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成败录-第3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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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文戏不成，诉之武力。蒋介石坐上国民党政权最高宝座后，对各路异己军事集团的崛起耿耿于怀，不解决这些“诸侯”，将后患无穷。起初他打算唱文戏。１９２８年，蒋介石与宋子文等共同制定了《军事善后整理案》，以节省财政开支，实行和平建设为名，在上海、南京分别召开全国经济会议，大造裁兵舆论。宋子文提出了裁兵以保证建设的方案，当时全国共有８４个军，１８个独立旅、２１个独立团，这些部队一年共需军费６．４亿元，大大超过全国总收入的４．５亿元。因此必须裁军，蒋介石通电全国，要求各军事集团予以配合，并提出裁军的实际方案。按照这个方案，将现在的２００个师裁减为５０个师，裁掉１５０个师。命令各集团军自行办理。这一方案等于这要各路“诸侯”的命，各地方军事集团一致抗命。
术篇第64节 分而制之（2）
文戏不行，只得诉之于武力。１９２９年，蒋桂为争夺湖南，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以“彻查桂军侵湘”为由，调军西上，引起战端。３月，蒋以国民政府名义下达《讨伐令》，指名李宗仁、白崇禧“借革命之名义以消灭革命”，“实为革命之障碍，三民主义之叛徒”，宣布“免去本兼各职，听候查办”，并令前方各军，对桂系所属各军“痛加讨伐”。蒋桂战争以蒋介石取得胜利而告终。
第三，以升迁为名，行调虎离山之计。１９３６年，李、白在陈济棠的拉拢下，发动了事变，再次起兵反蒋。蒋在解决了陈济棠之后，本来想用武力解决桂系。但由于日本侵略者步步进逼，使之不便对桂系用兵。当时蒋的谋士熊式辉向蒋建议用调虎离山之计，把白、李再次分开。７月，突然以国民政府的名义免去李宗仁、白崇禧的广西正副绥靖公署主任职务，另外任李宗仁为军事委员会委员，任白崇禧为浙江省主席，让黄绍竑任广西的主管官，看起来，他们都荣升了，但蒋介石包藏祸心，是为了将桂系拆散。也许蒋介石用意过于明显，也许是与蒋介石长期斗法的桂系已经老练了，不但不领蒋某人的假情假意，倒反客为主，邀请各抗日反蒋的党派，共同反蒋。
评析：
春秋无义战。通常情况下，在蒋介石与李宗仁、白崇禧的桂系军事集团之间在军事较量和政坛争斗上，大部分纷争是为了他们各自集团的私利，很难定一个谁是谁非。
国家需要统一，军队应该统编，尤其是在中日民族矛盾加深，民族危机严峻的形势下，尤其应该集中力量一致对外。蒋介石掌握中央大权，提出统一口号，削平包括桂系在内的军事山头，有一定的道理。问题在于他要削他人的军事山头，而自己搞嫡系更大的山头，这是在蒋介石统治时期军阀现象长期存在，桂系始终难以拆散的基本原因。
从谋略角度考察，蒋介石为了解决桂系军事集团，合纵连横，花费了极大的精力，使用了各种手段，有一定的成效，但收效并不很大。这并不是因为蒋介石的权术不比对手高明，而是对手在长期与蒋的斗智斗法中长了见识，始终保持着很高的警惕性，增强了自护自卫的能力。桂系是强打不散，久分不裂，越聚越强，到了上个世纪４０年代末，在国民党政权的大厦将倾时，落井下石，终于把蒋介石从最高宝座上拉了下来，李宗仁过上了一次“总统”的隐，尽管前面有个“代”字。政治权力的游戏天然设定的规则，有时看起来还算是公平的。
术篇第65节 巧离间，拉弱抑强（1）
离间计是兵家和政治权谋家经常使用的计策。始处于《周易．比卦》。《象》曰：“比之自内，不自失也。”说的是，如下手下的人顺从统领者，是吉祥之兆。亲比辅助发自内心或内部，不会失去自我。这是一种人际关系的常理。兵家、权谋家则加以发挥，将其用之于计谋。其用计的逻辑是，人们通常相信亲比辅助来自内部，便不会导致自己的失败；如果内部出现裂痕，就可能为外部敌人所利用，因此，统治者时刻提防内部生变。兵家和政治权谋家常常利用这一心理，进行离间，搞乱其内部关系和政党的秩序，从中渔利。蒋介石对付各路“诸侯”，也常常使用此计法。
事例：
蒋介石离间冯玉祥与阎锡山的关系，是一则典型例子。
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之间有说不尽道不完的恩恩怨怨。他们时而拜把结盟，时而又反目为仇。在冯閰之间，他想方设法离间冯阎关系。拉拢相对弱一些的阎锡山，共同抑制力量强的冯玉祥。
１９２６年，国民党在广东誓师北伐后，冯玉祥和阎锡山分别宣布响应，共同对付北洋军阀。北伐由于这两支“异军”的加入，增加了北方对吴佩孚的钳制，这也是北伐军胜利进军的因素之一。蒋介石叛变革命后，形成南京政府与武汉政府的尖锐对立。在宁汉对立的过程中，冯玉祥，支持了蒋介石，尽管冯有自己的打算。他是想让蒋介石尽快发兵继续北方，以共同对付张作霖奉系军阀，所以他声称要以武力帮助蒋介石。这对蒋介石是一个不小的支持。
随后，冯以调停人的身份，在郑州撮合蒋汪合流，一致“分共”。此后，虽然宁汉之间兵戎相见，但很快国民党中央政权在南京统一。蒋介石由国民党中央推举为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并决定四个分会主席：广州政治分会主席为李济深；武汉政治分会主席为李宗仁；开封分会主席为冯玉祥；太原分会主席为閰锡山。国民党新军阀四大派别，决定继续北伐，进攻张作霖的奉系。张作霖见势不妙，向全国发出通电，匆匆忙忙撤出关外。至此，北洋军阀长达１６年的统治，宣告结束。国民党第二次北伐取得胜利。
国民党第二次北伐，不同于第一次北伐，第一交北伐是革命正义之师，所依靠的是以工农为基础的全国民众，是以武装为主体的革命群众运动。而第二次北伐是单纯的军事行动，其依靠力量是新军阀，第二次北伐胜利成为了新军阀的分赃闹剧。在旧中国，军阀为了扩张势力范围，最看中的是地盘。有地盘，就有兵、有枪、有钱、有粮、有财，也就有了政治地位，总之，地盘是其赖以割据的基础。因此，北伐结束后，四大军事集团就围绕如何分赃，各自挖空心思，使出浑身的本领。
按照论功行赏，那冯玉祥为北伐出力最大，承担了主要的战斗，而且冯家军英勇顽强，战斗力强。在北伐前，他被北洋军阀赶到西北地区，西北地区素来土地贫瘠，人烟稀少，没有多少油水可捞。因此，十分想获得东部有油水的地区，最好是北平、天津。这两个地方，仅海关收入一项，就比甘肃一省还要多。按照冯玉祥的想法，他肯定将得到这两块地方，因为，二次北伐，他出的力最大，而且在蒋处境危难之时，挺身相助，有恩于蒋介石这小老弟，蒋介石这小老弟肯定会以李相报。
阎锡山也在打自己的算盘，山西军队在北伐中出关比较晚，刚出娘子关，重要战斗已经结束，阎锡山正在犯嘀咕，但也很想得到一块大肥肉。他虽然出力少，但其政治手段圆滑，诡计多端，是冯玉祥所不能及的。考虑蒋介石的军队都在南方，一时半刻不能编撰北方，所以他以为好地方只能是冯玉祥了。他明里暗里支持蒋介石，共同对付北冯玉祥。１９２８年５月，蒋介石到石家庄，与阎锡山会谈中，阎挑拨道：“请你翻开历史看看，哪个人没吃过他的亏？”蒋介石点头不语，阎锡山点到为止。
其实，蒋介石找阎锡山会谈，正是要他的这席话。此行的目的就是要离间阎冯联盟关系，从话音中听到阎冯并非铁板一块，有空子可钻。他决定巧施离间计，使冯阎联盟的裂痕扩大，为我所用。就目前的态势，将华北的任何地方让给谁都是不可接受的，但蒋介石也有自己的难处，他的军队刚刚扩大，除了嫡系部队，收编的军阀部队是一些杂牌军，部队很弱，还很难对付冯阎的军队。如果在华北占领的地方太多，势必会使自己的军队战线太长，造成冯阎的联合，这样使自己的处境困难。所以，华北暂时不能自己要了，要了，聚宝盆可能成为大包袱。但华北到底交谁代管呢？他决定把这个难题，变成施行离间计的一个载体。
他决定把冯玉祥想要得到的东西，偏不给冯，而是给阎。二次北伐，几个大军事集团势力空前扩张。面阎锡山军事集团的势力不大。从实力对比看，冯玉祥的部队最接近自己的力量，对自己构成的威胁最大。如果将比较富裕的山东、京、津交给冯玉祥，刺刀加上金钱，那后果对自己极为不利。所以，他要防冯一手。此外，若给阎锡山，那还可以使冯玉祥把对分赃不均的怨气朝向阎锡山，北方的冯阎联盟的裂缝可能会更大，这有利于分而制之。到底如何实施这一计策，蒋介石也颇费了番心思。
术篇第66节 巧离间，拉弱抑强（2）
６月，蒋介石到河南新乡与冯玉祥会面，对于河北和北京、天津地盘的分配，先不表明自己的态度，而是征求冯的意见。冯玉祥久居西北贫瘠地区，十分希望蒋介石论功行赏，将北京、天津给自己。但是他又很爱面子，不愿意把话说明白，怕给人以争权夺利的口实。而其内心也认为于情于理，不用自己张口，蒋介石都会把这两个地方给我。他自己把起初意图亮出来，而是表示一切听从中央的。好家伙，我蒋某人就是等这句话，这样，离间戏就好唱了。他于是来一个顺水推舟，立即说出，北京、天津让给阎锡山，并以公允的口吻说出了理由若干，你们地盘不小了，山西地盘不大，冯老兄发扬点风格吧。况且，京、津两地外交复杂，不易对付，“大哥情怀刚直，不适宜和外国人打交道，就交给閰锡山去应付吧。”冯玉祥当然很不乐意，但刚刚说过一切听中央的，话音未落就反悔，实在说不出口，只好继续装出无所谓的样子说：“只要军阀国贼铲除干净了，我就十分满足了，别的事情，怎么办都可以，还是请你酌定吧。”但嘴里是这样说，心里哪能平静，自古以来攻城得地都是“先入关者为王”。现在，蒋介石却让阎锡山这个后来者拿走了，冯军的将领无不大骂。冯不满归不满，无可奈何，蒋介石抑制了冯玉祥集团的势力。人家是“天子”暂时惹不起。那总是要找一个发泄的对象。于是乎，把怨气朝阎锡山身上发了。这样在冯阎中间打下了一个楔子。本来蒋介石想静观冯阎之间干戈相向，他以中央名义，居中调停，坐收渔利。
哪知道，阎锡山太老到了，他自己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