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绳文集(１９７９-１９４)-第9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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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１９８２年４月２日在美国亚洲研究会第３４届年会时举行的纪念辛亥革命７０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上所作的总结发言。这次学术讨论会有台湾的学者参加，是两岸的社会科学学者共同参加的第一次学术会议原载《历史和现实》论文集，１９８８年３月上海三联书店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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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谈自学经验及其他
一些青年朋友要我谈谈自学、读书和写作的经验。我说不出什么系统的东西，只好来一次漫谈。
正规教育与自学
既然是讲经验，不能不说到我的学习经历。
我在１９２５年七岁半时开始上小学。由于在上学以前，曾读过师范学校的父亲已经教会了我和比我长两岁的姐姐识字，并且教我们读了唐诗的一些绝句和《论语》，也教了一点新的语文和算术课本，所以我一进小学就读五年级。初中时因为功课赶不上和生病，多读了一年。
高中先后进了两个学校，读满了三年。
中学毕业后，我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但在大学里只学了一年就离开了。所以我先后共受了十年正规学校的教育，这以后就靠自学了。在大学的一年中，我不满足于学校里的几门课程，用很多时间在图书馆里看书。这时我已经学了一点马克思主义。我之所以自动离开大学，是因为感到那时大学里上的课没有什么意思。现在回顾起来，这种想法含有幼稚的成分。旧社会的大学哲学系，教师讲的自然是唯心论，其实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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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这类课程还是有用的，可以从中获得一些基本知识。
比如，在那一年我听了郑昕教授讲的《逻辑》，学到了些形式逻辑的基本知识。形式逻辑要求使用的概念必须前后一致，进行推理应当有必要的严密性。形式逻辑的有些内容看起来好像繁琐，但对锻炼正确的思维能力还是有益处的。那时我也听了汤用彤教授讲的《哲学概论》，选修了张颐教授讲的《西洋哲学史》，这使我多少懂得了唯心论哲学的基本概念，对我后来进一步自学哲学有不少好处。总之，在从１９２５年到１９３５年的十年的正规学校教育中，我学了一些基本的文化知识，包括语文、史地以及自然科学的基本知识。在中学里的几位语文教员（那时叫国文教员）应该说是很优秀的教员，我现在还能记得在初中三年级时一位姓诸的教员充满感情地向孩子们讲《离骚》的情景。这段学校教育为我后来自学打下了基础。正规的基本的文化知识教育确实是很重要的。现在我们党要求干部必须具备专业知识，但是如果没有基本的文化知识，是很难学好专业知识的。所以，青年朋友们应该继续努力学习语文、数学、史地、理化、哲学、外语等等，把基础打好。
１９３５年，我离开北大到上海后，一边学写文章，以维持生活，一边自己继续学习。当时我主要是自学哲学，从古希腊哲学学起，尽可能地把当时我能找到的各家著作的译本都读一下。在两年的时间里，陆陆续续地从古希腊哲学读到１７世纪培根、霍布斯的著作。抗日战争的爆发使我中断了这种比较系统的学习。我除自学哲学外，也看历史、经济学等方面的各种书籍。小说是从小就看的，看的第一本小说大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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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五义》。十岁以前家里可看的书不多，《水浒》反复看了好几遍。到中学时可以从图书馆借书了，从读平江不肖生的《江湖奇侠传》、礼拜六派文人用文言翻译的《福尔摩斯侦探案》，逐渐地过渡到读新文学，先看冰心和郭沫若的作品，然后接触到鲁迅的著作，接触到１９世纪俄国和法国的小说。
一本《欧洲文艺思潮概论》使我知道了文学原来有这么多流派。
漆树芬著、郭沫若作序的《帝国主义侵略下的中国》也许是我看到的第一本理论书，这本书使我知道什么叫帝国主义以及对帝国主义的种种不同的解释。
关于读书
人们常说，专和博要结合，这话是对的。在比较集中地攻一门知识的同时，应该尽可能广泛地把各种门类的各种书都读一些。我对有些方面的书没有读过，没有能力读，至今引为憾事。
最近胡耀邦同志向中青年干部提出了一个要求，即需要阅读２亿字的书。有的同志估算了一下，认为一个人要用５０年的时间才能实现这个要求。
这就是说，每年读４００万字，每天读一万多字。我认为，年轻的同志应该努力在１５年到２０年的时间内完成这个任务，这是可以做到的。
２亿字的书当然包括小说，包括可以使人增长见闻、丰富知识的人物传记、旅游记、记述历史史实的著作等等，这些并不都是需要正襟危坐，逐句细读的。我认为，应该养成快读的能力和习惯。有许多小说，一小时可以看四五万字。读理论著作当然不能像看小说那样快，但我认为平均一小时读两万字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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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能够做到的。
即使是马恩全集里的文章，有的需要精读，但有的可以较快地浏览。在２亿字的书中，四分之一的书要精读，四分之三的书可以浏览。那么，每天抽出两小时来读书，在１５年到２０年的时间里完成这个任务是可能的。
１９３１年九一八事变后，全国性的学生运动席卷到苏州这个城市。
１９３２年一二八事变的上海战争，对于苏州的学生更是起了强烈的影响。这时我开始阅读马列主义的书。最早对我影响较大的是瞿秋白的《社会科学概论》、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华岗的《中国大革命史》。这最后一本书是被严禁的书，一个旧书店老板悄悄地从书堆中取出来卖给我的。我也开始读当时已有译本的《反杜林论》、《哲学的贫困》，等等。那时我才十四五岁，这些马列著作不能全读懂，只能有个模模糊糊的印象。不久，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在《读书生活》杂志发表了，这时我已上了大学。这本书是很受欢迎的。艾思奇比我大不了几岁，但是他的《大众哲学》给我的印象较深，它使我从那些艰深的译著中得到的模糊印象有了比较明确的概念。早期的译本往往很难懂，要一字一句去抠是很难办到的。
所以，我读马列著作养成了一种习惯，观其大意，不去抠其中个别词句。这可能不是个好习惯。但不从总体上、基本精神上去了解，而死死地抓住一两句话甚至几个字，好像到处是微言大义，恐怕也不是好办法。
１９４０年、１９４１年我住在重庆，认真地通读了郭大力、王亚南合译的《资本论》三卷，这比以前的几种不完全的译本好读多了。我读《资本论》比较仔细，但当时也不能完全读懂。对马列主义著作，要反复学习。有好些书，不能只读一遍，需要多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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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遍。但不是说读完一遍后很快又再读第二遍，而是说隔若干年后再来重新学习。
在１９５６年左右，我把许多读过的马列主义著作重新读了一遍，收获很不一样。正像有人所说，年轻人也可以欣赏一句格言，但他对格言的理解和一个年纪大一点、有了一些经历的人的理解大不相同。所以，马列主义的一些著作必须反复学习，要结合实际工作的需要，有计划地反复阅读。
关于写文章
下面再谈一谈写文章。在中学时代，我开始写一些小文章。
１９３５年以后，我以写作为主要工作。我的一条可能是微不足道的经验是，写文章不要写自己所不了解的东西，总要尽力使自己所了解的东西比写出来的东西多一些，不过不能说我总是这样做的。
我的第一本书是１９３６年生活书店出版的《新哲学的人生观》。我那时还不到二十岁，写这本书虽然超过了自己的力量，但我还是读了不少有关的书和收集了一些有关材料以后才着手写的。
１９４４年、１９４５年间，我在《新华日报》工作，利用业余时间学习中国封建时代的历史。
在１９４６年出版了《二千年间》。这本书不是从横剖面按朝代写的，而是从纵剖面写两千年封建时代的一些问题，比如官僚制度、军队制度的变迁，等等。
这是我比较认真地学习了中国历史，把笔记整理出来以后才写成的。
写文章，特别是写批判性的文章，要注意分析和说理。
我最初写的文章，可以说相当多的是带有批判性的。当时是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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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旧社会，抓到一点就批判。
１９３５年，党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这对我们这一代人是一个很大的锻炼。既要保持独立的立场，又要讲团结，那就不能对一些人物简单地说好就好得不得了，说坏就坏透了，对具体问题要作具体的分析。比如我在１９３６年写了篇《胡适论》，虽然简陋，但最近有机会重看了一遍，似乎也还是说得比较周全。文中说他在五四运动中是右翼，但也承认他还有一定的功劳；在抗日问题上，说他有过错误的言论，但也不抹煞他当时有爱国的表现；并且指出对胡适这样的自由主义者，应该在抗日中同他联合起来。如果没有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我那时是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章的。对人和事要进行具体分析的方法，是毛泽东同志一贯提倡的。我们写文章也一定要遵循这种方法，不能简单化。
在国民党统治区写批判性的文章，特别是在抗日统一战线的条件下写这类文章，不能不注意到充分地讲道理。盛气凌人地骂人固然是不行的（鲁迅提出“辱骂和恐吓绝不是战斗”
，这对我们一代人起了很好的影响）
，单纯依靠引用一些马列主义的词句也是不行的。
比如，我在１９４４年左右写文章批判历史学家钱穆的错误时，就没有光说他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如果这样，他会觉得可笑，因为他本来就宣称自己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对唯心论哲学家的批判也同样如此。人家本来就是唯心论者，你说他的哲学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不一样，这有什么意义呢？所以，必须认真地讲出一些道理来，说明为什么从反马克思主义立场出发，从唯心主义观点出发，只能得出错误的结论。如果只引用一些马列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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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词句，不但根本不可能驳倒被批判者，也不能说服读者。
所以，我在国民党统治区写批判文章，时刻都注意到要充分地讲道理，这种训练对我是有好处的。去年我在国外遇到从台湾去的几位学者，他们是民主主义者，被台湾当局赶出来过。他们说我过去批判钱穆的文章写得好，他们在台湾时把它复制了送给朋友。我说这篇文章可能有个好处，那就是我没有摆出一副左派的架子，而是以说理的方法，具体地指出钱穆历史观的错误。在那篇文章中，我虽然没有引用马列主义的词句，但我是以马克思主义者的立场来说话的。
我们现在还是要写批判性的文章的。马克思主义者不能放弃批判这个武器。当然，我们不能搞“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