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少了一味药-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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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慕容雪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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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写在前面（1）
写在前面
二○○九年末，我混进了江西上饶的一个传销团伙，在其中生活了二十三天。那是一个未曾经历的世界，就像《西游记》中的盘丝洞和狮驼国，或者是爱丽丝穿过兔子洞到达的那个古怪去处，每件事都很荒谬，远远超出了我的想象。我生于“文革”，长于中国，自以为对人间荒谬略有所知，到了上饶才知道，原来我的经验不过是豹之一斑，荒谬的年代从未真正终结，它就在我们身边。
在那黑暗的二十三天，我看到善良的好人被骗子愚弄，过着悲惨的生活；我看到人们离乡背井，为一个谎言虚耗时光；看到被践踏的伦理和情感，每个人都在欺骗自己的亲人；我看到病体孱弱的老人、营养不良的青年，他们经过了邪恶的教育，越发乖张和贫穷，对社会抱着深深的敌意；我看到家破人亡的惨剧，也看到洗脑的严重后果。
我始终在问自己：为什么一个愚蠢的把戏竟能欺骗如此多的人？为什么传销者竟敢明目张胆地行骗？为什么传销一打不绝、再打不绝、总打不绝，甚至连打击本身都成为了行骗的借口？
最后我不得不承认，这就是一片适合传销的土地。所有传销者都有相同的特点：缺乏常识，没有起码的辨别能力；急功近利，除了钱什么都不在乎；他们无知、轻信、狂热、固执，只盯着不切实际的目标，却看不见近在眉睫的事实。这是传销者的肖像，也是我们大多数人的肖像。传销是社会之病，其病灶却深埋于我们的文化之中，在空气之中，在土壤之中，只要有合适的条件，它就会悄悄滋长。
正文 写在前面（2）
二十三天中我看了很多，也想了很多，现在我把它写成一本书，书中没什么过人的见识，只有一些平常的人、平常的事，和一些人人都该知道的家常话。诗人马雅可夫斯基常在自己的书里写一句话：供内服用。我希望这本书能够成为一剂苦药，可以在人们心中植下清醒的抗体，帮助他们抵御传销病毒。这邪恶的瘟疫肆虐已久，世间苦无良药，但愿我能够为此做点什么。
传销不算什么新鲜事，大多数中国人都听过，很多人都有切肤之痛，电视、报纸连篇累牍地报道，人们听多了，见惯了，就把它当成一只烂苹果，既不问它为什么腐烂，也不在乎它烂到什么程度，轻挥手就把它丢到脚下，任它在那里彻底烂透。
这是一个公开的秘密，就在每个人眼皮底下，却极少有人愿意真正睁眼看看。传销者不了解传销，因为他们格式化的脑袋已经无力辨别；普通人也不了解，因为他们离得太远，而且根本就不在乎；连那些神通广大的媒体人也缺乏真正的了解，他们报道传销、拍摄传销，却常常忽视传销，很少把它当成一个真正的问题。没有人明白其中的道理：传销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它怎样洗脑？洗脑又是怎样实现的？为什么传销者竟会为了一个愚蠢的谎言如此狂热？
根据可信的统计，到二○一○年，中国大陆的传销者已经接近或超过一千万，这数字还在不断增长。这些人大多都是受害者，最终将一无所获，两手空空。他们经过了长期的邪恶教育，都患有程度不同的“善迟钝症”：人格扭曲、藐视道德、仇恨社会。接下来将是一个无比艰难的困局：在不远的将来，就在我们身边，将有一千万个赤贫而且走投无路的人。一千万个。
二○○九年二月二十八日修订的《刑法》中新增了“组织、领导传销罪”，把“传销”定义为“组织、领导以推销商品、提供服务等经营活动为名，要求参加者以缴纳费用或者购买商品、服务等方式获得加入资格，并按照一定顺序组成层级，直接或者间接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计酬或者返利依据，引诱、胁迫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参加，骗取财物，扰乱经济社会秩序”的活动。这个定语很长，读起来也很枯燥，但已是迄今为止对“传销”最权威的定义了。
正文 写在前面（3）
（二）
这条法律所定义的“传销”还是上个世纪的事。二十年间这病毒几经变异，早已不复当年的面目，现在绝大多数团伙甚至都不提供任何商品和服务，只是单纯地欺诈和拉人头（活跃在广西等地的“纯资本运作”就是明证）。在我看来，“传销”二字本身就有待商榷，既然没有“销”，也就谈不上“传销”，它就是明明白白的诈骗。它扰乱的不仅是市场秩序，更是基本的公序良俗；它不仅骗钱，而且害人，乱人心智、坏人健康、毁人家庭，如果把这时代的道德比喻成一个满身流血的病汉，传销者干的就是往他身上一把一把地洒盐。
按照《刑法》，普通诈骗罪的最高刑期为无期，盗窃罪甚至可以判死刑，而“组织、领导传销罪”的社会危害更大，对人的摧残更深，量刑却明显过轻，对普通传销行为只处以“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才处以“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在我看来，这样的刑罚似乎过于仁慈了。
如果可能，我希望给这种罪行以更准确的命名（例如参照国外法律，将之命名为“金字塔诈骗计划”），在刑法中单独列罪，或者归并到“金融诈骗罪”或“非法集资罪”。与它所犯下的巨大罪恶相比，除了死刑，再重的刑罚都不算过分。
金字塔诈骗计划在所有国家都是犯罪行为。我们虽然在一九九八年取缔了传销活动，但大多数国民都对此问题不清不楚、不明不白。常见的误解主要有以下几条：
一、认为传销在国外是合法的，只有在中国才是被禁止的；
二、认为传销是进步的新事物，而传统的卖场销售是落后的旧事物；
三、认为传销本身不是坏事，只是因为人的素质不高，好事才变成了坏事；
四、认为传销分为两种：合法传销与非法传销；
正文 写在前面（4）
五、认为传销确实能够赚钱，只是政府不允许。
这些全是错的。我们平常所说的“传销”，其实就是“金字塔诈骗计划”，它在哪里、在任何时候都是犯罪行为。除了幕后最大的黑手，普通参与者不仅赚不到钱，反而要赔光一切，赔上时间、金钱、健康，赔上亲情、友情与爱情，甚至还要赔上生命。
二十年间这种病毒已经产生了几代变种，光我知道的名目就不下二十个，除了所谓的“连锁销售”，还有（纯）资本运作、直复营销、直复加盟、框架营销、网络营销、网络加盟、人际连锁、人际加盟、加油站每个名目背后都是数不清的团伙，每个团伙都有数千、数万乃至数十万人。
这是经济邪教，也是恐怖的瘟疫。二十年间，千万人身陷其中，千万亿资金流失。数不清的家破人亡，数不清的兄弟反目，数不清的流离失所，数不清的罪恶滔天，数不清的灾难横生
然而这眼皮底下的罪恶却一直没能引起人们的重视，有人视之为“疥癣之疾”，有人视之为蠢人才会上当的把戏，媒体渲染一下、报道一下，转过身就丢到脑后。人们依然漠视，依然姑息，依然纵容。而传销者就躲在我们身边的黑暗洞窟中，被骗、骗人，过着猪狗不如的生活，睁着血红的眼，怨毒地瞪视着整个世界。
在《水浒传》第一回，洪太尉揭开封皮，放出了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从此开启了一个动荡流血的时代，千万人死亡，千万人于路痛哭。这故事与中国传销如出一辙，巧得很，妖魔飞走的地方就在江西龙虎山，离上饶很近，在那里，我曾亲眼目睹这些转世的妖魔如何横行人间。
很多人都有同样的困惑：一个好好的人，怎么就能被别人洗了脑？我的经历证明：洗脑是再容易不过的事，只要合适的环境、足够的时间，给一个人洗脑不会比格式化一张电脑磁盘更困难。人类的理性貌似强大，实则从来都不可靠，把狼驯化成狗很困难，把人变成蠢人则十分简单，要想把一个正常人变成传销者，只要抬抬手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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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为了洗脑，传销团伙编造了大量的谎言，这些谎言可以分为三大类：
首先是“合法性谎言”。为了证明自己合法，每个传销团伙都会竭力与“传销”本身划清界线，把自己说成是一个“新生事物”，国家支持这个新事物，引进他们，暗中扶持他们，并且为他们制定了大量的行业标准和行为规范，大到入伙费交多少钱，小到每顿饭吃多少米、吃几瓣蒜，全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国家法律。在这个过程中，他们还会编造大量的领导讲话、会议精神、媒体报道，把层层光环都扯到自己身上，然而我们知道：这世上能发光的不仅是太阳，污水里冒出的肥皂泡也会偶尔泛出微光。
其次是“伟大使命谎言”。此处他们要虚构一个黑暗的社会现实：经济危机、物价飞涨、民生凋敝、企业破产而更加不堪的是中国居然加入了WTO，洋货即将大举入侵，到时没破产的也要破产，破了产的再破一次，真叫个“千钧一发，危于累卵”。正是这种种内忧外患，国家才破例引进了他们，要靠他们振兴中华、抵御列强、发展经济、造福人群一句话，中国的未来就指望他们了。为了这个伟大的使命，大多数团伙都会强迫他们的成员饿肚子，即使饿得要死，这些可怜的人们依然觉得自己在拯救国家。
再次是“美妙前景谎言”。每个团伙都会以百倍乃至几百倍的暴利来引诱新人：投入三千八百元，两年回报三百八十万；投入三万六千八百元，回报一千五百万为了证明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他们还会虚构出许多有名有姓的发财故事，把马云、黄光裕这样的企业家也指认为传销英雄。这本来只是个单纯的金钱骗局，但在传销者口中，它还同时是一个国家培养人才的摇篮，成才之后，国家会扶持他们做官，扶持他们经商，甚至会安排他们免费出国深造。这些话是如此难以置信，但是他们每个人都信以为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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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谎言，传销团伙还有一套完整的洗脑程序：先创造出一个真空环境，禁止成员接触任何外界信息；然后营造出温馨的家庭氛围，所谓“行业就是一个大家庭”，使成员放松警惕、消除顾虑；还有宗教般的仪式、军事化的管制，使人无条件服从，并能从中体会到宗教般的神圣与狂热；最后的也是最重要的：这些谎言要讲上一百遍、一千遍、一万遍，在全国各地，在大江南北，在每个城市的黑暗角落中，这些荒谬的理论和言语不断地被重复、重复、再重复。我说过，人是虚弱的动物，而语言的暴力就是最大的暴力，这是与世隔绝的黑暗洞窟，当狼牙棒高高举起，再坚硬的脑袋也只是一堆血肉之泥。
一九六○年，安徽凤阳的武店公社有个医生叫王善生，那时正是三年困难时期，许多人患有浮肿、闭经和子宫下垂，公社干部找王医生来治疗，他看了看，说治不了，因为“少了一味药”。
那味药就是粮食。
五十年后，有一种社会之病久治不愈，原因也是少了一味药，这味药就是常识。
十八世纪时，托玛斯·潘恩写过一本小册子，名字就叫《常识》，这本书的重要性堪比一七七六年的《独立宣言》，它既不深刻也不晦涩，更没有什么过人的见解，却把许多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