前先行寄给我们的信件以及一份和谈代表必须遵守的行为规则，规则的内容是：在白旗的保护下，和谈代表在阵地前沿向日军最高指挥官递交有关停火协议的信件。施佩林毛遂自荐充当和谈代表。整个中午，我们都在等待着龙先生和周先生，他们回唐将军那儿取那封必要的信件了。快到晚上6点的时候，龙先生来了。他说，我们的努力一点用处也没有了；对于停火，一切都显得太晚了，日军已经在城门边上了。对这件事我并不感到悲哀，对这种结局我也从来没有悲哀过，因为我从来就没有喜欢过这种最后努力的做法。很明显，唐将军想不经过最高统帅的批准便签订停火协议。在通知日本人时，“投降交城”这四个字是无论如何也不能被提到的。在起草停火的申请或请求时，一定要让人觉得这个好像是由国际委员会首先提出的。换句话说，就是唐将军打算躲在我们的身后，因为他已经预料到最高统帅和在汉口的外交部会有严厉的指责，他害怕这个指责。责任被他全部推给了委员会及其主席拉贝。这是我最不喜欢的！
下午6点30分，紫金山上的火炮还在一刻不停地轰击着，山的周围一直处在电闪雷鸣之中。骤然间，整座山就置身火海之中了，房子和弹药库也被点着了。（这是有关南京陷落的象征。有句民谚说：“紫金山焚则金陵灭。”）可以看见中国平民都从南面逃出来，沿着安全区的街道奔向他们的容身之处。跟在他们后面的中国部队都说日军已经跟着他们进来了。这条消息是不准确的！从逃跑的部队的步态来看，最后几支部队是在悠闲地穿街走巷。由此可以判断，他们后面没有敌人追赶。我们断定，这些部队肯定是在南城门或光华门遭到了敌人炮兵的猛烈轰击，惊慌之下四散逃走了。越接近内城，他们就越镇定。原先的狂奔乱跑现在变成了逍遥的撤军。不容置疑的就是，日军已经兵临城下，总攻就要开始了。
我告诉韩（湘琳）先生及总部的其他工作人员，我们必须提前回去，以免中国委员的家人为他们在外的丈夫或亲人担忧。韩（湘琳）先生和我开始往回走，回家做些准备，免得炮击或轰炸使我们陷入困境。我把必要的洗漱用具放在手提箱里，把胰岛素、包扎用纱布等放在必不可少的药箱里。然后让人把这些东西送进新挖的防空洞里，因为我觉得这个防空洞比原来的要安全一些。我把必要剂量的药品和医疗器械塞在皮大衣里，以备不时之需。装满了东西的我看上去像个圣诞老人，行走很不方便，但是又没有别的办法，因为我不能离开胰岛素。有一小段时间我有点忧虑，我还需要带点什么走呢？我再次走进所有的房间，一间一间，我又仔细看了一遍，弄得像和家里那些破烂东西告别似的。看到有几张孙辈们的照片，放进了口袋。这下我觉得装备完了。我很清楚，这种情况没什么好笑的，但是临刑前的幽默还是占了上风——小丑，你笑吧！表演还在继续！快到晚上8点的时候，龙、周两位先生（林先生已经撤退了） 请求在我的住房里得到保护。我点点头同意了。
在我们回家前，委员会的钱柜里存有两位先生的3万元。
晚上8点，炮击异常的猛烈！南面的天空被整个映红了。防空洞的院子内挤满了难民。有人在用力地拍打着两扇院门，哀求我们放妇女和儿童进来。我实在听不下去这种苦苦的哀求，两扇大门被我全部打开了，想进来的人全被放了进来。防空洞里已经没有地方，我便把人们安置在房间的旮旯里。大部分人带着自己的被褥，在露天席地而卧。一些机灵鬼把他们的床安置在水平悬挂的德国国旗下面，德国国旗是为防日本轰炸而备的，这个地方被看作是“防弹地带”！炮弹和炸弹一刻不停，越来越接近，越来越密集。南面已经整个变成了火的海洋，到处是山崩地裂的声响。我戴上了钢盔，让我的中国助手、好心的韩（湘琳）先生也戴上了一顶，因为我们两人是不进防空洞的，因为里面已经没有地方了。我在院子里跑来跑去，像只猎犬一样；在人群之间穿梭，在这儿安抚两句，在那儿训斥一下，大家终于都乖乖地听我的话了。快到半夜的时候，我的院门前突然发出了一种可怕的沉闷的响声。我的朋友、礼和洋行的克里斯蒂安·克勒格尔（我们的财务主管，安全区的财政部长）来了。“克里杉对克勒格尔先生的昵称。，天哪，你来这儿干什么？”“只是来看看你怎么样！”他告诉我，中山路遍地都是逃跑的中国军队扔下的军服、手榴弹和各种各样的军用物资。“还有一件事，”克里斯蒂安说，“刚才有人愿意出手一辆尚能使用的公共汽车，只要20元，您说要不要？”“克里斯蒂安，都什么时候了！”克里斯蒂安接着说：“我和他已经约好了，让他明天到我们的办公室来。”半夜时分，炮火声有所减弱，于是我便躺下来睡了。在北面，漂亮的交通部大楼在熊熊燃烧着。我有48小时没合眼了，感到浑身的筋骨都在疼痛。办公室安置了30人，储藏煤的地下室安置了3个人，有8个妇女和孩子睡在佣人的厕所里，剩下的100多人分别在防空洞里，在院子里，在露天，在石子路上！都已经睡着了。
晚上9点，龙先生悄悄告诉我，根据唐将军的命令，中国军队在晚上9～10点撤退。后来我听说，其实，唐将军在晚上8点就脱离了自己的部队，已经乘船到浦口去了。龙先生告诉我，他和周先生是奉命留下来照顾伤员的。他诚恳地请求我在这方面提供帮助。存放在我这里的3万元就是用于此目的的。我高兴地接受了这笔捐赠，并答应提供帮助，因为那些急需各种医疗救护的伤员们的苦痛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
我入睡前的最后一个念头是：谢天谢地，最困难的时刻终于过去了！
12月13日
大清早，空袭再次把我惊醒时，我感到非常失望。炸弹又一次像冰雹般地落了下来。昨天晚上，日军只攻占了几座城门，还没有推进到城内。
到达委员会总部后，我们在10分钟内便成立了一个国际红十字会，我是该组织的理事会成员。约翰·马吉担任红十字会主席，数周以来，他就一直计划着要成立一个红十字会。委员会的3个成员雷乘车前往设立在外交部、军政部和铁道部的几所军医院。通过他们的巡视，我们知道了这几所医院的悲惨状况，医院的医护人员在猛烈交火的时候逃走了，撇下无人照看的病人。于是我们迅速找来了一面红十字旗挂在外交部的上空，并召回了相当数量的人员，他们在看见外交部上空飘扬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