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的呐喊-第3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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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这些，贺玉的心情越发显得沉重。
他说：“雅文，我一直在考虑，如果我真的被判刑，或者被下放农村，你们娘儿俩怎么办？”
我说：“你不用担心，我已经做好了思想准备……”
“什么思想准备？”
“你要被判刑，我就等你。你判多少年我等你多少年。你要被下放农村，我就跟你去。只要跟你在一起，我什么都不在乎。你放心好了，我永远爱你。”
我的声音不大，但在这阴雨的天地之间，却震撼着一颗比这天气更阴沉、更晦暗的心……
要知道，这不是花前月下你爱我我爱你的山盟海誓，而是一个大腹便便的妻子，对前途未卜的丈夫掏出的肺腑之言。
我知道贺玉根本不是什么反革命。他就说了一句大地主刘文彩是地主的典型，他们就批斗他为地主鸣冤叫屈。他说一个大学生没钱买牙膏，可她学习非常好，他们就批判他是诬蔑社会主义大学生……
后来贺玉告诉我，在牛棚里，他一想起我对他说的那番话，就觉得再苦再难也要活下去。他说：“我当时就是为了你和孩子活着！”
是的，他是为了我们娘儿俩活着，而我们娘儿俩也是为他活着。人在这种时候，一切都变得简单了。
听我说完，贺玉把我紧紧地搂在怀里，半天才说了一句：“雅文，这辈子我一定要对得起你……”
接下来，他忧心忡忡地说：“你们娘儿俩现在是最需要我照顾的时候，可我……我担心你生孩子怎么办？”
我说：“不用担心，到时候说不定他们能让你回来呢。”
“不可能，他们不可能有那份善心。”
“不回来也没关系，你早晚会回来的。”我虽然这么说，可我心里多么渴望他能回到我身边，回来照顾我和快要出世的孩子啊！但此刻，我什么都不能说。
我俩借着医院射过来的微弱灯光，端详着对方模糊不清的脸，都极力装得满不在乎的样子，其实心里都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凄凉与无助。我们不知明天会发生什么，不知他会不会被判刑，会不会被下放农村，更不知命运会把我们推到哪一步……
一切都是未知的。
但我们知道，我们的孩子用不多久就要出世了。
天色已晚，绵绵秋雨淋湿了我俩的衣服。贺玉几次催促我：“回去吧，太晚了。”可我一直舍不得离开他。
后来，雨越下越大，我们约好了下次见面的时间，吻别之后，这才恋恋不舍地分手。他用自行车把我驮到马路上，看着我笨笨地跨上自行车，目送我走出好远，他才转身向医院走去……
可是，当我第二次再去看他时，在玉米地里等了一个多小时却始终不见他踪影，只好去病房找他。他同室的病友却说：“他被造反派带回去了。”
“他痢疾好了吗？”
“没有。”
“没好为什么让他出院？”
原来造反派说他装病，把他拉回去批斗了。
我急忙骑自行车来到体校，要求见贺玉。造反派坚决不让见，让我马上离开。我趴在一棵树上放声痛哭……
那是我有生以来哭得最惨烈、最狼狈的一次，两条辫子都沾满了眼泪和鼻涕，哭得我都快晕过去了。后来，体委一位叫王启国的人从我身边经过，看我哭成这个样子，说了一句令我终生感激的话：“雅文，你这么哭怎么能行？会把孩子哭坏的。我去跟他们说说！”
后来，造反派终于同意让贺玉出来见我了。我和他站在体校门口说了几句话，他告诉我，痢疾好了，让我千万注意身体，别哭坏了身子，让我快回家。
这是我生女儿之前最后一次见他。
《生命的呐喊》 第五部分 《生命的呐喊》 第六十一节
“文革”结束好多年以后，我仍然害怕摩托车声，一听到摩托声就心惊肉跳。
因为体委几个造反派头头都是骑摩托车来的。那时候骑摩托车的人很少，只有极少数人才有摩托车。不记得他们来过我家多少次，但我永远记住了那刺耳的“突突“声，还有那“嘎”一声的刹车声……
这天晚间八点多钟，窗外忽然又响起了“突突”声，我的心一下子又提了起来。
果然又是他——
我想还是不要说出他的名字吧。他也是儿孙绕膝的老人了，不要因此而打扰了他平静的晚年生活。人还是善良些为好。再说，那不是他个人的错。他这一生也并不顺利，骑摩托车出了车祸，撞断了腿，在床上躺了一年多，出院后一条腿就跛了。所以，我就叫他老B吧。
我当运动员时老B就在体委了。我们这些运动员跟他只是点头之交，没有任何交往，也没有任何过节儿。
老B对我的态度并不恶道，而是一副很关心的样子，进门就说：“雅文，我知道你和周贺玉的感情很好。但是，为了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你应该抛开个人的感情，跟他划清界限，勇敢地揭发他的问题……”
当时，不少夫妻一方被打成反革命，另一方就痛哭流涕地揭发对方的问题，甚至要提出离婚。贺玉被关进“牛棚”以后，不少人都背地里议论我能不能离婚，有人还好心地劝我跟他离婚。可我不但不离，反而对他非常好。为此，体委造反派多次批评我“感情代替政治”。代替就代替，我才不在乎呢！
老B见我不说话，就把话题一转：“雅文，咱们都是体委老同志了，我这可是为你好！对了，周贺玉说他以前写过一些检查材料放在家里了，他让我给他带过去。”
我信以为真，翻出贺玉“文革”初期写的检查材料交给他。后来得知，贺玉根本没让他来取什么材料。
老B又问我：“贺玉平时写不写日记？”
我说：“不写。他只有训练日记。”
“啊，那就算了。”
我从1959年进运动队以后，一直写日记，但老B这句话却使我一年多不敢记日记。但不用记日记，这一年多的经历也像烙印一样，永远刻在我的记忆里……
在这天的日记里，我只写了鲁迅的一句话：“上人生的旅途吧。前途很远，也很暗。然而不要怕。不怕的人前面才有路。”
一个初冬的傍晚，我看到窗外飘起了雪花，那是1968年入冬以来的第一场雪。
看到下雪，我的心情更加沉重了，按照预产期还有一个月就要生了。
这时，窗外忽然又传来一阵可怕的“突突”声，我的心顿时“咯噔”一下子……
果然又是老B，又是满脸堆笑。
他进门一边打量着屋子，一边说：“雅文，周贺玉正在反省，广大革命群众对你住在体育馆里，可是很有意见哪！”
听到这话，我下意识地瞅一眼自己圆鼓鼓的肚子，我最担心他们来这手了！
“你想想，你这种身份的人住在体育馆里，广大群众能没意见吗？咱们都是老同志了，别人不说，我不能不跟你说，”他每次来都是貌似关怀，“我劝你还是主动些好。你主动搬出去，总比广大群众逼着你搬出去强！再说，你主动搬，也能减轻点周贺玉的罪过嘛！”
“我搬走，真能减轻贺玉的罪过吗？”
“当然！这说明他认罪的态度嘛！”
“那好吧！”
“这就对了。你搬家之前告诉我一声！”
他走了，而我却傻了一般呆呆地坐在床上，直到深夜……
我没地方可去。父母家太小，住不下我们娘儿俩。再说，北方有个规矩，女儿不能在娘家生孩子，说在娘家生孩子不吉利。我不知该去哪里生我的孩子……
后来，我经常想到这样一个问题：我搬走以后，这座早已废弃的体育馆一直闲着，根本没人去住。我跟老B前世无冤后世无仇，没有任何矛盾。他为什么要撵我搬走呢？仅是为了表现他积极的革命态度？还是隐藏着人性中更深层、更不便说出的东西？同为人父的他，看着我大冷的天挺着八个月的身子无处可去，他就一点恻隐之心都没有吗？
我无法猜测他的内心，但我知道，荒谬的时代是没有人性可言的。
就在我走投无路的前后，体委发生了另一幕悲剧，体委副主任民主人士吴志标先生被反省以后，一个没房住的造反派头头带着全家住进吴家，同吴主任的老伴共用一个厨房。不久，吴主任的老伴投水缸自溺身亡……
无奈，我只好挺着大肚子，骑着自行车到处找房子。可是，那时候的房子比现在还紧张。再说，谁愿意收留一个反革命家属来家生孩子呢？
多少个不眠之夜，我都眼含泪水地叩问苍茫大地：天地间如此之大，为什么就没有我的落脚之地？为什么就没有我一个女人生孩子的地方？
然而，回答我的只有高音喇叭的喧嚣声，以及人世间的白眼和冷漠……
后来，母亲找到一位关系不错的尹婶，她家有一间装杂物的小屋闲着。尹婶一听我要生孩子，顿时一脸难色：“那小屋四面透风，从不住人，只是夏天儿子回来偶尔住几天。这死冷寒天的，在这冷屋子里坐月子不怕坐病啊？”
“唉，顾不了那么多了。体委那边撵雅文搬家，她没地方可去，眼看就要生了。你就可怜可怜她吧！”母亲含着泪水乞求尹婶。
就这样，这位善良的尹婶总算收留了我。
小屋不足六平方米，没有厨房，只有一铺窄窄的能睡一个人的小炕。父亲用泥把裂得像蜘蛛网似的土墙抹了抹，在炕沿下砌了一个炉子，用来取暖、做饭。这小屋就成了我的月房。
搬家前一天晚间，我到老B家去告诉他我要搬家了。他们夫妻俩正在吃晚饭，我清楚记得他们吃的是西红柿手擀面。妻子怀里抱着一岁左右的男孩儿睡着了。她将男孩儿小心翼翼地递给老B，让他放到炕里，嘱咐他轻点……
看到这一幕，我心里酸酸的，眼泪在眼圈里直打转。人家的孩子夫妻两人捧着，而我的孩子却连个家都没有……
第二天，我挺着八个多月的大肚子，含着泪，最后看一眼我的新婚之家，父亲帮我推着装有行李和锅碗瓢盆的手推车上路了。
我的家没了。
从此，我带着女儿开始了两年多的“流浪”生活……
《生命的呐喊》 第五部分 《生命的呐喊》 第六十二节
1968年11月30日是星期六。
这天下班后，我跟同事刘玉文去浴池洗澡。刘玉文是我在银行里最要好的朋友。她丈夫是发电厂一名车间主任，也被停职反省了。我俩成了同命相连无话不谈的知己。
在雾气腾腾的浴室里，她一边帮我搓背，一边问我：“还有几天了？”
我说：“按预产期还有十天。”
“贺玉在哪呢？”
“我不知道……”
“唉……”刘玉文长叹一声，“眼看你就要生了，还不知贺玉在哪呢。”
此刻，澡水和泪水在我脸上“哗哗”地流着，分不清哪是洗澡水，哪是泪水……
我告诉刘玉文，昨天我听到一个不幸的消息——
昨天下班前，一个朋友打来电话，说体委一名叫邓林的篮球教练因在国民党球队打过球，被逮捕了，问贺玉怎么样。我脑袋顿时“轰”的一声，急忙操起电话，可是体委只剩下一个一问三不知的看门老头，其他人都按照“5·28命令”去农村集中搞大批判了。我认识邓林，我当运动员时他就是体委的篮球教练。我担心贺玉是不是也被逮捕了。
晚上回到家里，一进门，我忽然发现眼前一片模糊，什么都看不清了。我以为是屋里黑的缘故，急忙去摸灯绳，却一脚踩进炉坑里……
我吓坏了，急忙摸索着敲响隔壁尹婶家的山墙。尹婶过来打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