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想录-巴金-第4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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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真理，敢爱，敢恨，敢说，敢做，敢追求
如果先生活着，他决不会放下他的“金不换”。他是一位作家，一位人民所爱戴的伟大的作家。
七月底
鹰的歌
为了配合鲁迅先生诞生一百周年纪念活动，《收获》杂志向我组稿，我写了一篇《怀念鲁迅先生》。文章不长，但讲的都是心里话。我见过鲁迅先生，脑子里还保留着鲜明的印象。回想四十五六年前的情景，仿佛自己就站在先生的面前，先生是怎样的一个人，我有我的看法。我多么希望再有机会听先生谈笑，可是我不相信有所谓“阴间”或“九泉”，连我自己也快到“化做灰烬”的年纪了。写这篇短文的时候，我是受到怀念的折磨的。
七月底我把写好的《怀念》送到《收获》编辑部，拿到文章的清样后，再寄给《大公报·大公园》副刊的编者，当时他正在北京度假。
今年我在瑞士首都伯尔尼过国庆节，在我国驻瑞士的大使馆里听一位同志说，她在香港报上读到我怀念鲁迅先生的文章。回国后我杂事较多，也就忘记翻看自己的发表过的短文。倘使不是一位朋友告诉我有过删节的事，我还不知道我纪念鲁迅先生的文章在香港发表的不是全文，凡是与“文化大革命”有关或者有“牵连”的句子都给删去了，甚至鲁迅先生讲过的他是“一条牛，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和血”的话也给一笔勾销了，因为“牛”和“牛棚”有关。
读完被删削后的自己的文章，我半天讲不出话，我疑心在做梦，又好像让人迎头打了一拳。我的第一部小说同读者见面已经是五十几年前的事了。难道今天我还是一个不能为自己文章负责的小学生？
删削当然不会使我沉默。鲁迅先生不是给我们树立了很好的榜样？我还要继续发表我的“随想”。从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到一九八一年九月将近三年的长时间里，《大公园》连续刊出了我的七十二篇“随想”。我的“无力的叫喊”给我带来了鼓励和响应，主要依靠读者们的支持。我感谢一切对我表示宽容的人（《大公园》的编者也在其中）。
我的《随想录》好比一只飞鸟。鸟生双翼，就是为了展翅高飞。我还记得高尔基早期小说中的“鹰”，它“胸口受伤，羽毛带血”，不能再上天空，就走到悬崖边缘，“展开翅膀”，滚下海去。高尔基称赞这种飞鸟说：“在勇敢、坚强的人的歌声中你永远是一个活的榜样。”
我常常听见“鹰的歌”。
我想，到了不能高飞的时候，我也会“滚下海去”吧。
十一月下旬，未发表
《怀念集》序
病中闲不惯，编辑了一本《怀念集》，还为这小书写了如下的序言：
我把过去写的怀旧的文章集在一起，编成这本怀念的书，从头到尾重读一遍，仿佛在自己一生的收支簿上做了一个小结。不用说账上还有遗漏，但是我也看得出来：我负债太多。这么一大笔友情的债，像一个沉重的包袱压住我的肩头。在向前进的时候我反复思考（我不能不思考），我面前出现两条路：或者还清欠债，或者宣告破产。
我当然挑选前一条路，我编印《怀念集》就是为了还债，不是为了“赖账”。其实要赖账，现在也容易找到借口。有人不是在宣传忘记过去吗？这样的“号召”有理由，但可惜我不是一个没有感情、没有思想的木偶。“四人帮”迫害我不止十年，想使我“脱胎换骨”变成木偶，我几乎上了圈套，甚至可以说我已经在由人变木的路上走完百分之七八十的路程，然而我那一点点感情和思想始终不曾冻僵、变硬，我还保留了那么一点点我自己的东西。我所谓的“自己的东西”，就是我在这本怀念的书中记录下来的——我的经历、我的回忆、我的感激、我的自责、我的爱憎、我的复杂的思想感情以及我的曲折的人生道路。这些都是忘不了、赖不掉的，它们不断地折磨我的心灵。人怎么能忘记自己的过去呢？你难道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你难道真是永远正确的？你难道一生不曾负过债？难道欠下的债就不想偿还？最好还是先来个“小结”吧。
在这本书里我也记下了“四人帮”的罪行，我有不少的朋友是给“四人帮”或者他们的爪牙迫害致死的，而且有的人死得非常悲惨。他们死了，而我活下来，我活着并不是为了忘掉他们，而是为了让更多的人记住他们，为了让他们活下去。我活着不是为了“捞一把”补偿十年浩劫中的损失，我愿意把我这剩余的心血和精力，把我晚年的全部爱和恨献给我的社会主义祖国和勤劳、善良的人民。
我不讲假话，我不讲空话。这本书是为那许多位我所敬爱的人和对我十分亲近的死者而写的。我不能用污水玷污他们的纪念。虽然我不相信神和鬼，但是我经常觉得有许多双眼睛望着我，不放松我的一言一行。我不能不对那些敬爱的死者负责，《怀念集》里的每一篇文章都是我的无法背弃的誓言。
我不是白白地编写这本怀念的书，敬爱的死者都是我学习的榜样。说真话，我一直在向前看，也一直在向前进。对一个七十八岁的老人来说，我知道我的前面就立着“死亡”，可是我决不悲观，也决不害怕。我不想违背自然规律，然而我也要学习前人，严格要求自己。只有这样我才有权利怀念敬爱的死者。
一九八二年一月十三日
小端端（1）
一
我们家庭年纪最小的成员是我的小外孙女，她的名字叫端端。
端端现在七岁半，念小学二年级。她生活在成人中间，又缺少小朋友，因此讲话常带“大人腔”。她说她是我们家最忙，最辛苦的人，“比外公更辛苦”。她的话可能有道理。在我们家连她算在内大小八口中，她每天上学离家最早。下午放学回家，她马上摆好小书桌做功课，常常做到吃晚饭的时候。有时为了应付第二天的考试，她吃过晚饭还要温课，而考试的成绩也不一定很好。
我觉得孩子的功课负担不应当这样重，偶尔对孩子的父母谈起我的看法，他们说可能是孩子贪玩不用心听讲，理解力差，做功课又做得慢，而且常常做错了又重做。他们的话也许不错，有时端端的妈妈陪孩子复习数学，总要因为孩子“头脑迟钝”不断地大声训斥。我在隔壁房里听见叫声，不能不替孩子担心。
我知道自己没有发言权，因为我对儿童教育毫无研究。但是我回顾了自己的童年，回想起过去的一些事情，总觉得灌输和责骂并不是好办法。为什么不使用“启发”和“诱导”，多给孩子一点思索的时间，鼓励他们多用脑筋？我想起来了：我做孩子的时候，人们教育我的方法就是责骂和灌输；我学习的方法也就是“死记”和“硬背”（诵）。七十年过去了，我们今天要求于端端的似乎仍然是死记和硬背，用的方法也还是灌输和责骂。只是课本的内容不同罢了，岂但不同，而且大不相同！可是学生功课负担之重，成绩要求之严格，却超过从前。端端的父母经常警告孩子：考试得分在九十分以下就不算及格。我在旁听见也胆战心惊。我上学时候最怕考试，走进考场万分紧张，从“死记”和“硬背”得来的东西一下子忘得精光。我记得在高中考化学我只得三十分，是全班最末一名，因此第二次考试前我大开夜车死记硬背，终于得到一百分，否则我还毕不了业。后来虽然毕了业，可是我对化学这门课还是一无所知。我年轻时候记性很好，读两三遍就能背诵，但是半年以后便逐渐忘记。我到了中年才明白强记是没有用的。
几十年来我常常想，考核学习成绩的办法总得有所改变吧。没有人解答我这个问题。到了一九六八年我自己又给带进考场考核学习毛泽东思想的成绩。这是“革命群众”在考“反动权威”，不用说我的成绩不好，闹了笑话。但是出乎我的意外，我爱人萧珊也被“勒令”参加考试，明明是要看她出丑。她紧张起来，一个题目也答不出来，交了白卷。她气得连中饭也不吃。我在楼梯口遇见她，她不说一句话，一张苍白色的脸，眼睛里露出怨恨和绝望的表情，我至今不会忘记。
我还隐约记得（我的记忆力已经大大地衰退了）亚·赫尔岑在西欧亡命的时期中梦见在大学考试，醒来感到轻松。我不如他，我在六十几岁还给赶进考场，甚至到了八十高龄也还有人找我“命题作文”。那么我对考试的畏惧只有到死方休了。
我常常同朋友们谈起端端，也谈起学校考试和孩子们的功课负担。对考试各人有不同的看法。但是我们一致认为，减轻孩子们精神上的负担是一件必须做的事情。朋友们在一起交流经验，大家都替孩子们叫苦，有的说，学习上有了进步，身体却搞坏了；有的说：孩子给功课压得透不过气来，思想上毫无生气；有的说：我们不需要培养出唯唯诺诺的听话的子弟意见很多，各人心里有数。大家都愿意看见孩子“活泼些”。大家都认为需要改革，都希望改革，也没有人反对改革。可是始终不见改革。几年过去了，还要等待什么呢？从上到下，我们整个国家、整个社会都把孩子们当做花朵，都把希望寄托在孩子们的身上，那么为什么这样一个重要问题都不能得到解决，必须一天天地拖下去呢？
“拖”是目前我们这个社会的一个大毛病。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可以这样说，不过我的确是这样想的。
二
也还是端端的事情。
端端有一天上午在学校考数学，交了卷，九点钟和同学们走出学校。她不回家，却到一个同学家里去玩了两个小时，到十一点才回来。她的姑婆给她开门，问她为什么回家这样迟。她答说在学校搞大扫除。她的姑婆已经到学校去过，知道了她离校的时间，因此她的谎话就给揭穿了。孩子受到责备哭了起来，承认了错误。她父亲要她写一篇“检查”，她推不掉，就写了出来。
孩子的“检查”很短，但有一句话我现在还记得：“我深深体会到说谎是不好的事。”这是她自己写出来的。又是“大人腔”！大家看了都笑起来。我也大笑过。端端当然不明白我们发笑的原因，她也不会理解“深深体会到”这几个字的意义。但是我就能够理解吗？我笑过后却感到一阵空虚，有一种想哭的感觉。十年浩劫中（甚至在这之前）我不知写过、说过多少次“我深深体会到”。现在回想起来，我何尝有一个时期苦思冥想，或者去“深深地体会”？我那许多篇检查不是也和七岁半孩子的检查一样，只是为了应付过关吗？固然我每次都过了关，才能够活到现在，可是失去了的宝贵时间究竟有没有给夺回了呢？
空话、大话终归是空话、大话，即使普及到七八岁孩子的嘴上，也解决不了问题。难道我们还没有吃够讲空话、大话的苦头，一定要让孩子们重演我们的悲剧？
小端端（2）
我惟一的希望是：孩子们一定要比我们这一代幸福。
一月二十日
怀念马宗融大哥（1）
罗淑（世弥）逝世后十一年，她的丈夫马宗融也离开了人世。他是按照回族的习惯，举行公葬仪式，埋在回民公墓的。宗融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