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和他的三位夫人-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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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娜毕竟是坚强的女人，她把四儿一女叫到身边来，把父亲的留言一一给了他们，并叮嘱道：“你们的爸爸到他应该去的地方去了。他是中国人，他的岗位在中国。”
和夫、博孙已经上中学了，很懂事了。小哥儿俩把胸脯一挺，齐声对妈妈说道：“那我们也要到中国去，我们的岗位也在中国！”
“这个，妈妈以后再想办法”
几天以后，郭沫若回国的消息在上海报纸上发表了。日本外务省首先得知了这一消息。千叶县警察局由于监视不力，遭到了训斥。于是他们一怒之下，立即闯到市川来，对郭沫若的寓所进行了彻底的搜查。
一个警察把榻榻米翻了起来，看看下面藏着什么东西没有。另一个警察打开了壁橱，把里面的衣物统统扯到地上，又一件一件地翻寻查看。
“咚咚！嘭嘭！”
几个警察一边吆喝一边把天花板撬了下来。大概他们怀疑天花板里隐藏着什么秘密文件，诸如郭沫若的书信文稿之类
安娜一言不发，默默地站在旁边，观察着警察们的横暴行径。她的嘴巴没有说话，但她的眼睛里分明满含着愤怒和蔑视：“啊啊，这就是大和民族吗？”
一番彻底地搜查以后，满屋子狼藉不堪了。但警察们一无所获，因为安娜早就把郭沫若的文稿送到了岩波书店妥为珍藏了。恼羞成怒的警察，不由分说把安娜抓去监禁了起来。
监房是长条形，宽约六尺长约一丈。左右两壁是砖墙，前后两面是铁窗。房间里面只铺着一张日本式的草席。人关在里面就像是关着猩猩。
郭沫若曾经在这样的监房里被拘留过。现在又轮到他的妻子安娜了。
日本军国主义者对外发动野蛮的侵略战争，对内残酷地镇压人民群众。在布满全国的大大小小的监狱里，关押着许许多多的左翼分子和反战人士。人间的愤怒、抑郁、幽怨、号叫，充塞在那些阴暗的监牢里。实际上，整个日本就没有一寸乐土净土。
安娜是日本人，但警察对她甚至比对郭沫若还要凶狠。这位日本的女儿，只因为她的丈夫是中国人，是郭沫若，就遭到自己同胞的百般虐待。
他们紧紧揪住安娜的头发，把她掀翻在地，又狠命地把头触地，发出嘭嘭的沉闷的声响。安娜的头疼得像要炸裂开来了，继而又昏沉沉的，什么都不知道了
下一次，他们把安娜倒吊起来，用皮鞭抽打。一条条鞭痕烙印在安娜的身上，她周身感到火辣辣的疼痛。
每当安娜遭受皮鞭之苦时，她总是在心中默默地念着耶稣基督，念着自己的丈夫郭沫苦。耶稣和郭沫若是她精神上的两根支柱。
十天以后，安娜才获释。她知道儿女们在焦急地盼望着妈妈能早点回家，但安娜不愿意让孩子们看到她这样一副“囚徒”模样，从而在心灵上蒙上一层厚厚的阴影。她的儿女们都像郭沫若留白上所说的那样“无病息灾地成长起来”，是安娜作为母亲的最大的愿望。所以，在回家的路上，安娜临时改变了主意，她没有即刻奔回家中（她是多么想回家，想看到儿女们啊！），而是顺便先到一个朋友家痛痛快快洗了一个澡，把监狱生活给她身上带来的污垢统统洗掉了，又借了一件干干净净的衣服穿在身上，这样，她才一瘸一拐地回到家里去。
鸿儿看到妈妈回来了，一边亲热地叫着一边扑到妈妈身上。可是，身体健壮的妈妈走起路来一瘸一拐的，大腿上还留有一块青紫色的肿块。鸿儿心里明白：这是被毒打时留下的伤痕。
“妈妈，你受苦了呀！”
安娜抚着鸿儿的脸，亲切地说：“没什么，妈妈挺得住。妈妈什么苦都能吃。”
“可是——”
“鸿儿，你想爹爹吗？”
鸿儿连连点头：“想！想！”
“妈妈总要想个法子的。”安娜对鸿儿也是对自己说道，她的脸上重又闪耀出圣洁的光辉，这种光辉虽经牢狱的折磨却未曾失去光彩。
安娜前后被监禁过三次，都坚强地熬过来了。她毫不屈服。她支持中国抗日，支持丈夫回国抗日。她说：“只要我的丈夫工作得好，我不怕，苦一点也行。”
当时，除了安娜和小儿子志鸿是日本国籍外，其余三个儿子和一个女儿都是中国国籍。日本军部要让他们都加入日本国籍，诡称只有这样才能受到“保护”；不然的话，在日中交战的现在，他们作为敌对国的子民就会受到虐待。
日本军部的用心是很险恶的：只要郭沫若的儿子们加入了日本国籍，就能明正言顺地把他们强征入伍，让儿子去进攻父亲的也是他们自己的祖国。
“母亲是伟大而坚强的，当事情涉及到她所产生和所热爱着的生命的时候。”（高尔基语）对于日本军部企图强行改变儿女们国籍的企图，安娜严正拒绝了。她对军部说：“他们都是中国的血统呀！中国的人呀！中国的骨肉呀！”
拒绝加入日本国籍就意味着继续遭受虐待和欺凌，安娜对此是有充分的思想准备的，日本军国主义者野心极大，战线过长，兵员不足，为了补充炮灰，竟连学生和未成年的人也强征入伍。两个大一些的儿子均已到了入伍的年龄。安娜用全力保护他们，她知道保护了儿子就是保护了儿子的爸爸，同时也就是保护了儿子和丈夫的共同的祖国——中国。她对儿子说：“军部无法拍到一张你们身穿军装站在中国土地上的照片。要让你们去和爸爸打仗，根本做不到！因为。因为有妈妈！”
“妈妈！妈妈！”孩子们簇拥着安娜，亲热地叫着，亲着。在儿子们的眼睛里，妈妈可亲可敬，不愧是一家的顶梁柱。如果说在父亲身上寄托着他们的理想和希望，那么妈妈就是他们目前唯一的依靠了
由于战争的关系，郭沫苦回国以后和安娜音信中断，也没有再给妻儿们寄过钱。在艰苦的岁月里，安娜独自维持着她和五个儿女一共六口之家的生计。生活的重担再次压在了她的肩上——不，生活的重担从来也没有从她的肩上卸下来过，如今更是加重了。自从郭沫若离开日本以后，安娜就痛切地感到生活下去只有靠自己，此外别无他路。
她们的家住在市川镇的郊区，四围是青翠的农田。安娜租了几亩地，和孩子们一起辛勤耕耘劳作，全家的主食和蔬菜勉以为继。农忙的时候，她还替别的农家打短工，这样可以多挣几个钱用。
稻谷成熟了，田畴一片金黄。安娜顶着烈日，帮农家收割。只见她弯着腰，低着头，熟练地挥舞着镰刀。一行行稻谷在她手下倒伏了，一滴滴豆大的汗珠从她脸上滴落到地上。几个小时连着干下来，汗水湿透了她的衣衫
地瓜、白薯成熟的季节，安娜又在田里忙碌了。从日出劳作到日落。每当夕阳垂西之际，她总要情不自禁地朝着西方眺望：中国在日本的西边，她的丈夫在中国。
一天劳动下来，安娜累得全身酸痛难忍。但她从不在儿女面前流眼泪，或者抱怨什么。女儿最能体贴母亲的心，每当母亲疲惫的身体瘫倒在榻榻米上的时候，淑子总要跪伏在妈妈身旁，伸出两只手来，轻轻说道：“我给你按摩按摩”
安娜心里感到一阵温暖，全身的肌肉和骨骼关节仿佛顿时轻松了许多。她用充满爱抚的眼睛看着女儿，叮嘱说：“淑子，你要好好读书，好好学钢琴。妈妈累死累活，也要挣钱养家，让你们受到良好的教育”
安娜有她自己的计划：她要让和夫学化工，博孙学建筑，佛生学水产，淑子学完数学后再到京都大学学习建筑她总为郭沫若学医而没有成为医生而感到遗憾，所以她努力要使儿女们都成为有专业能力、能对社会做出实际贡献的人。这是安娜的计划，也是她的希望，她的梦想。为此她愿意为儿女们献出母亲的一切，就犹如她作为妻子对丈夫郭沫若献出了一切一样
有一段时间，安娜为了维持一家人的生计和支付孩子们的教育费用，从同情她的熟人那里借到了一些无息贷款，经营过建造和出售房屋的生意。不久，日本政府对建筑材料实行统制管理，这项生意就维持不下去了，安娜不得不往山里去跑单帮。
——“买柿子啦！金黄的柿子啦！”
——“谁家做酱汤？我这里有圆滚滚的豆子啦！”
不少人家听见喊声开开门来探头探脑地张望。安娜笑容可掬，弯腰行礼，嘴里还说道：“请多多关照！多多关照！”
大家都高兴买她的东西。因为价格合理，态度又好，与那些漫天要价、唯利是图的小商贩子迥然不同。
有时候，安娜也把食品送到东京女子大学去兜售。那些日本女学生听淑子讲过“佐藤富子”的故事，一个个争先恐后地买，嘴里还甜甜地叫着“佐藤妈妈。”
安娜是知识女性。她的丈夫郭沫若是中国著名的作家，在日本也相当有名气，曾经得到过西园寺公望的赏识。但她为了生活，不得不像一个小商人一样跑单帮，做生意，四处叫卖。她从不间断地这么做着“下人”的活计，而且也不介意自己的穿戴寒酸。这正是安娜生存价值的具体体现。她顾不上什么脸面不脸面的，但无论她做什么事，她的脸上总有一种圣洁的光辉在闪耀。那是上帝赋予她的。
在那些困难的日子里，上帝和安娜同在，郭沫若和安娜同在
（十）拍拖
好像是命运的有意安排，郭沫若从日本回到上海后不久，便通过林林的介绍与于立群相识了。
第一次见面，于立群给郭沫若留下了深刻的、美好的印象：仅仅二十来岁，梳着两条小辫子，穿着一身蓝布衣衫，面孔被阳光晒得半黑，差不多就和乡下姑娘那样。作为一个女演员，她在戏剧电影界已经是能够自立的人，却丝毫也没有感染着几乎是无人不染的时髦的气息。言谈举止稳重端庄，绝无一般女明星的轻浮与浅薄。这和郭沫若当时立定大戒“不接近一切的逸乐纷华”正相合拍。
郭沫若之所以对于立群一见如故，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他在日本期间曾经结识了天津《大公报》驻东京的女记者于立忱，并一度与之过从甚密。1937年5月于立忱回到上海后自缢身亡。于立群是于立忱的胞妹，郭沫若从于立群的脸上仿佛又看到了于立忱的面影，好像断了线的风筝又飞回到了他的身边，他的手中仍握有那半缕的轻丝。
这次见面，于立群把大姐思念郭沫若的诗交给了他。郭沫若用微微颤抖着的手接过了亡友的遗诗，注视着亡友的胞妹，心情十分激动。他想自己对于立忱的最好的纪念，莫过于此：“我有责任保护立群规战争，争取最后胜利的必要途径。，但愿我能把爱她姐姐的心转移到她的身上！”
从此以后，郭沫若和于立群就经常见面了。郭沫若是功成名就的文学家和社会活动家，年长于立群二十四岁，又加之是胞姐的挚友，所以于立群对他是十分敬重与爱戴的。而郭沫若也把保护于立群的责任义不容辞地放在了自己的肩上。
“八·一三”日军进攻上海，淞沪抗战开始。上海文化界积极投入了抗日救亡的宣传运动。由郭沫若任社长，夏衍、阿英、于伶任编辑的《救亡日报》于8月24日出版，与广大读者见面。该报报头由郭沫若亲笔题写，郭沫若经常在《救亡日报》上发表诗文鼓动民众抗日。郭沫若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