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贝日记-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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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家旅馆因为它那美味的香肠而闻名——对此，那里的人是这样唱的：
香肠香肠好香肠，
济南府有好香肠；
牛肉牛肉小牛肉，
济南府有好牛肉。
德意志人有二十，
一个没留多可惜；
领事先生多忙碌，
好肠好肉没口福。
接下来，通过津浦铁路，我顺利地到达了浦口，接着，我再从那里渡过扬子江到了南京。途中，有个好奇的中国官员问了一个很愚蠢的问题，他问我是谁，我回答说：德华大兵（意思是，德国军事顾问）。这个暗示是“阿里大叔”告诉我的。因为“德华大兵”在那里很吃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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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9月7日
如果换作是和平时期，我只需要坐40个小时的火车，可是这次我花了10天半时间，才又回到了南京。
我的办公桌上堆放着这期间德国大使馆寄来的信函。从这些信函中我得知，在这里已经建立了一个委员会（克鲁姆马赫尔、平克内勒和霍特），它的任务就是安全问题，主要负责给在南京的德国公民出主意。由我着手建立的德国学校协会的理事会已经宣布解除了与全体教师的工作合同，我的校舍的合同也一并解除了。在这些信函中，我还读到了这样一些信息：防空委员会发布的关于防空警报信号以及空袭时注意事项的通知；中国政府制定的关于在紧急状态时实行交通管制和*的规则（译文）；一份日期为1937年8月27日德国大使馆给所有不是因为职业或其他紧急原因而留下的德国公民的通知，通知里，再次劝告他们要离开南京。
所有富裕的和经济情况比较好的中国人都顺着扬子江逃到汉口去了。
人们都在所有的院子和花园里，公共场所和街道上，紧张地建筑着防空洞。除此以外，一切都很平静，直到这两天—— 9月19日、20日
在这两天里，所在的地方遭遇了4次空袭。从此，我开始了——
我的战时日记
在那些狂轰滥炸的日子里，我和我院子里的中国人坐在一个自己设计建造的防空洞里，这里虽然不是百分之百的安全，但至少可以免受榴霰弹的炮火和炮弹碎片带来的伤害。我们还在院子里撑起了一块长6米宽3米的帆布，在帆布上，我们还画了一面带有卐字标记的德国国社党党旗。中国政府建立了一个很好的警报中心：大概在空袭的20~30分钟前，清脆的警报声就会随之响起，一旦发出某种较短的信号，所有行人都要离开街道，一切交通都要停止。
行人全部躲进了前面提到过的各条街道上修筑的防空洞里，而且有的防空洞相当简陋。要在防空洞里蹲上几个小时，这也是一件相当不舒服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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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1日
昨天（9月20日） 上海日军司令官的消息通过德国大使馆传了过来，从今天（9月21日）中午起，日军将再次开始加强对南京的轰炸，消息中还告诫所有的外国人要尽快离开南京。日本人甚至要求英国、法国和美国以及几个有军舰在扬子江下关段航行的较小国家的大使馆，通知他们的军舰尽快从现在的停泊处离开，转移到长江的上游或下游去，否则日本对他们因轰炸带来的损失和伤害概不负责。
结果，英国和法国在其答复中声明：他们认为没有理由改变他们军舰的停泊地点，假如英国和法国的财产受到损害，或是他们的公民受到伤害的话，要求日本负责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与此相反的是，美国大使则带着全体使馆人员登上了美国军舰——“吕宋”号，打算依日本人的建议行事。但事实上，“吕宋”号当时仍然停在原地不动。可能是英国人和法国人的行为方式引起了他们的思考。（英雄精神也会传染的！）
德国的大使及其使馆全体人员也做好了准备，打算在今天的上午9点出发去上海。很多的美国人和德国人（例如施罗德博士、希尔施贝格大夫家的女士们和哈普罗公司的部分职员）据说也遵从了日本人的告诫，逃走了。
昨天夜里，我从各个方面对情况进行了周全的考虑。 从较为安全的北戴河回到这里并不是出于冒险的兴趣，而是为了代表西门子洋行的利益保护我的财产。当然洋行不会期待（也决不会这么做）我为此而“殉职”。我也绝对不是那种为了任何东西（洋行的或是我自己的一些破东西）而轻率的拿我生命开玩笑的人。但是，这里还牵扯到了道德这个问题，作为一个“正派的汉堡商人”，我至今还无法跨越它。我们的中国佣人和职员连同他们的家属大概有30人，他们都在看着我这个“主人”。如果我留下来，他们就会尽忠职守直到最后一刻（这情况我以前在中国北方的战争中见到过）；如果跑了，那么洋行和私人的房子不仅会无人居住，而且还有可能会被抢劫一空。撇开最后一点不说（尽管这会使人感到难受），迄今为止，我还无法作出辜负众人的决定（像我这样一个再平凡不过的无用人，人们还如此的信任我，这怎能不让我感动）。我把一笔预支款给了我的助手韩（湘琳）先生，让他能够把他的妻子和两个孩子送到安全的济南去。对此，他十分坦率地说：“您在哪里，我就在哪里。如果您离开，我就跟您走！”而其他那些可怜的勤杂工，他们绝大部分都来自华北地区，根本就不知道该何去何从。我想，至少能把那些女人们和孩子们送走那该多好啊！我给了男人们一笔旅费，但他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他们当然也非常想回到华北，回到他们的家乡去，但是那里也在打仗呀！所以，他们更愿意跟随我。在这种情况下，我还可以或者是应该逃跑吗？我认为我不能这么做！如果谁的两只手各抓着一个身子颤抖着的中国孩子，空袭时在防空洞里蹲上几个小时，他想的也会和我一样。在我的潜意识里最终还有一个虽然不是很重要，但是对我来说却是理所当然的原因：它让我坚持留了下来。我是一名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党员，是有职务的，甚至还当过一阵地区小组副组长。
当我对我的客户——中国当局和各个部委进行商务拜访时，他们不断地向我提出关于德国、关于我们的党和政府的问题，而我总是千篇一律地回答说：
是的——
我们是劳动者的士兵，
我们是工人们的政府，
我们是工人们的朋友，
我们不会抛弃困境中的工人（穷人）。
诚然，从国家社会主义者的角度来看，我讲的只是德国的工人们，而不是中国的工人们。
但是，对此中国的群众会怎样的评价呢？这个善待了我30年之久的东道主国家，正面临着严重的困难，富人们逃走了，被迫留下来的穷人们却不知道该到哪里去，他们没有钱逃走。况且，他们不正是面临着集体被屠杀的危险吗？我们难道不应该想办法帮助他们？至少能救多少是多少吧？假如这些都是我们自己的同胞呢？
当我不在南京的时候，我们的中国工人挖了一个防空洞，现在已快要倒塌了。于是，我们把这肮脏的防空洞重新进行了调整和布置：加了牢固的梁木，铺上了地板，垒上了沙袋（今天一只空袋子价值一元钱），右边当然有入口和出口。当我们发现一根内梁木有折断的危险时，我们没有气馁，还是费劲的换上了另一根。到这个时候，一夜的三分之二已经过去了。我们还在两个洞口垒起了沙袋，为的是对付炸弹爆炸时产生的气浪。我把全部家用药品和这期间已关闭的学校的药品都搬进了防空洞，还准备了一些浸醋绷带来应付毒气的进攻。到上午11点的时候，食品和饮料就已经放在篮子里和热水瓶里，准备妥当了，但是，我们等到下午3点半，那些日本鬼子还没有在天空出现，这简直出乎我们的意料！他们已经发出严厉警告了，怎么可能不来呢？我想，他们总不会是因为看见我挖了一个坚固的防空洞才不来的吧。打开收音机后，我听到了这么一条消息：“上海有雨！”难道这就是日本人不来的原因？这不正好吗？我为什么要着急呢！我宁愿丢脸，也不愿意日本人来。至于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还是没有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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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2日
我再一次赢得了我的面子，尽管这次我对面子问题已毫不关心！在今天，日本人开始了他们的狂轰滥炸——就是说推迟了一天。从上午的十点半到中午的十二点一刻，从下午的一点一刻至两点半，我们又遭到了相当严重的轰炸。除了来做客的克莱因施罗特外，大概有28个中国人蹲在了我的防空洞里，其中我所认识的还不到14人。在认识的人当中，有一个邻居是鞋匠，在和平时期，对鞋子的价格我们从不能达成一致的协定，因为他总是把自己返还给佣人的扣头也算在内，对这我只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比起其他的防空洞，我的防空洞并没有好多少，但它是在一个德国人的名义下建成的，可能也因此而显得特别的牢固。在这一天，我还经历了第五次、第六次空袭。我的中国工人，他们全都陷入沉默。如果没有克莱因施罗特和我的对话，防空洞里根本就听不到说话声。有人说，人就是这样慢慢地习惯战争的。可是此时这话也不能说是完全正确。我们极度紧张地注意倾听着空袭者突然俯冲的呼啸声，时时刻刻地等待着落下的炸弹声。今天的情况十分严重，肯定投下了不少的炸弹。到后来，我们不再计数了。在接连不断的爆炸声中，我们感觉到了大地在颤抖，我们觉得所有投掷的炸弹都是冲着我们来的。但是，根据我后来的查看，这些炸弹都落在了离我们的房子比较远的地方。
当第二次空袭结束的信号（长信号）宣布后，我就坐车出去查看了全城。日本人的目标很明确，他们特别针对了国民党中央党部，因为那里有中央广播电台的行政机关及播音室。在今天上午，电台还曾请我们去收取一笔欠款，幸运的是一个意外让韩（湘琳）先生和我没能去成。否则，我们到达那里的时候会正好赶上轰炸。我仔细查看了轰炸的走向。第一批炸弹坑就在距离施罗德博士家（他已在前一天去了汉口）约200米远的地方，直径约6米，深2~4米。现场和战壕周围没有造成更多的损失。施罗德家房子西边的窗玻璃全都被气浪震得粉碎。除此以外，没有发现别的损失。在第二批扔下的炸弹中，有一枚落在了铺有石子路面的繁华街道，也就是中山路有可能是中山北路。上，就在紧靠我们称之为“巴伐利亚广场”即山西路广场。的交叉路口，离德国大使馆不是很远。这个弹坑很快就被填上了，看来这枚炸弹没有造成人员死亡。再往南一些，就在礼和洋行办事处附近繁华街道旁边的空地上也有一个弹坑。它后面大概有4～6所房子全都布满了窟窿，屋顶严重损毁。我没有听说有人员伤亡，可能是当警报拉响后所有人都离开了房子。而紧靠中央党部大门的西边看上去情况要严重得多。通向交通学校（以前的炮兵学校）的街道拐角被炸没了，拐角处的一所房子也消失了。在它的后面，也就是紧靠城市铁道路基（火神埃利亚斯）的旁边，两枚炸弹共炸毁了6所房子。一大群人围着这个巨大的弹坑，正从这些废墟里寻找出尸体碎块，放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