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观主义的花朵-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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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我终将老去，没有人能阻止这件事的发生，你的爱情也不能，我将从现在起衰老下去，开始是悄无声息的，然后是大张其鼓的，直到有一天你看到我会感到惊讶——你爱的人也会变成另一个模样。
我们都会变成另一个模样，尽管我们都不相信。
阿赵在固执地胡闹，狗子在固执地喝酒，徐晨在固执地换姑娘，爱眉固执地不结婚，老大固执地无所事事，我固执地作你的小女孩，我们固执地在别人回家的时候出门，固执地在别人睡觉的时候工作，固执地东游西逛假装天真，但是这些都毫无意义。
你要知道我已经尽了力，为了答应过你的事我尽了全力，你专横而且苛刻，你求我，你要我答应，你要我青春永驻，你要我成为你的传奇，为了你的爱情我得年轻，永远年轻，我得继续任性，我得倔犟到底——你只爱那个女孩，那个在时间的晨光里跳脱衣舞的少女。
我们从年轻变得成熟的过程，不过是一个对自己欲望、言行的毫无道理与荒唐可笑慢慢习以为常的过程，某一天，当我明白其实我们并不具备获得幸福的天性，年轻时长期折磨着我的痛苦便消逝了。
“凡是改变不了的事我们只能逆来顺受。”我们的需求相互矛盾、瞬息万变、混乱不堪，没有哪一位神祗给予的东西能令我们获得永恒的幸福。
对于人的天性我既不抱有好感，也不抱有信任。
夜里，我又梦见了他——他的头发完全花白了，在梦中我惊讶极了，对他已经变老这个事实惊讶极了。我伸出手去抚摸他的头发，心中充满了怜悯
实际上他永远老不到那个程度了。
九个月前，我在三联书店看到陈天的文集，翻开首页，竟然有他的照片。陈天从不在书
上放自己的照片，但是现在不需要征得他的同意了。我看着照片上的那张脸，鼻子，眼睛，嘴唇，下巴，这个人似曾相识，仿佛跟我有着某种联系，那感觉就像我十八岁见到他时一样，但是具体是哪一种联系却说不清。
我买了那四本书，用书卡打了九折。
那天晚上，我一直在读那些书，黎明破晓之前，他出现了。
我在熟睡，我看见自己在熟睡，他紧贴着我，平行着从我的身体上方飞过，他的脸和我的鼻尖近在咫尺，他如此飘过，轻轻地说：“我是陈天。”好像我不知道是他似的。的确，那张飞翔的脸看起来不是陈天，仿佛一个初学者画的肖像，完全走了样子，特征也不对，但是我知道是他，除了他别无他人。
陈天曾经多年占据着我的梦境，在那里徘徊不去。
此刻，在北京的午后，在慵懒的，刚刚从夜晚中苏醒的午后，在所有夜游神神圣的清晨，在没有鸟鸣，没有自行车的叮当声，没有油条气味的清晨，我想起他，想起吸血鬼，想起他们的爱情。
我试图谈起他。
首先应该谈起的不是陈天，而是徐晨。
徐晨竹竿似地顶着个大脑袋，不，那是以前的记忆，他的脑袋不再显得大了，像大多数三十岁的男人一样，他发胖了，不太过分，但还是胖了，这让他显得不像少年时那么青涩凛冽。
这是我的看法，我知道他会不以为然，他爱他不着调的，结结巴巴的，消瘦的青春时光——比什么都爱。
“我是一个温柔提供者。”徐晨一边说一边点头，仿佛很同意他自己的观点似的，然后又补充说，“我是一个作家。”
“对，没错，美男作家。”
“偶像作家。”他纠正我。
“人称南卫慧，北徐晨”我拿起桌上的一张《书评周刊》念给他听，他的照片夹在一大堆年轻美女作家中显得很是突兀。
“胡说八道！”他把报纸抢了扔到一边，“完全是胡说八道！”
“你不是要成为畅销书作家吗？急什么？”我奇道。
“我指的畅销书作家是海明威！米兰昆德拉！再说说，普鲁斯特都算！”
“原来是这个意思。”
我和徐晨可以共同编写一本《误解词典》，因为几乎所有的问题，我们都需要重新界定和解释之后，才能交谈。我们经常同时使用同一个词，却完全是不同的意思。我们就在这种深刻的误解中热烈地相恋了两年，还曾经赌咒发誓永不分离。
像大多数恋人一样，我们没有说到作到。
但是在讲述这一切的一切之前，我应该首先指出我对故事的情节不感兴趣；其次不标榜故事的真实，像前两年那些领导潮流风头正健的年轻作家们常干的那样。这两点都基于我不可改变的身份——一个职业编剧。
我是以编造故事来赚钱的那种人，对这一套驾轻就熟。想想，一个故事怎么能保证在二十集，900分钟的时间里恰当地发生、发展、直至结束，有的故事要讲很久，有的虽好却很短小，而我必须要让这些形态各异的故事具有统一性，而且在每个45分钟之内都有所发展，出那么几件小事，随着一个矛盾的解决又出现另一个矛盾，到一集结束时刚好留下一个悬念。如果这套戏准备要在台湾的黄金档播出，长度就要加长到三十集，因为他们的黄金档不接受二十集的电视剧，而不在这个档播出就不能挣到钱。所以我曾经接过一个活儿，把一个电视连续剧从二十集变成三十集。加一两个人物是少不了的，男女主人公嘛，只能让他们更多一点磨难，横生一些枝节，多误解一段时间。
我说这些无聊的事儿是为了让读者明白，我讨厌丝丝入扣地讲一个曲折动人的故事，那是一种手艺活儿， 稍有想象力的人通过训练都能做到。当然这之间“好”与“不好”的差别就像“会”与“不会”那么大，但手艺必竟是手艺。
比如说吧，几个月前我和朋友一起看一张叫作【十七岁的单车】的电影DVD；这是个不错的电影，电影节的评委们也看出了这一点，给了它个什么奖。问题是我们饶有兴趣地看到一半，碟片坏了，我们气急败坏地对着那张盗版盘加施了各种酷刑，它依然不肯就范，吱吱嘎嘎地响着就是不肯向前。最终众人只得放弃，个个丧气不已。为了安慰他们的好奇心，我以一个编剧的责任感为他们编造了后面的情节。几个星期后，当时听故事的人给我打电话，说电影的后半部分和你讲得所差无几，你肯定早就知道。我当然不知道，我不是说电影的故事是个俗套，而是说编剧的思路是可循的，如果你还凑巧认识这个编剧，对他的偏好略知一二，那就更好解释了。
我现在想作的是忘掉手艺，忘掉可循的思路，寻找意义。但是说实话，这种手艺已经融入了我的生活，在不知不觉中甚至左右我的生活。
曾经有人对我说：“我喜欢你。”
我回答他说：“我还真不好意思说你说了一句蠢话。”
我向你保证我不是真心想说这句话，他一说出上句话，我脑子里马上有了五六种可以表达各种情绪的对应台词。就着当时的氛围我选择了这句，因为这么酸的一句台词后面应该解构一下。这些念头都是一刹那产生的，等我看到那人脸上一脸尴尬，才知道自己选错了台词——不符合我的人物性格。
生活的真实性都值得怀疑，其他的就更别说了。
就我本人而言，我不相信任何作品的真实性，一经描述真实就不再存在，努力再现了一种真实，却可能忽略了另一面的真实，我们永远只能从自己的角度谈论世界，有的人站得高看到的角度多于其他人，但说到底，仅仅是这个差别。我讨厌虚构，真实又不存在，但是我们依然写作。在这真与假之间我希望能够明析事物和事物间的关系，寻找思维的路径，发现某种接近真相的东西。写作对我便是这样一个过程。
两人初次幽会的时候，卡莉娜从手指上取下戒指扔进河里。“幸福到来的时刻，”她对佩特库坦说，“得给它加上一丁点儿轻微的苦涩：这样就能记得更牢。因为人对不愉快的时刻比对愉快的时刻记得更长久”
塞尔维亚人帕维奇在他那本关于神秘部族哈扎尔的书里讲到这个故事。
跟卡莉娜的观点一样，我倾向认为我们最爱的人是给我们痛苦最多的人。这是一种难得的天生禀赋，一种张弛有度的高技巧能力，因为太多的甜蜜让人厌倦，太多的痛苦又引不起兴趣，能使我们保持在这个欲罢不能的痛点上的人，我们会爱他最久。
爱眉说这是土星对我的坏影响——认为爱情是件哀伤的事是魔羯座的怪癖。
我生在冬天，太阳落在由土星统治的魔羯座。土星是阴性的，否定的星体，以不可动摇的绝对意志控制着它的王国。“像北方的冬天一样冷酷无情。”我们分手的时候，徐晨这样形容我。
冷酷无情是魔羯座的恶劣名声。
徐晨是我大学时的恋人，我们的故事就情节上来讲没什么好说，它和其他的青春故事同出一辙，当然所有的此种故事都同出一辙——相爱和甜蜜，伤害和痛苦，还有分手。我们有过最纯洁甜蜜的时光，而后的互相伤害也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从而都给对方留下了深刻印象。我敢说，我们在相互伤害中达到的理解，比我们相亲相爱时要多得多。
后来凭着魔羯座一丝不苟，拒绝托辞的态度，我试图回忆起我们之间的本质冲突。我得说，的确是本质的冲突，而不是鸡毛蒜皮的小事。
举例子说吧。
在我们相亲相爱的日子里有一个周末，我们约定在天坛门口见面，约会是四天前定的，那时候电话和呼机还不普及。
到了那一天，俗话说的：天有不测风云，外面狂风大作，暴雨突降，我躺在床上发着高烧，于是让同学打电话到他宿舍的门房，留言说约会取消。但是，他还是去了。他在暴雨中等待，希望我如约前往，朦胧的雨雾中，他看见我裹着雨衣坐在大门前的石头台阶上瑟瑟发抖，雨水顺着头发流了满脸，脸色苍白如纸，他跑过来把我抱在怀里，我向他微笑，滚烫的身体在他的手指下颤抖，然后就昏了过去
——故事的后半部分没有发生，因为当时我正躺在宿舍的被窝里。这个景象是徐晨在给我的信中描述的，他告诉我这才是他梦想的恋人。我知道如果我能在这个故事里死掉就更完美了，他会爱我一生一世，为我写下无数感人肺腑的诗篇。我居然在能够成就这种美丽的时候躺在被窝里，让他大为失望。
徐晨是个不可救药的梦想家。他决不是分不清臆造的生活和现实之间的分歧，而是毫不犹豫地坚持现实是虚幻的，而且必须向他的头脑中的生活妥协。
你爱一个人，或者讨厌一个人可能是因为同样的事。
就像我。
说起来，年轻真是无助，我和徐晨在完全没有经验，也没有能力的时候接触到了我们所不能掌握，无法理解的东西，唯一能够帮助我们的只有本能。我的本能是离开他。
“我深深爱着的人，你得坚强，你得承受我能想象出的最大的苦难，你将会跟我一同死去。”——十九岁的疯狂的徐晨。
分手是他提出的，让他惊讶的是我同意了。于是他要求和好，我拒绝，再要求，再拒绝。在这一点上，我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