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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部分

人在欧洲-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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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伊贡叔叔六十岁生日,我们这西边来的亲戚,显然姗姗来迟。

    “就是这栋房子”  华德在星光下端看这从小在黑白照片中熟悉的房子,
“所有没见过面的亲人,都以这个房子作背景——祖父、祖母、伯叔”

    “好像现实与梦境颠倒了,你知道吗?”华德在黑暗里轻声说,“对我而言,
这房子又陌生、又熟悉;从来不曾来过,却已深刻在幼时记忆里。我的父亲在这房
子里出世”

    我怎么不知道呢?我去了湖南,到了湘江,搭了渡船,看到父亲的城南小学,
走过父亲赤足踩过的桐林小径,听见和父亲一样的乡音;我知道那既陌生又熟悉、
梦境和现实交错的恍惚感觉,作为中国人,我知道。

    “这栋房子是祖父留给父亲的遗产,因为他是长子,长子出门打仗去了,没想
到家乡也变了颜色,永远回不来。父亲就把这房子送给了伊贡,伊贡回送给爸爸的
是一只手表,一只东德手表”

    那只手表躺在华德的抽屉里,早就停摆了。和东德的日子一样。

    “那一个方向!”华德转身,往树林那边望去,有一幢黑漆漆的房子,“一定
是那个房子!依照爸爸的说法——”

    看不清他的脸,但感觉得到他悸动的情绪:“那是一个酒馆,祖父常去的酒馆。
祖父本来很有钱,镇上第一家百货公司就是他开的,然后纳粹来了,没收了他的财
产,因为他是个不肯转方向的社会主义者——很讽刺是不?纳粹之后东德变成社会
主义国家!父亲说,祖父后来就一天到晚坐在那酒馆里,藉酒浇愁——你等等,我
去看看。”

    房子在一片废地的那头,废地上长着比人还高的杂草,星光下一片荒凉。他从
野草和树林的黑影幢幢中冒出来,好像来自时光的幽深邃道。

    “还是个酒馆!”他说,“只是喝酒的人散了。”

    我们往伊贡的灯光走去,听见菊花丛里,一只刺猬在粗声喘气。



                                 马蒂斯



    酒,一瓶接一瓶地开;切片香肠、乳酪、酸瓜和面包,一盘接一盘端来。四十
多个人,全是陌生的面孔,却都是至亲;伊贡有五个子女,十几个孙辈,数不清的
姻亲,名字和脸孔往往都凑错了,没有关系,反正都是亲人。

    在李树下,汉斯在本子上把每一个小孩的全名和出生日期记下来,他是负责记
载家谱的人。小孩正像嗡嗡蜜蜂一样在园里钻来钻去。

    阳光又亮又暖。一身光溜溜的白胖婴儿坐在草地上吸吮自己的手指,五六岁的
孩子正疯狂地追打,十来岁扎着马尾的女孩子叽叽咕咕地笑成一团。女人围在一起
谈市场的价钱,男人握着酒杯讨论未来的命运。

    “以前是什么都买不到,现在是商店里应有尽有,全是西边来的东西,可是贵
得吓人,我们工资并没有增加!”艾玛摇谣头,“目前的日子真不好过!”

    “妈妈,”卡斯婷说,“往后的日子更难过,再过几个月我连工作都要丢了!”

    卡斯婷在类似救国团那样的组织里作职员,现在“党”没有了,“国”没有了,
职员当然也不要了。

    三十岁的马蒂斯戴副眼镜,留着小胡子,看起来有点羞怯。他把五岁不到的安
安拉到一旁,说:

    “送你个东西!”

    背后的手伸出来,是一枝黑枪,我吓了一跳。

    “东德制的,”他把枪放在孩子手里,“拿回西边作纪念。”

    安安抱着枪欢天喜地地向同伴们追杀过去。是枝玩具枪,但做得很逼真,令人
看了心惊。

    “我到后面去一下!”马蒂斯对我说,把手里的东西扬了一下,是一瓶药剂,
一个针筒。

    我又吓一跳。吗啡?

    不是,是药,一天要打三剂,对抗糖尿病。

    不打会怎么样?

    会动不动昏倒,会休克,死亡。

    “所以。”打完针回到热闹里来的马蒂斯说,“下个月我就要被解雇了,上面
说,我有病不能胜任现在装配厂的工作。”

    “然后呢?”

    “然后就是每个月领五百马克失业救济金。到我拔到新的工作为止。”

    你想告诉他,在西边,雇主是不能够以病为理由解聘员工的,想想,又什么都
没说。别提生病的人失业了,在今天的东德,健康的人也找不到工作,大街上走着、
站着、坐着、看起来惶然失落的,多是失业的人。

    为了到达彼岸,他们把锅子砸了,旧船沉了,但新的渡船一时过不来,他们掉
在浪里浮沉,一身湿冷。前途茫茫。

    烤肉香味扑鼻。这是个公用的花园。你付三十二马克月租,就可以拥有一小块
地,在地上可以种花种菜种果树,还有这么一片小花园,大家轮流享用。但是,垃
圾桶在那里?手里拿着肥肥用过纸尿裤,我走来走去。

    马蒂斯看见了,伸手取过尿裤,说:

    “我知道怎么办,跟我来。”

    他走进树林里,猛然挥手,奋力一掷,尿裤抛落在草丛深处。

    我倒抽一口凉气,感觉上好像有人拿了我切莱的刀去杀了人,事出突然,令我
惊惶失措。

    “行了吧?”马蒂斯得意地对我笑笑。

    “森林尿裤”我舌头打结,觉得无能为力。你怎么告诉他,塑胶做的
东西万年不能有机化解?你又怎么在这样—个下午告诉他,我们只有一个地球而那
个地球非常脆弱?

    “有什么垃圾,全部交给我!”他钟爱地拍拍我肩膀。

    想起北京。每次离开旅馆房间,我仔细地把所有的灯关掉,亲戚注意到了,奇
怪地问:

    “灯燃多要额外付旅馆费吗?”

    “不要。”

    “那你为谁关灯呢?

    为谁关灯呢?我愣在那里——你怎么告诉他关灯是为了和你同在地球上生活的
所有的人?在这旅店的门槛你如何告诉他,我们只有一个地球而那地球非常脆弱?

    他或许会告诉你:当我们自己个人的家都还脆弱不堪,挡不住失业也挡不住坦
克车的时候,我们还顾得着地球脆弱不脆弱?你的要求未免过分吧!

    你不安地捻灭最后一盏灯,把门掩上。



                                 彼  得



    “告诉你也无妨,我,是个老共产党员。”他说,声音很沉”

    彼得是伊贡四十多年的老朋友了,特别请了一天假,来为伊贡庆生。他不太说
话,只是握着一杯酒,看小孩嬉闹,看大人饶舌,他显得冷静、沉着、郁郁寡欢。

    他是一个Stasi,在一个农机场里掌管几百个人的思想“忠诚”资料,

    “他?”铁匠酒喝得陶陶然,脸红红的却突然生起气来,“他?你知道他让多
少人坐过牢?你知道他害死了多少人?告诉你,革命了,这种人不坐牢简直老天没
眼!”

    他朝地上“呸”了一口痰。

    头发花白的被得和我在花园角落里坐下。或许因为我既不是西德人也不是东德
人,他觉得轻松,话渐渐多起来。

    “社会主义不可能全是错的,它照顾了穷人也庇护了弱者。我们只是经济搞坏
了,应该重新做起,可也不能像现在这样胡搞。市场经济哪里是一夜之间可以变过
来的?你看嘛,现在东德的工厂一家一家倒闭,农产品一车一车倒掉,失业的人,
这个月比上个月就多了一倍——整个东德一团乱,所有的规则都不算数了,新的规
则谁也不会,谁也不知道”

    “何内克?我觉得何内克并没有错,错的是他周围的人,误导他——他是个七
十几岁的老人了,人老了总是头脑不太清楚”

    铁匠咕噜喝一大口,说:“该枪毙!何内克该拉到墙头枪毙!他把一千七百万
人的幸福给毁了,这罪不算重吗?柏林围墙上的守卫?该枪毙!他们明明知道越墙
逃跑的人只是追寻自由,是无罪的,他们却举枪射杀,这是谋杀罪,那些守卫是谋
杀凶手,应该一个个找出来,公开审判”

    铁匠在遥远的那一头坐着,他听着音乐,打着节拍,很愉快的样子。他是伊贡
的亲家。

    彼得弯下身来帮一个小孩系鞋带,系好鞋带,孩子像风一样地飞走,彼得沉郁
地说:“那些士兵,只是服从命令,怎么能算有罪呢?”

    日耳曼人啊,你何其不幸,同样的痛苦的问题,四十年前曾经椎心泣血地问过:
“服从国家命令还是固执个人良知?”为什么悲剧的历史总是不可避免地重复。

    “到今天,”彼得扬起头来,面对阳光,脸上有很深的皱纹,“我都不否认我
是个共产党员。我最瞧不起的,是那些见风转舵的人。昨天还在喊社会主义万岁,
今天却变成民主斗士,在街头呐喊——我就不信,四十年流在血管里的血可以一转
眼换掉,我不相信!”

    “我今天六十四岁了,你知道吗?”彼得的眼光追随着一只黑色乌鸦,停栖在
苹果树上,他突然转过来直直看着我,好一阵子不说话。然后哑声说,“到了六十
四岁,人家告诉你,你这一辈子全走错了路——

    “哈!干杯吧!”

    他举起酒杯,仰头一饮而尽。

    乌鸦拍拍翅膀,飞走了。


 毒  药



    我想沿着花园筑一道墙,木板篱笆就好,给爬藤穿梭的空隙,也给松鼠和野兔
钻进钻出的余地,过路的行人却望不进来,我们可以袒胸露肘地晒太阳。

    “不行啊!”德国邻居警告着,“您得先给乡公所营建组打个电话问问,可不
可以建墙,好像有不少规定哪!可别建了之后又得拆掉!”

    营建组说,花园围墙如果不高于一公尺半,只有一般的限刺,譬如围墙不能占
据人行道.墙上不能张贴商业广告等等,如果超过一公尺半,就得到乡公所特别个
案申请,那个时候,营建组就必须实地视察,决定你所申请的墙高度、材料、格调,
是否会破坏社区的整体和谐和美感。如果一整条街都是花木扶疏的树篱,他们就不
会容忍你建起一道监狱似的水泥墙,譬如说。墙上有绿色的爬藤,人人欢迎,但若
是你要把墙漆成救火车一样刺眼惊心的颜色,你大概完全没有这个权利。

    好吧!我要筑一道一公尺半高的木篱。

    木板运来了,沙子也卸下了。园丁开始打洞、钉桩子。星期五的黄昏,木篱已
经筑了一半。

    “很快了!”他说,边跳上小卡车,“我星期一上午九点就来继续。周末愉快
啊:”

    人行道上留着小小一堆沙。

    星期一,上午九点。门铃响着,很准时的。

    站在门口,不是园丁,是个警察。

    “请问那堆沙子是你们的吗?”

    他指指人行道。

    “阻碍行人交通,请马上把它移走。”

    “等一会儿园丁就来上工,马上要用到那堆沙,用完就没有了。可以等一等吗?”

    “不行。”警察说,他知道那堆沙从星期五晚上就在那儿,过了一个周末。他
不曾早来,是因为不想打扰我们周末的安宁。现在可已是星期一上午九点了!

    没话说,我马上开始搬沙。

    邻居海蒂看到了这一幕,笑眯眯地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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