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情曹雪芹-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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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情曹雪芹】
历史题材创作近年来相当火热，却一度聚焦于皇室冲突、后妃矛盾及宫廷斗争，而对代表中华民族的精英们反而有所忽略。这应当说是前一段时间文艺创作的一大偏向。从先秦的孔子、孟子、老子、庄子、屈原，直到清代的蒲松龄、吴敬梓、曹雪芹、龚自珍、王国维等，他们这些人物可都是铸造了我们民族精神和民族品格的“大写的人”啊！可在当今的小说、电影、电视、戏剧中很难见到他们的身影、他们的追求和他们的贡献，这不能不说是时下文坛艺苑的一大遗憾。
还好，已经有了一些有识之士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并着手补偏救弊。徐淦生先生写了厚实的一部《悲情曹雪芹》。当然，具体到曹雪芹，因为其家族的原因，不得不卷入宫廷纷争，那是无法回避的。但徐淦生先生没有更多地去渲染这些，而是将这些当做铸造曹雪芹人格和才华的环境和氛围，较好地把握了处理的分寸。
在英才与磨难之间是否有必然联系；到了今天这似乎也成了一个问题。据说比尔·盖茨等就没经历过什么磨难，照样成为叱咤风云的人物。我这方面没研究，没有发言权。但我想，自古以来能成就一番事业的，无不经受了诸多的磨难。比尔·盖茨等如果真像人们说的那样，估计也是历史的特例，我也愿意这样的特例在新世纪成为常例。可惜，到现在这个阶段，不论中外，我们看到的却是：只有经由磨难，才能使人更加透彻地理解人性的种种表现，更加切肤地理解社会的运转和变迁，并一定要不被磨平了、磨圆了，方可能脱颖而出。至少在知识界、文化界、艺术界可以这么说。
而且，最好还是青少年时期的磨难，才更容易铸就坚毅的性格，培养远大的理想。现代伟大的鲁迅先生便是如此。而当年的曹雪芹比起鲁迅先生来就更有的说，曹家起初更富庶，但后来跌落得更彻底，成了罪臣子弟。败落那时他才十三岁，就渐渐地领略了人间疾苦和世态炎凉。父叔罹难，亲友背叛，家人失散，作为个人能遭遇到的苦难他几乎全遇到了。但他没有沉沦，而是执起了笔，最终基本完成了前无古人、后也难有来者的巨著。
伟大的文艺作品从来不只是作者身世的重现，尤其像《红楼梦》这样博大精深的巨作，绝不能单纯看做是曹雪芹及其家族生活的描摹。索隐派、考据派试图从《红楼梦》中去探寻微言大义，又都从曹雪芹的家世和经历中寻找蛛丝马迹，自然是雾里看花，水中捞月。但作品与作者的家世和经历之间的确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只要我们不要那么机械、那么刻板，我们还是可以将作品与作者的家世和经历进行互证的。而且，就是作者的虚构和想象，不论多么超逸，也仍可从作者的直接经历、间接经验中找到其依据和根基。所以古代人讲究“知人论世”是很有道理的。我们对曹雪芹的家世、经历及清初的历史状况愈了解，我们对《红楼梦》的理解才能愈深入。
徐淦生先生在创作中遵循了“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历史题材创作规律，在尊重历史真实的前提下，充分发挥了其想象力。小说相当真实地描绘了曹雪芹跌宕起伏的一生，以及他所处的环境，他所交往的人们。书中对几位女子的塑造尤其成功。卿卿、玉莹、紫雨、墨云、嫣梅等都栩栩如生，她们中的几位惨死也让我们痛心疾首。男性中，十三龄的仗义、丁汉臣的忠诚与曹桑格的奸诈、陈辅仁的卑鄙等等，也都跃然纸上。这些我们差不多都可以从《红楼梦》中找到他们的影子，所以说史实与小说有时是可以互证的。
但有些地方交待过多，还是没有完全把握好历史资料与艺术想象之间的辩证关系，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如何将枯燥的史料化为生动的形象，的确是一大难题。
更高地要求，如果能通过曹府及李家这两个封建家庭的兴衰，写出封建制度吃人的本质和必然衰亡的趋势就更好。《红楼梦》之所以伟大，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深刻地揭示了这一点。事实上曹家及李家（令人想到荣宁二府）中发生的一幕幕，也提供了很好的创作基础。书中涉及的翠萍与她的表弟安怀远被三太太迫害致死，如果不从个人恩怨着眼，是完全可以深掘其深厚的社会历史意蕴的。我们不能要求徐淦生先生达到曹雪芹的水准，曹雪芹毕竟只有一位，但若以曹雪芹及其《红楼梦》为叙述对象，那远远地望其项背还是应当的。
尽管有一些思想上、艺术上的不足，但《悲情曹雪芹》还称得上是一部比较成功的作品。而且作用注意顾及到当代的审美趣味和艺术时尚，因而我想，如果改编成电视连续剧，并有一些出色的编导演参与，那应当是一部感人至深的佳作。
著名评论家朱辉军
2007年11月27日凌晨
公元一七二一年，清康熙五十一年七月初的一天夜里，二更多天。两骑快马在朦胧的月色下飞驰而来，他们来到东直门城门外翻身下马，两个人掏出腰牌举在手里，冲着城门楼子上大声地喊：“城上哪位爷该班儿，您给开一扇城门缝儿，我们是给康熙老佛爷送密折的。”
“你们是从哪儿来的？”城门楼子上站岗的旗兵在发问。
“江宁，江宁织造署，曹大人有密折奏闻哪！”
“等等儿，容我回禀一声千总老爷。”
“劳您驾啦！劳您驾啦！”
约摸着过了两袋烟的工夫，吱的一声地城门开了一道缝儿，从里边走出来一个当官的。江宁织造署专送密折的家人，一年不知道得来多少趟，他们明白出来的这位就是门千总，于是赶忙上前请安：“给门千总老爷请安！”
半夜三更的把千总老爷给提（ｄī）溜起来，他当然不高兴，可有密折奏闻他又不敢耽误，所以才耷拉着脸子，问了一句：“腰牌呢？”
“嗻嗻，请验腰牌。”其中的一个家人举起腰牌接着说：“奴才马志明，北京人，四十一岁。”
门千总身后的旗兵凑过来举起灯笼照亮儿，门千总念着腰牌上的铸字：“马志明，黄面无须，四十上下，身高七尺，北京口音。”他看了一眼马志明，点了点头。
另一个家人没等再问，已经把腰牌举了过来：“奴才安泰，正白旗包衣，三十五岁。”
门千总验看他的腰牌：“安泰，色黑体壮，三十上下，身高六尺，北京口音。”他看了一眼安泰，说了句：“放行！”
千总身后的旗兵把城门又开得大了点儿，马志明从怀里掏出来一锭二十两的元宝，双手捧到千总面前：“回千总老爷，我家大人说了，半夜三更的惊动老爷跟弟兄们，实在是不过意，这二十两银子，求您赏给大伙儿买包茶叶喝，您可千万别”
门千总用手指了指他身后的旗兵，一扭头走了。马志明会意，忙把银子交给旗兵，跟后边的安泰招招手，两人拉着马进了东直门。纵身上马、双足点镫，又给了马屁股上一鞭子，好在夜静更深，街上一个人也没有，相隔三十几丈才有一根杆子，上边点着一盏小油灯，过一个时辰有人背着梯子来给添一回油，这种街灯你说它没用吧，可亮着哪，你说它亮着吧，可什么用也没有，诚所谓徒有虚名。
马志明、安泰来到东华门外，把马缰绳拴在树上，步行过了护城河，给门卫的旗兵请了安说明来意，门卫让他们到回事房去递密折。
马志明、安泰站在回事房门口喊了声：“回事。”
屋里有人搭碴儿了：“哟嗬！这是哪位呀，半夜三更的还回事哪？您就进来回吧。”
“嗻嗻。”马志明跟安泰一前一后推门进了屋，一瞧原来认识：“哟！敢情是孙公公该班儿，敢情好，敢情好。”一边说着一边请安：“孙公公吉祥！您老人家可是发福啦！”
“哟！是你们二位，江宁织造署曹大人派来的。有什么急事儿啊，我能打听打听吗？”
“瞧您说的我们大人病了，病得还挺重。连这折子都是苏州织造李煦李大人代上的呀！”
“哎哟！——曹大人连密折都写不了啦！”
马志明从怀里掏出来一个锦匣，连同密折双手放在孙公公的书案上：“这是我家老爷跟李大人孝敬您老人家的一块汉玉，半夜三更又得劳累您进去跑一趟。”
“哎哟——远啦！远啦！我跟曹、李二位大人可是莫逆之交，年底下他们进京述职，我得罚他们！好了，我马上把折子送进去。你们二位也骑了一天的马啦，累得够呛，早点歇着去吧。”孙公公把锦匣揣在怀里，点上灯笼拿上奏折走了。
孙公公手里提（ｄī）溜着“气死风”的灯笼来到乾清宫，他抬头瞧了瞧，天边一钩冷月照在殿脊上的飞檐，时而闪着反光，殿门外雕栏玉砌庄严肃穆，再加上夜深人静鸦雀无声，总有些让人毛骨悚然的感觉，这时正巧吹来一阵冷风，吹得铁马声声更加使人不寒而栗。孙公公不由得打了个寒战，只好怯生生地一路小跑儿来到乾清宫的殿门外，他先定了定神儿，轻轻地咳嗽了一声，殿门果然从里边慢慢地拉开了一条缝儿，走出一个人来，孙公公提起灯笼来一照，赶紧请安：“梁总管，是您老人家该班儿，您吉祥，您吉祥！”
“什么事儿啊？”梁九功说话时把声音压得很低。
“密折奏闻。”
“哪来的？”
“江宁织造曹寅、苏州织造李煦。”
“你来的可真是时候，康熙老佛爷日理万机，多累呀，这两天睡的又不安稳，这才刚刚眯瞪着”
“这可不是晴雨折、请安折”
“是什么？”
“送密折的人说”
“什么人在外边说话？”从殿内传出来康熙皇帝的声音。
“嗻。是奴才，今有江宁织造曹寅、苏州织造李煦的密折奏闻。”
“拿进来。”
“嗻。”总管梁九功接过奏折跟孙公公挥挥手，孙公公会意，一安到地，然后起身退出乾清宫。
乾清宫的东配殿内点着了蜡烛，康熙皇帝翻身坐起，含了口茶水漱了漱口，然后把水喷在地上，梁九功把奏折摆在小炕桌上供皇帝御览，这份奏折是苏州织造李煦代替江宁织造曹寅写的：“江宁织造臣曹寅于六月十六日自江宁来至扬州书局料理刻工，于七月初一日感受风寒，卧病数日，转而成疟，虽服药调理，日渐虚弱。臣在仪真视掣，闻其染病，臣遂于十五日亲至扬州看视，曹寅向臣言：‘我病时来时去，医生用药，不能见效，必得主子圣药救我，但我儿子年小，今若打发他求主子去，目下我身边又无看视之人，求你替我启奏，如同我自己一样。若得赐药，则尚可起死回生，实蒙天恩再造’等语。臣今在扬州看其调理，但病势甚重，臣不敢不据实奏闻，伏乞睿鉴。”
康熙皇帝看完奏折一声长叹：“唉——”
梁九功赶紧凑上一步：“怎么了？老佛爷，江南能有什么事儿吗？”
“曹寅比朕小几岁？”
“您怎么忘了，他比老佛爷小四岁啊，今年五十五，曹大人怹”
“发疟（ｙàｏ）子。”
“老佛爷您别着急，这种病在江南可并不罕见哪。”
“弄不好也能要了命。你派人传太医马上把外国进贡的‘金鸡纳’送来，这种药治疟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