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成败录-第5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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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经国与最敬重、思念的母亲毛氏见面,在母亲身边一住就是一年,过着乐陶陶的天伦生活。这是一个政治导演的绝妙的安排,“政治企图”溶于亲情中,通过血缘的自然循环,把外在的震撼带进脑海,去引爆心灵的震撼;修身养性,闭门思过,要蒋经国读《曾文正公家书》和《王阳明全集》,尤其对于前者,特别注重,他要假“圣人”之“经”让“逆子”从思想上回归;责令反省,写出书面反省材料,不仅以备有案可查,更是为了强化“改造”,巩固“洗脑”成果。
一个“共产主义信仰者”,一个曾经用最严厉的言词鞭笞过自己的儿子,就这样被蒋介石的“洗脑术”驯化了,不仅昔日的信念荡然无存,而且,成为围剿“共产主义”的骨干,成为蒋介石统治的忠实的卫道士,成为蒋介石最放心的接班人。这印证了他所奉行的一个信仰哲学:“天下没有不变的信仰”。
值得指出的是,蒋介石对蒋经国的“洗脑”成功,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那就是蒋经国在回国之前,思想已开始发生了变化,由于斯大林和苏联党的极端“左”倾的政治路线,同时也由于他在基层对苏联实际的了解,现实与他理想化的宣传存在着巨大的反差,加上他的特殊政治背景受到的冷遇,他的思想在渐进地变化着。正是由于思想上有了缝隙,蒋介石的“洗脑”术才能奏效。
术篇第103节 儿子推“新政”(1)
儿子推“新政”,父亲幕后观其效
对蒋经国进行洗脑,加以驯化,不是蒋介石的最终目的,他所需要的不是唯唯诺诺的奴才,而是能担大任的“接班人”。因此,在继续巩固“洗脑”成果的同时,他要把蒋经国放到艰苦环境磨砺,使其尽快成器。
事例:
蒋经国接受父命,结束“隐士”生活,前往赣南赴任,驶进他的政治生涯新历程的第一站。
1.熊式辉巧取政治棋子,精心安排巧防范。
蒋介石打算安排蒋经国到基层磨砺,这一意图被具有“政治敏锐力”的熊式辉揣摩到了。熊时任江西省主席,虽属政学系,但也称得上是蒋的宠臣。他向蒋提出让蒋经国到江西去“代职”,正合主子的心意。那是蒋介石举起与武汉政府分庭抗礼的旗帜的地方;也是他与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率领的红军厮杀,付出高昂代价的地方;那也是他悉心经营,倡导新生活,培养骨干的地方。他希望儿子在那里有所作为。
蒋经国到达南昌后,熊式辉先是安排他任保安少将副处长;随后,打算让“太子”兼任“江西省政治讲习学院”总队长。但是又怕蒋经国抢了他的地盘,因为这是他的一亩“自留地”,如果让他“抓行政干部,侵蚀政学系的基础”,那将自断“才”路。对于精明的政客来说,政治交换是要计算成本的,如果这种交换不能赢利那是不会交易的,更不会做蚀本的买卖。于是,熊式辉把蒋经国安排到“新兵督练处”任处长。新兵督练处的任务是轮流调训省保安团队。这是一个出力不讨好的差事。给“太子”升了职,又没有让他能占到多大便宜。人们都说政学系老谋深算,由此可见一斑。
然而,人算不如天算。一个苦差,却给了蒋经国展示自己新风的良机。他的新风与“国军”的官风形成鲜明对比,江南在《蒋经国传》中对他的表现是这样说的:“没有架子,平易近人,和士兵在一起,同住宿,同起床,共同吃大锅饭,官兵一体,亲如家人。”这样的评语,给人感觉不是在说一个国民党的军官,倒好像是在说共产党的军官。不用说他全部做到,仅做七分,就足以令人刮目相看。
属下的风光可以为上司添光彩,然而,“功高震主”这也是政客们所忌讳的。于是,熊式辉改派蒋经国到江西赣南任行政专员,兼任赣州县长。地区专员,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属“地厅级”,熊式辉送这么大的“人情”,也可以看出这位资深政客的“马屁”功老道。但是,专员这个位子,位高权不大。而且那个地方难出“政绩”,你“太子”都搞不出什么名堂来,那老蒋就不要责怪我无能了。
据说,熊式辉对小蒋作此安排,还有一个目的,就是防范。担心蒋经国“赤色”复归,“率领保安团上庐山打游击”,那对于熊式辉来说可不是好玩的事情了,蒋介石不要他的脑袋搬家才怪了呢。
2.推行“良心政治”,热闹有余,成事不足。
赣南专区管辖11个县,曾经是中央红军所在地。自然条件差,红白对峙,战争不断,生产力受到严重影响。红军撤走后,返乡团复辟,土豪劣绅与军人相勾结,鱼肉百姓,下层社会的百姓苦不堪言。社会风气败坏,官员们贪污腐化,横征暴敛;黄、赌、毒在官吏的庇护下泛滥成灾。
蒋经国到任后,直逼赣州县的积弊,推行“良心政治”,采取措施,革新社会风气。一是禁赌、禁烟、禁娼,打击恶势力。打击矛头直指犯事的官吏及其亲属,严惩有严重劣迹的富户。用铁的手腕,打击恶势力。当时他提出“对赣南的浓厚的封建力量,毫不留情持极严格的手段”,这里所说的“封建力量”,包括流氓、地痞、土豪、劣绅。蒋经国认为这些人是“建设新赣南的敌人”,必须把他们打得落花流水。这一行动初见成效。曹聚仁用夸张的词语评价说:“许多顽强的恶势力,到了他的面前,竟乃冰山立消,说来近乎奇迹。”
从人们深恶痛绝的恶势力下手,且有实际行动,比较得人心。于是乎,什么“蒋青天”之类的传闻不翼而飞。
二是践行新风,影响每况愈下的政风。他在形式上还保留了在苏联的工作作风。上任后,以身作则,不坐公家雇用的三轮车。短装草履,在黑巷、在农村巡视。遇到老百姓,就与他们在田间、商店拉起家常,天南地北,谈得投机,从中体察百姓疾苦。江南先生在《蒋经国传》中做了一个统计:从1939至1940年,一年跑了900英里,绕赣南三次,顺口说得出专区有多少桥梁和水利工程。这与那些养尊处优的旧官僚相比,形成很大的反差。当然,他想以自己的行动去影响整个官僚层,那可能只是一厢情愿的事情,他们怎么会模仿你呢?
三是推行四项革新举措。第一,加强教育建设。主要是建托儿所、幼稚园、小学。其想法是,进行智力开发,人力投资。第二,进行社会革新。主要是进行移风易俗。第三,实行“统治式”的经济政策。政府对各种日用品比如盐、米等统制起来,定量出售,企图抑制通货膨胀。第四,办干训班,训练干部。他认为“干部应当是黑暗中的明灯,狂流中的砥柱,负有转变社会风气的责任”。因此,他注意抓干部的培训。在虎岗举办被称作赣南的“黄埔”干训班。大门口的木牌上写着“做官的莫进来,发财的请出去”的对联,用心表达办学的宗旨。
术篇第104节 儿子推“新政”(2)
这些活动,就他主观愿望而言,确实是真心想进行社会革新,他将这种社会改革定位为“良心政治”。但是,进行社会变革,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需要互动,这些社会积弊的总根源是国民党统治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基础。如果从根本解决起,势必动摇国民党的统治基础。在原有的制度上修修补补,这很难取得很大成效。实际情况是,尽管蒋经国的这些作为被中外媒体竞相报道,炒作、拔高,对政风民风的推动是相当有限的。只不过是热闹有余,成事不足。
3.宣布“五年计划”,现代化市镇梦难圆。
蒋经国的新政,不仅在政治层面,而且还在经济建设上提出了近似于幻想的计划。他拟定了“五年建设纲要”,纲要规划在五年内把各县城建为现代化标准城市,并且将各县28个旧市镇,改建为现代化的市镇。在其他主要经济指标方面也是开出了让人瞠目结舌的指标。这样庞大、浮夸的规划,是通过一个专区将他脑海中对未来中国的空想的表达。他在专区县长会议上说了一个未来中国的梦。他说:
“那时的赣州,一路所望到的都是花园树木,而且警察也没有了,路上都是机器来指挥交通,自卫队也没有了,因为大家都能安居乐业,没有土匪强盗,所以用不到自卫队了(全境只有穿白色服装的政治指导员)。赣南大礼堂,也移到南康去了大礼堂之正中在转映纽约的电影和维也纳的音乐,几处电视的幕上,正在映出伦敦的足球赛。那时候,已成为电气化的世界。”这是一个宏伟的计划,五年内把极其落后的赣南变得如此的发达,不用说建成,就是设计图纸都难以完成。蒋经国不仅大胆地想像,而且要以火箭似的速度去实现,这太浪漫了。艺术创造需要浪漫,然而建设需要脚踏实地。
这是一个美丽的空想,它暴露出初出茅庐的蒋经国的从政弱点,急功近利,冲击有余,务实不足。他自己也承认,“很多事情‘缺乏详细计划’”。
蒋经国在赣南锻炼是很投入的。舆论界对他是褒扬的,他毕竟给国民党带来新鲜气息,人们对国民党的陈旧腐朽的政风十分厌烦。而国民党官场对这个“异军”进行了围攻,告状的、批判的,不乏其人。这也不奇怪,因为,一方面,蒋经国的从政之道与国民党政风格格不入。于是乎,在国民党营垒里,他被认为是“有共产党气质的国民党”,把被他们的蒋委员长称作“共匪”的作风带到国民党里来,那还不如临大敌,群起而攻之?另一方面,蒋经国在赣南的新政,打击恶势力,触及到权贵们的利益。更为重要的是,国民党的地方政治本来就是官绅合治的权力结构。如果深入下去,朝这个弊端开刀,那将动摇国民党的根本。这也是令他们恐惧的结果。
评析:
蒋介石把蒋经国安排到江西代职,是其培养接班人的一个重要步骤。其成功之处在于,第一,高度信任,不因其历史上的不同“信仰”以及革命的行为,抱成见,刻意加以防范。因为江西赣南曾经是红色根据地,革命影响不会完全消失,如果蒋介石对蒋经国有怀疑的话,不会安排他到这样的地方去锻炼,更不会让他在那里呆那么长的时间,尤其是告状不断时,他却没有感到这种危险性。他对经过“洗脑术”驯化了的儿子已有十分的把握,到底是不是“有共产党气质的国民党”,他最清楚。
第二,不直接插手,而是托付给自己信任的政客去安排蒋经国锻炼的工作,一方面可以避嫌,另一方面,地方官接近于实际,可以做出比较恰当的安排,同时,也不至于引起儿子的特殊化的念头。
第三,静观其效,后台支持。在蒋经国在江西代职锻炼期间,蒋介石没有对儿子如何行事作具体的指示与要求,放手让他去作为,当出现反对声时,仍予以支持。
第四,扬其所长。蒋经国在赣南的一套做法,有明显的苏联政风的痕迹,蒋介石不是要儿子收敛,而是让他去践行独特的政风;即使是急功近利,做表面文章,也不出面反对。这与蒋介石让蒋经国对江西去的指导思想有关,他就是要儿子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