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影幕后故事 作者:刘澍-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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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一定能拍好这场戏。”当时，已近中午12点，吴文华由于没有很好的演好这场戏，心里一直很难过，扮演她父亲的王主动对吴文华说：“我也吃不下饭，现在没有人，咱们自己排排吧！”就这样，吴文华和王“父女俩”在摄影棚里翻来覆去的折腾了一个多小时，吴文华一边排练一边琢磨着导演的指导要领。下午开拍时，一开始一切都很顺利，眼看这个镜头就要拍完，突然，只听“嘭”的一声爆裂声，摄影棚里的灯光熄灭了，原来是照明灯泡烧坏了2个，灯泡换好后，又接着开始拍摄。这时，摄影机从开始转动的“沙沙沙”响了没几下，就再也没有声音了，摄影师李生伟气得大声呵斥：“是谁把电源给关了？”原来是刚才换灯泡的时候，不知是谁在慌乱中把放在地上的机器的电源插头给踢掉了，当时，吴文华的脑子“刷”的一下子空白了，好不容易酝酿出来的情感，经过几次意外的差错，哪里还有什么泪水可流？蔡楚生当时也气得脸色煞白，坐在摄影机旁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这时，王为一一边叫大伙休息一下，一边用毛巾轻轻擦拭着吴文华脸上的汗水，并关心的说：“今天你太辛苦了，现在你什么也别想，靠在椅子上静静的休息一会儿，蔡老也累病了，发高烧39度，中午才打了一针，我要他下午休息，他不肯，一定要亲自来帮你拍好这场戏。”吴文华一听蔡老病了，脑子里马上清醒过来，鼻子一酸，泪水不由自主的在眼眶里滚动，蔡楚生见此机会，赶紧叫拍摄，这场“难度”戏终于完成。此时，蔡楚生高兴的甚至忘了叫停机，就急忙走到吴文华的面前，慈爱的抚摸着她的头小声地说：“演得真好！记住今天的情感，下面还有很多激情戏，完全可以借助这种感情。”后来在拍摄“海上遇难”、“破木漂流”等许多重场戏时，吴文华都是借助了这种情感，顺利完成了每一场戏的拍摄。
《南海潮》上集在全国公映以后，吴文华自感没有很好地演好阿彩，还浪费了许多胶片。蔡楚生又一次深情的对吴文华说：“国家培养一个大学生也需要花很多钱的，一切从头学起，能不交学费吗？艺术的道路很艰辛，今后要刻苦学习专业知识，能有机会进电影学院，系统地学点专业知识，那就更好了。”最后，蔡楚生又提醒吴文华说：“要永远记住自己还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工人，少听恭维的话，也不要害怕批评，要实实在在地干出一番事业来。”
主演完《南海潮》后，吴文华又被借到上影厂，参演了由赵丹与艾明之、徐韬、钱千里合作编剧，赵丹与徐韬、钱千里合作导演，赵丹主演的《青山恋》，在片中主演女2号徐英一角。
该片在选择男主角上，也是煞费苦心，国内各大电影厂和众多文艺团体的各类“英俊小生”虽然不难找到，但却并不符合剧中要求的那样，男主角阿喜的外形既具有渔民的朴实，又要有健壮的体魄，为了即将开拍的影片，真是急煞了蔡楚生和王为一。
当时，蔡楚生从北京前来广州，住在解放北路的省委招待所里，王为一经常去找他汇报工作进展。蔡楚生所在的省委招待所每天晚上都放映中外电影，招待入住有身份的客人。蔡楚生和王为一有时便坐下来通过观看电影，休息一下，调节神经。有一天晚上，两个人在观看一部香港故事片时，突然发现电影中的男演员身材健壮、粗犷，相貌朴实，很有阳刚之气，非常符合即将开拍的男主角金喜的形象要求。两人喜出望外，感到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于是，蔡楚生和王为一通过组织关系，寻找到出品这部影片的倾向进步的“长城影业公司”，再让这部影片的男演员张铮到剧组报到。
张铮原来的名字叫张乔夫，出生在上海，其父张德生是著名的京剧演员，作为一名技工，曾在解放初期随中央航空公司起义，处女作是1951年在上海大光明影片参加的周璇主演的影片《和平鸽》，同年加入香港长城影业公司，在《南海潮》之前，已经是出演了《孽海花》、《蜜月》等30部影片的老演员了，1962年他在大陆拍摄《南海潮》之时，还穿插在《血地恩仇》和《粉红色的梦》两个剧组里，忙得不可开交。在此之后，张铮又陆续在《五虎将》、《金鹰》、《艳遇》、《鸳鸯帕》、《秀才奇遇记》、《双女情歌》、《屈原》等影片中出镜。20世纪60年代参加长城影业公司的编导工作，与吴景平联合导演了《迷人的漩涡》，与黄域合作导演了《映山红》。后独立执导了纪录片《新疆奇趣录》、《云南奇趣录》、《中国自卫反击战》等影片；80年代曾在香港亚洲、丽的等电视台参与拍摄《新变色龙》、《怒剑鸣》、《IQ成熟时》等电视剧集，并著有小说、报告文学集、回忆录等。大陆观众从在内地放映的香港影片《巴士奇遇结良缘》、《欢天喜地对亲家》中，逐渐熟悉张铮中年时期所扮演的风趣、幽默的师傅和父亲的可爱形象。
影片在完成对白双片之后，还没有进行混录，王为一就迫不及待的携片亲自前往北京，请蔡楚生过目。蔡楚生便先邀请好友周扬部长一个人先看，周扬看完影片之后高兴得拍手说道：“此戏很好，故事曲折、复杂，只是感到光是一部戏就没有充分的机会完全表现出来，如果更充分一点，能不能分为上下两集，这样就有更大的发挥空间。”一席话让蔡楚生陷入了沉思，他经过仔细的思忖，决定采纳周扬的意见。周扬便与珠影厂的领导商量，请蔡楚生先放下手头上的工作，前往珠影，专心进行该片的修改和补拍执导工作。蔡楚生再次光临珠影，安营扎寨，坐镇指挥，对已经完成好的样片进行重新“分解”、“开刀”，丰富其中细节，穿插新的内容，增加连贯情节，开始补拍许多重新构思的镜头。
在二度拍摄中，蔡楚生边拍边走访广东许多地区的老革命，把他们讲述当年战斗、生活的真实情节，文学化、艺术化地再现于影片之中。其中，由初上银幕的从广东话剧团调往珠影的演员林岚扮演的地下党老马，在影片结尾处在刑场上被金喜等人救起，大家一同投奔游击队的重头戏，被蔡楚生调到影片下集的开端部分，以把人物、事件、年代延续得更远、更长，更复杂。
这样，蔡楚生整个打乱原来完成片的许多情节处理，再补充许多新增加情节的镜头，有时在头一天晚上进行充足的案头准备，分好了镜头之后，在第二天现场实拍时，又突发灵感，即兴改拍。蔡楚生决定待全片完成剪辑之后，再重新组合成上下两集，他特意想把该片跨度不同年代，拍成一部史诗式的影片，故特别在影片上集的开头和结尾处，加上一首对应剧情的诗，以男女声合唱、隶书字体、用开头时平静的海水和结尾处滚滚的浪潮的画面对应全片。七律诗共分为“序歌”和“尾声”两大段：“东海浪潮接云天，恩仇难忘忆当年；渔乡儿女斗争史，佳话流传入诗篇。”接着，从海滩上的一顶日本人留下的钢盔，让老年的阿彩引发感慨，对孩子们开始娓娓讲述起她年轻时代所经历的曲折故事。而影片的结尾是阿彩一家劫后余生在海上遇到张伯投奔游击队之时，歌声在一浪高过一浪的巨浪滔天中再次响起：“大海茫茫隐船踪，渔人泣血浪潮红；国破家亡无限恨，龙腾虎跃待春风。”
由此，总片名仍为原来的《南海潮》，上集定名为《渔乡儿女斗争史》、下集定名为《天涯海角恩仇记》。上集于1962年4月25日正式停机，并在原来已经完成片的基础上重新编剪，于当年下半年迅速在全国范围内公开放映。
影片的上集公映以来，备受圈内外和广大观众的瞩目和喜爱，上集打响了，下集的毛片和需拍的镜头，理应快马加鞭地赶制完成。此时，北京方面却是一个电报接着一个电报，向当年皇帝下诏书一样的催促着蔡楚生赶紧回去，因为当时全国文化艺术界的“文艺整风”运动正在全面开展。1962年5月以后，摄制组的人员整整等待了蔡楚生大半年时间，望眼欲穿，始终未能看到蔡楚生重返广州。
转眼间，1963年的新春又来临了，第三届《大众电影》“百花奖”评选活动开始张罗开来，广大观众和热心影迷群情激奋的踊跃参加这一声势浩大的、全国唯一的一次全部由观众和读者评选、在民间最有权威的电影盛事。《南海潮》上集生正逢时，一举夺得了最佳故事片奖、最佳编剧奖、最佳导演奖以及最佳女主角的第二名，此外，还获得了最佳配角、最佳摄影、最佳美工等主要大奖。在这里值得注明的是，此届评奖与前两次一样，所有奖项的设定，均由广大观众以选票多少，按票数最多的进行综合评定，直到《大众电影》“百花奖”因受当时文艺界再次“整风”中的重点批判“名利思想”和“功利主义”的严重干扰，在中断了长达17年之后的1980年又恢复评奖，其排列是按照前两届已经公开的顺序，却人为地有意抹杀真正第三届的评奖结果，这完全不符合历史真实情况，也是极不负责的。其恢复的评奖依然是延续了前三届奖项的步骤和方法，1981年和1982年的再次评奖，则是只在民间中评出最佳故事片和最佳男、女演员奖三项大奖，后来又在原前三届已设立的最佳配角的基础上，分别分解增加了最佳男、女配角奖两项奖，而其他奖项如最佳编剧、导演、摄影、美工等专业性奖项，则在1981年后改为和扩大由电影专家分类评选的“金鸡奖”。
当年，《南海潮》一片，在15项45个大奖中获奖最多，很受好评。在20世纪80年代初由粤语再翻译成国语，在国内外公开放映，成为新中国17年最有成就的喜剧片之一，从而也更加牢固的奠定了王为一“南国片”导演的突出地位。
当时，“百花奖”评选结果在内部统计完成后，并没有及时对外公布。其首要原因是由于受到国内国际出现的一种严峻的政治形势的影响，中共中央为此提出了“反修、防修”、贯彻“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方针。在当年年底，毛泽东主席对文艺界进行了公开的、严厉的批评：“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同时，在全国的广大农村和城市，开始进行了声势浩大的“四清”、“五反”运动。文化艺术界的领域，也同时开展了“文艺整风”运动，对文艺思想和文艺作品进行逐一的检查、批判。尽管毛主席所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方针，十分有利于新中国文艺的健康发展，但是，文艺界的形势仍是被政治因素所严格桎梏着，所以，一直而且是越来越充满着非常紧张的空气。第一、二届《大众电影》“百花奖”被视为“突出名利思想”，而遭到极左路线思潮的严重干扰。所以，第三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在1961年全国故事片创作会议的“新侨会议”的影响下，虽然是在继续进行着，但也不得不在当时政治空气日益紧张的时候，改变“作战策略”，改由中国电影家协会主办、中央文化部、解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