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的呐喊-第3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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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了文化基础。如果我放弃学习,那么我的人生完全可能是另一种样子。
所以,我曾对年轻人讲:“不要完全相信父辈,尽管我们的父母非常爱我们,但他们受到文化、见识等诸多因素的局限,好多观点都是错误的,甚至是毁人的。年轻人要勇敢地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当然,这种选择应该是理性而现实的,而不是盲目的好高骛远。”
我复习功课准备考大学的事,是秘密进行的,绝不能让单位知道。否则,我就成为不安心本职工作的典型,就该挨批判了。所以,我从不敢在单位看书。
那时候可不像现在,你可以炒单位的鱿鱼,可以随便选择自己的职业,谁也管不着你。那时候不许讲个人奋斗,只讲“螺丝钉”和“砖头”精神,组织把你拧到哪你就得在哪“闪闪发光”,把你搬到哪你就得在哪“坚定不移”,否则就是资产阶级思想,就是个人主义……
无奈,我只好让母亲给我带两顿饭,中午一顿,晚上一顿。下班后,我骑着自行车直接去工人文化宫图书馆,一直呆到十点闭馆。
一天晚间,从文化宫图书馆出来,我被一个家伙给盯上了。他一直跟我到家门口。到了门口,我推开院门没有马上进屋,而是回过头来,虎着眼睛狠狠地盯着那家伙,心里叫号:“来吧!就你那小样儿,我才不怕你呢!”
当过运动员的人,都有一种天不怕地不怕的虎劲儿。再说,我刚从运动队下来,好多男同志掰腕子都掰不过我。这招果然把那家伙给镇住了,他掉头骑上自行车就跑了。可我的两条腿却像转筋似的,半天都动弹不得。
这事之后,父母再也不让我去图书馆了。
《生命的呐喊》 第四部分 《生命的呐喊》 第五十四节(1)
这天下班回来,我忽然愣住了。
只见父亲跟一个陌生的年轻人面对面地坐在炕桌旁,饭桌上摆着几盘菜。年轻人戴着一副眼镜,见我进来急忙想站起来,却被父亲用手势制止了。
我冲年轻人点点头,转身要走,却被父亲叫住了,“瞧你这孩子,连点礼貌都不懂?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市委……”
不记得他是市委干什么的,连姓名都没记住,只记得跟他握了握手,说了一句:“你慢慢吃,我还有事!”不顾父母的喊声,逃也似的离开了家门。
我早就听父母偷偷议论过,说要给我找个对象,好能拴住我的心,我就不会瞎折腾考什么大学了。父母并不知道我已经有了男朋友。即便没有,我也不会听从父母的安排。我对爱情很早就有自己的一套理论,认为别人介绍是别人的眼光,不是我自己的选择,而我必须自己选择心爱的人。
必须向父母摊牌了。
晚上回到家里,客人已经走了。父亲头朝下气呼呼地躺在炕上,没等他发火,我先开口了。
“爸,妈,我告诉你们,我已经有男朋友了。”
父亲瞪大眼睛看着我,好一会儿才问了一句:“干什么的?”
“运动员。”
我所以迟迟不肯告诉父母,就因为父亲最瞧不起干体育的。他认为国家培养运动员纯属是浪费钱财,所以一直叫我“白吃饱”。那个年代,人们对运动员的看法不像现在,那时大家都认为运动员是“四肢发达,大脑平滑”,没出息的才干体育。
只见父亲“腾”地坐了起来,骂我:“你这个败家的孩子,到底找了个‘白吃饱’!你说一个大男人整天蹦蹦跳跳的,能有啥出息?”
“爸,工作是可以改变的……”我认为职业、地位、金钱都不重要,爱情才是最重要的。我是一个“唯爱主义者”。
“改变啥?就你们那帮‘白吃饱’,除了跑跑跳跳还有啥本事?不能跑跳那天,喝西北风啊?我告诉你,我绝不让你跟那个‘白吃饱’搞对象!”父亲一口一个“白吃饱”地叫着。
后来,那个年轻人又来过我家两次,我都没在。
一天傍晚,我正在河堤上看书,一个文静的声音从背后传过来:“看什么书呢?”
我一看是他,就将手中的课本举起来……
“为什么看历史课本?”他疑惑地问了一句。
我本不想告诉他我的打算,但忽然觉得应该告诉他,他或许就不来找我了。
“我准备考大学。”
“噢,那太好了!我是学中文的,以后我可以帮你复习功课。”
我愣住了,坦率地讲,无论从外表还是言谈举止,他都是一个不错的人。可现在,必须向他摊牌了。
“我已经有男朋友了。”
他似乎很吃惊,好一会儿才问了一句:“他一定是个很不错的人吧?”
我点点头。
“啊,那我只好祝你们幸福了。”他向我伸出一只手来……
从那以后,他再也没来找我,只是在篮球比赛时,我经常看到一个戴眼镜的青年坐在灯光球场的看台上……
在对待婚姻问题上,我总是想到我的几个姐姐,尤其想到我的三姐……
三姐不止一次地哭着对我说:“雅文,你找对象可要自己拿主意呀!可别像我……”
在我撰写这部书稿期间,三姐得了重病。我回去看望她,只见她像母亲临终前一样,像一片熬到生命尽头的枯叶扁扁地贴在床上,完全没有了昔日的硬朗。可是母亲活到八十九岁,而三姐才六十多岁。
我叫了一声“三姐”,不知她还能不能认识我……
只见三姐瞪着呆痴的眼睛愣愣地盯了我好一会儿,忽然叫了一声“雅文!”便像孩子般地咧开大嘴哇哇地大哭起来。这充满委屈与宣泄的哭声,撕扯着我这颗骨血相连的姊妹之心,也撕开了三姐可怜的一生……
三姐是一名普通工人。而三姐夫却是东北工学院毕业的大学生,是石景山钢铁厂的工程师。两人的文化差异太大,没有共同语言,又一直是两地分居。三姐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在北方小城艰难地生活。更加不幸的是,姐夫在“文革”期间得了急性脑炎英年早逝。后来,三姐又找过两个男人也都分手了。有一次,三姐趴在窗台上自言自语:“看到人家都是成双成对的,天底下为啥就没有我一个可心的男人?”说这话时,我看到她满眼是泪。
我握着三姐粗糙的大手哄了她半天,她才渐渐停止了哭声。可她不让关门,冲门外大声喊着:“刘广来,进来!给我端尿盆,把水递给我……”可怜的三姐出现了幻听幻觉。
外甥女告诉我,三姐得病以后天天喊这个姓刘的,也不知道这人是谁。我也奇怪,三姐为什么不喊姐夫,喊这个陌生人的名字?
我问三姐,刘广来是谁?
三姐一本正经地说:“沈阳军区的,大高个儿,大眼睛……”她突然又问我,“你是不是不同意我跟刘广来好?”
我说:“三姐,我非常同意。我祝你们幸福!”
听我这么一说,三姐满意地点点头:“你同意就好,他就在门口等我呢,让他进来我给你介绍介绍。老刘,快进来!我妹妹同意了!”
门外根本没人,只有一股冷飕飕的风……
三姐却指着空荡荡的屋子,一本正经地说:“雅文,他就是我的对象刘广来,你看他长得挺帅吧?”
啊,我突然想起来了!
五十年代,我家刚搬到佳木斯不久,一名从朝鲜战场下来的伤兵员,住在我家附近的一家医院里,小伙子长得很帅气,经常来我家……但是,父亲坚决不同意,硬给搅黄了。如今,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三姐的生命已经到了尽头,可她还深深地怀念着她的初恋情人。这太令人揪心了。
看到我流泪,三姐怔怔地看着我,问我:“你咋哭了?是不是不同意我跟刘广来好?”
“三姐……”我抱住三姐不禁失声痛哭。
不久,三姐就去世了。
《生命的呐喊》 第四部分 《生命的呐喊》 第五十四节(2)
三姐和二姐一样,一辈子都在渴望爱情,可到死也没有得到真正的爱情。
我目睹了几个姐姐的婚姻悲剧,所以,绝不会听从父亲的安排。我觉得父亲给女儿带来的不是幸福,而是终生的遗憾。
我对父亲说:“爸,将来跟贺玉过日子的不是别人,而是我……”
听我这么一说,父亲更火了:“败家的孩子,你还反天了你!我告诉你,我绝不认这个‘白吃饱’做女婿!”
“爸,我非常爱他,除了他我谁也不嫁!”
“你、你……”父亲瞪着眼睛盯着我,半天没说出话来。
这天晚上,父亲的翻身声、叹气声,母亲抽烟袋的吧嗒声,不停地敲击着我的耳鼓。而我捧着书,什么都没看进去。
到了这步,本以为父亲不会再干涉我的婚姻了,可是不久,又发生了一件事……
这年夏天,我代表佳木斯银行去鹤岗参加银行系统的乒乓球比赛。我不会打乒乓球,纯属跟着瞎混。男女混合双打时,我们遇到鹤岗队。对方的男选手是一个长相帅气、刚从省乒乓球队下来的国家二级运动员,球打得很棒。我连他发球都接不住。他一发球全场就哄堂大笑,弄得我十分狼狈。
比赛结束后,一个女同志悄悄问我:“雅文,你看鹤岗队的那个小伙子怎么样?
我随口说了一句“挺好”。
“人家看上你了,没看发球都不给你发转球吗?”
啊,我这才恍然大悟,原来大家笑的是这个,不发转球我都接不住,要发转球我更接不住了。我告诉她我已经有男朋友了。
后来,小伙子给我写来一封信,我委婉地回了一封信。
没想到,父亲不知从哪得知了这一消息,竟然跑到鹤岗银行悄悄地打听小伙子,还偷偷地看了人家,回来对我说:“我看那小伙子不错,又在银行工作,比你那个‘白吃饱’强多了。”
父亲为了我,真是煞费苦心。
从此以后,我跟那小伙子再没有了任何联系,直到1995年夏天,我忽然收到一封字迹漂亮的来信,一看落款是他。他告诉我,他在书店看到我的小说《趟过男人河的女人》就买了一本。他问我生活得怎样,说他还是孤身一人,至今未婚,信中流露出明显的伤感情绪,远不是当年那个生龙活虎的小伙子了。
我回信告诉他我的境况,并鼓励他找个女人成个家,好好生活。他没有回信。我不知他为什么不结婚,他条件很好,好多女孩子追求他。听说他曾经爱上一个女孩子,但女孩子不爱他,所以就一直没结婚。我知道那女孩子不是我,我与他只是一面之识,谈不上那么刻骨铭心。但他至今孤身一人,我心里不禁生出一丝隐隐的歉意,因为他毕竟两次向我示爱。
我对父亲说:“爸,你不要再为我费心了,除了贺玉,我不会看上任何人……”
一天晚上,我开会回来挺晚,发现屋门插着,进门看到桌子上放着小米和锣、筷……
父亲开口就说:“我告诉你,你绝不能跟那个’白吃饱‘!”
“爸,都什么年代了,你还在搞这套?”我忍不住嗔怪父亲。
父亲说:“都是为了你好!”
我说:“要真是为了我好,你就应该尊重我的选择!”
父亲压低声音说:“我告诉你,狐老太太对你俩的事,连连打杠子……”
“狐老太太还说我二姐的病能好呢。她好了吗?”我忍不住抢白父亲。
父亲猛一拍桌子,怒斥道:“不管怎么说,我绝不让你跟那个‘白吃饱’搞对象!”
父亲的倔强我是知道的。
事到如今,我必须向父亲彻底摊牌了。
于是,就在这天晚上,我干了一件看似挺“英雄”,但却极为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