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绳文集(１９７９-１９４)-第9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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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又似乎正在出现一种新的情况，即音译排斥意译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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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中，“公共汽车”
、“出租汽车”可以说已成定说，但现在似乎“巴士”
、“的士”来势汹汹，大有取而代之之势。
而且北京还有“面的”的说法，即以所谓“面包车”作为出租汽车。对此，语言工作者、词典工作者应采取什么态度呢？
也许应该再看一下，如果“巴士”
、“的士”因其简练的优越性而取得胜利，恐怕我们只能承认它们。但是我想，“面的”
这样的词恐怕不能予以承认。还有“恤衫”之称也从广东传到了北京，而且还有“Ｔ恤”之说。以汉语的规律来说，“Ｔ恤”应该是不可取的。还有“卡拉ＯＫ”
，这个词语虽在部分人士中有异议，但已使用得极为普遍。如果我们承认它，可以收入词典，如果不赞成，它不会因词典不收而死亡，也不可能用行政命令取消它。最好的办法也许是想出一个代用的词语，加以推广，使之逐渐代替“卡拉ＯＫ”。这类事或许是汉语工作者、词典工作者应该做的事。
总之，我想说的是，现代汉语词典的工作不仅在于记录语言的事实，而且应该对推动现代汉语的健康发展起作用。
我们的词典工作是以语言的社会实践为依据，但这工作反过来又要对语言实践起指导作用。由此我想到社会科学的其他门类、其他学科，也都存在这样一个从实践到理论，反过来指导实践的问题。很好地处理这个问题，社会科学就能实现它自身的价值，就能更好地为我国的文化建设事业服务。
《现代汉语词典》刊行２０周年，开个学术讨论会，总结一下它的长处和不足，是十分必要的。我希望通过这个学术研讨会，我们的语言工作者能够更好地为现代汉语词汇的丰富和规范化而进行工作；也希望这个研讨会有利于今后《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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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汉语词典》的修订，并编写新的大规模的《现代汉语大词典》。
１９３年４月２６日在《现代汉语词典》出版２０周年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原载《中国语文》１９８３年第４期，７月１０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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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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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六版序言
这是在１９４７年，即整整３０年前写的一本书。
那时，正是中国人民革命战争使中国近代历史进入了一个伟大的转折点的时刻。
毛主席在１９４７年１２月指出：“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是蒋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百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
（《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
在这本小书中所写的，虽然是一百多年前到几十年前的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故事，但所要解答的问题，是同写书时的现实政治斗争密切相关的。它的初稿的一部分曾经交给当时坚持在上海工作的朋友们办的进步刊物，作为政论文章而发表。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下的上海，这可能是发表政论文章的唯一形式。
这种情形并不妨碍作者严格地从历史的真实出发来写自己的书。为了说明只有彻底地从帝国主义的统治和压迫下解放出来，只有彻底地打倒作为帝国主义的工具的中国反动阶级，中国才能有真正的国家的统一、人民的民主和民族经济的发展，为了警惕帝国主义会用这样那样的方法来破坏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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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的革命，为了指出中国的民族独立只有依靠无产阶级的领导而不能依靠资产阶级的领导来实现，作者当然不需要在写作时丝毫离开历史事实的真象，恰恰相反，越是深入揭示历史事实中的本质、规律性的东西，越是能说明问题。
因此，这本书虽然是在一个特定的环境下写的，但在全国大陆解放后，它得到了重新出版的机会。
从１９５２年７月起，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直到１９６３年，先后印出过五版。
这本书难免带有一个青年写作者的弱点，加以写作的时间比较匆促，所掌握的材料也有限，这本书是有缺点的。至少有些部分、有些方面是论述得不充分和有疏漏的。在全国大陆解放后出的各版中，做过些局部的小的修补和文字的整理。
出版社的同志和其他有些同志认为这本书现在也还有点用处，所以又印了这新的一版。这一次，也只做了一些个别文字的修改，让它基本上保留着３０年前的本来面目。
１９７７年９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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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序言
这本书所讲的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时代的前一段，即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开始以前的一段历史。虽然多年来大家习惯上称这一段历史为中国近代史，但是早已有人建议，把中国近代史规定为从１８４０年鸦片战争到１９４９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１１０年的历史；而把中国民主革命胜利，摆脱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以后，进入社会主义时代的历史称为中国现代史。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已经超过３０年的时候，按社会性质来划分中国近代史和中国现代史，看来是更加适当的。这本书没有采用《中国近代史》这样的书名，不但因为避免雷同，而且因为这只是中国近代史前期的历史。
苏联的有些中国历史研究者把中国近代史的起点上推到１７世纪中叶清皇朝建立时。
这一方面是把西欧历史的分期强加到中国历史上来，另一方面又是意在把中国近代史的主题说成好像是中国国内的民族矛盾。
这种分期方法是非科学的，是中国历史学界断然加以否定的。
我的这本书是在１９７３年９月开始写的，但写这样一本书的打算是在更早的时候就有了的。这里顺便说一下我学习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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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中国近代历史的经过。
４０年前，１９４０年是鸦片战争的一百周年，我写了篇关于鸦片战争的论文，发表在重庆出版的《理论与现实》杂志上。
那是我在２２岁时写的第一篇关于中国近代史的习作。以后，到了１９４６—１９４８年间，也就是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时代在革命的炮火声中将要宣告结束的时候，由于实际的需要，才又进行这方面的学习和研究。那时，为国民党统治下的上海报刊写文章，起先大多用现实的政治题目，但这样的题目的文章渐渐地发表不出来了。于是就试用中国近代史的题材写一些文章以代替政论。
除了在一些刊物上发的单篇以外，１９４７年写了本《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
这本小书在全国大陆解放后虽曾想加以较多的增订，但没有能这样做；几次再版，只做了些小的修改补充。
１９５３年我在中共中央高级党校讲课时，写了四万多字的《中国近代史提纲》（这所谓“近代”
是指１８４０—１９１９年）。
这个提纲没有正式出版，学校在当时和１９６０年、１９６２年印过小册子，也传到了校外。但这的确仅仅是个粗略的提纲，而且有不少缺点。在写了这个提纲后，我逐渐地对这段历史形成一些看法，为初步说明这些看法，写了《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这篇文章引起了学术界对这问题的一场讨论。
关于分期问题的这篇文章，主要是提出了三次革命高潮的概念。
第一次革命高潮时期是１８５１—１８６４年的太平天国时期；第二次革命高潮时期是中日甲午战争后的几年，在这几年中发生了１８９８年的戊戌维新运动和１９００年的义和团运动；第三次革命高潮时期是由１９０５年同盟会成立到１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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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１２年的辛亥革命的时期。
当时我认为，“根据历史发展的情况来看，三次革命高潮中阶级力量的配备和关系是各不相同的，这正是中国近代社会经济结构的发展过程中的各个不同阶级的集中反映”。
在有了这样的看法后，就开始想按照这种看法写出一本书来。以后多年间虽然做了些收集资料的准备工作，还写了个别段落的稿子，却一直没有能动笔写这本书。
到了１９６６年以后，进入了一种特殊的生活条件，虽然可以说曾有相当多的“空闲”时间，却又脱离了一切资料。那时，也曾忽发“奇想”
，以为不妨着手考虑写这本久已蓄意要写的书，甚至写了部分的提纲，但在那样的特殊的生活条件下，写书终于不过是个空想而已。
直到１９７３年，才获得了接触材料，进行写作的可能，但是拖拖拉拉，六年多才完成这本书，除了客观原因以外，只能说由于自己抓得不紧了。
三次革命高潮的提法，虽然被历史学界的一些研究者所采用，但也有提出异议的。问题似乎主要是在第二次革命高潮时期。
二十多年前我的文章中说：“如果把第二次革命运动的高涨仅看做是１８９—１９００年的义和团的发动是不完全的。”
农民革命——这是中国社会当时主要的革命力量；资本主义思想——这是中国社会当时的带有进步性的理想。
“二者在第二次革命高潮期间虽然都存在着，但二者是完全各不相关的。追求资本主义理想的改良主义运动表现为短命的‘戊戌维新’。
以农民群众为主体的自发的反帝斗争则在悲惨地失败了的义和团运动中取得歪曲的表现。“
当时有的批评者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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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说法是“对义和团运动反帝斗争的革命意义估计不足”。
近来学术界则有另外一种看法，以为义和团运动够不上称为一次革命。在我看来，在充分估计义和团运动的反帝斗争意义的时候，必须看到它具有的严重弱点；同时，也不能因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义和团运动不可能发展为一个健康的反帝斗争，就把它的历史地位抹煞掉。义和团虽然是传统的农民斗争形式的继续，但是它把打击的矛头直接指向帝国主义侵略势力，而且义和团运动时期已经有了资产阶级倾向的政治力量。包括戊戌维新和义和团运动在内的第二次革命高潮时期，是中国近代史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和三次革命高潮的提法相关联的，还有对洋务运动的估价问题。在这问题上，近来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本书不认为有理由按照“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辛亥革命”的线索来论述这个时期的历史的进步潮流。
１９０６年１２月，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举行创刊周年的庆祝会。
章太炎在这次会上的演说中说了这样的话：“以前的革命，俗称强盗结义；现在的革命，俗称秀才造反。”章太炎的这个演说的主旨是对“秀才造反”
的不彻底性进行针砭，但我们不妨借用他这个聪明的说法。太平天国时期是“强盗结义”
，不是“秀才造反”
；到了戊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