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绳文集(１９７９-１９４)-第4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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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大革命记》）。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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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超则从“研究”中国农民革命的历史，而对“革命主义”感到无限恐惧。他说：革命“必赖多数人”
，而“吾见夫所欲用之以起革命之多数下等社会，其血管内皆含黄巾闯献之遗传性也”
（《中国历史上革命之研究》）。从这样的观点出发，梁启超攻击资产阶级革命派是把“居民中最大多数”的“无恒业无学识之人”煽动起来，“非煽动人民之好乱性，举现在秩序而一切破坏之，则不能达其欲至之目的”。
资产阶级革命派自信能引导“下等社会”
，进行“有秩序之革命”
，因而至少在他们鼓吹革命的时候，不害怕下层群众力量的发动，而且事实上他们也进行了某些发动，这又是使他们比资产阶级立宪派高出一头的特点。
以上所述两点表明：和资产阶级立宪派不同，资产阶级革命派要求中国真正成为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因而要求革命；他们又不害怕发动下层人民群众的力量，因而敢于革命。
但是在实践中，资产阶级革命派表现出严重的弱点。革命派所代表的中小资产阶级，他们的力量是不大的。组成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多半是出身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以及中小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他们和农民及其他劳动人民的联系很少，也没有能深入到劳动人民的汪洋大海中，进行艰苦的组织教育工作，汲取其力量。他们所能接触到的，只是大海浪涛激起来的一些浪花，那就是以江湖游民为主要成分的会党组织（哥老会、天地会、三合会等）。革命派以为只要联络好几个会党组织的头头，就能很方便地利用这种现成的，但其实不可靠的组织，只不过表明他们并没的群众斗争使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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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感到他们并不能加以控制和领导的时候，他们的不敢充分发动群众力量，使革命彻底进行下去的弱点，也就越来越暴露出来了。
经过辛亥革命，清皇朝是被推倒了，“中华民国”代替了两千年来的君主专制政治，但是并没有能真正成立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君主制度固然是两千年来封建地主阶级统治的集中表现，但是辛亥革命并没有能从根本上动摇和推翻地主阶级在国家中的统治地位。因此，从君主到民国，也就只是政体性质的改变，国体并没有根本改变。
这里可以简略地看一下武昌起义和各省响应时的基本形势：一、武昌起义前夕，以农民为主体的群众自发斗争几乎遍及各省，或者是饥饿的群众抢米抗漕，或者是由于清朝官方以实行“新政”
（办警察、修铁路、办学堂，以至查户口、钉门牌等）为名横征暴敛激起的反抗，或者是由保路、保矿发展起来的爱国运动。这些群众斗争有的有个别革命党人参与，有的反映了革命党的宣传的影响，但总的说来，革命党是没有能加以组织和领导的。在武昌起义的消息传播出来以后，自发的群众斗争更加蔓延发展起来，江湖会党组织乘机大为发动。应该说，撼动了清朝统治基石的正是这种以农民为主体的自发斗争。革命派实际上是依靠这些斗争取得了推倒清朝统治的胜利，但是他们不能领导和发展这种斗争，以取得民主革命比较彻底的胜利。
二、在武昌起义后，各省的立宪派的资产阶级绅士们纷纷改变了他们的反对革命的态度，转而参加革命。他们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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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的势头已经一发而不可收拾，特别是看到革命有可能由于下层群众发动起来而燃成真正的烈焰，因而觉得站在革命以外并不能扑灭烈焰。可以说，他们参加革命并不是因为赞成革命，倒是因为害怕革命，他们是为了较快地结束革命而参加革命的。
三、帝国主义列强在革命面前不能不承认清朝政府已经是不三、帝国主义列强在革命面前不能不承认清朝政府已经是不能再加以利用的工具，它们实行“换马”的政策。它们甚至可以承认民主共和国的形式，只要统治权仍然掌握在大地主、大买办阶级的某个代表人物的手里。因此，从革命中产生的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政府，不能从帝国主义列强得到它所企望得到的“承认”
；而当清朝政府把政权遗交给袁世凯，袁世凯宣布自己是中华民国的大总统时，列强立即给予了承认和大力支持。
四、资产阶级革命派虽然促成了多年设想的革命，甚至好像取得了胜利，但是他们处于十分孤立的地位。他们之所以孤立是因为他们没有能把最广大的农民组织到自己这一面来。他们和资产阶级立宪派以及表示赞成革命的各种旧势力合作，但他们不能很好地处理这种合作关系，以致在革命胜利的形势下丧失了领导地位。他们不得不向袁世凯和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反动势力妥协，这种妥协使革命的胜利转成为失败。
这样，革命在形式上胜利了，但是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不仅资产阶级革命派，而且资产阶级立宪派也没有取得政权。事实是，同买办阶级勾结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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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封建地主阶级，利用革命派本身的弱点，并利用立宪派来软化革命派，从而攫取革命的果实。中国的民主与独立问题都没有解决。
但是，如果不是只看一时的效果，而是通过历史发展的全程来看，我们必须充分肯定辛亥革命推翻两千年来的君主专制制度，树起了民主共和国的旗帜的功勋。从一时的效果来看，辛亥革命以后，中国的黑暗并不次于清朝末年；但从历史发展的全程来看，辛亥革命的成功及其失败在中国人民的解放斗争史中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受外国帝国主义统治，又具有历史悠久的封建传统的中国，不经过长期的艰难曲折的道路，经过失败和反复斗争，是不可能达到真正的独立和人民的民主的。
三
辛亥革命时期的革命派很少谈发展工业的问题，但多数革命党人认定，革命的结果将促进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
《民报》第四期的一篇文章说：“革命军不成功则已，苟其奏效，则以中国人口之涨满，物产之丰繁，而其富强岂不可计日而待耶？既富强矣，则资本家由是膨胀，而垄断政策于以横施焉。”这个作者冯自由和当时其他许多革命者一样，看来是认为，资本家的“膨胀”既有好处，又有坏处。好处是国家的富强，坏处是“大多数之人民遂不得不罹于富豪之无形专制”。
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当时已经从西方的经验中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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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制度并不是至善尽美的。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产生尖锐的阶级矛盾，引起许多社会问题，以至引起新的革命。孙中山１９０５年说：“近时志士，舌敝唇枯，惟企强中国以比欧美，然而欧美强矣，其民实困。观大同盟罢工与无政府党、社会党之日炽，社会革命其将不远。”
（《〈民报〉发刊词》）
对于西方国家的这种经验采取什么态度，成为中国革命家所面临的问题。
章太炎在１９０７年的《讨满洲檄》中说，他很担心讲新学的人“震于泰西文明之名，劝工行商，汗漫无制，乃使豪强兼并，细民无食，以成他日之社会革命”。他的意思是，为了避免“他日之社会革命”
，最好不要步西方的后尘，发展工商业，发展资本主义。这是反映了保守的小生产者、小业主的观点。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多数革命党人提出了另一种观点：资本主义的发展是革命的必然趋势，但可以及早实行社会主义，或称民生主义，以预防资本主义的祸害，避免下一次的革命。
孙中山提出的民生主义，当时是被看作社会主义的同意语的。
孙中山在１９０６年的《〈民报〉创刊周年庆祝纪念大会的演说》中说：“中国今日如果实行民生主义，总较欧美容易得许多。因为社会问题是文明进步所致，文明程度不高，那社会问题也就不大。”他表示不赞成“文明不利于贫民，不如复古”的说法，而认为“文明进步是自然所致，不能逃避的”。
这所谓“文明进步”就是指资本主义的发展。他说：“文明有善果，也有恶果，须要取那善果，避那恶果。欧美各国，善果被富人享尽，贫民反食恶果，总由少数人把持文明幸福，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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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此不平等的世界。
我们这回革命，不但要做国民的国家，而且要做社会的国家，这决是欧美所不能及的。“
这也就是他在《〈民报〉发刊词》中所说，“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的意思。
孙中山赋予民生主义的内容是“平均地权”
，而据当时所作的解释，这就是通过收买的方法使土地成为国有。但其实无论“耕者有其田”也好，由资产阶级国家实行土地国有也好，都是取消地主的土地所有权，为资本主义的自由发展开辟道路，都属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而不是社会主义。孙中山当时认为，“欧美为甚不能解决社会问题？
因为没有解决土地问题“。这是误解。他说：”中国现在资本家还没有出世，所以几千年地价从来没有加增，这是与各国不同的。但是革命之后，却不能照前一样。比方现在香港、上海地价，比内地高至数百倍，因为文明发达，交通便利，故此涨到这样。假如他日全国改良，那地价一定跟着文明日日涨高的。“这是说，在革命以后，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地价将高涨。
但是，改变土地制度使地主不能因地价高涨而得暴利，这并不是社会主义，而只是更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以为用资产阶级的方法解决土地问题，就能消弭资本主义的祸害，预防社会主义革命，这是违反历史实际的。这种论据只是使他们更加理直气壮地为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而进行革命。
立宪派的梁启超十分反对孙中山所讲的社会革命。他在同《民报》进行论战中，有专文讨论“社会革命果为今日中国所必要乎”
，他的答复是不必行，也不可行。他说：最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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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心的是“他国资本势力充满于我国中”
，“我中国今日欲解决此至危极险之问题，惟有奖励资本家，使举其所贮蓄者，结合焉，而采百余年来西人所发明之新生产方法以从事于生产，国家则珍惜而保护之，使其事业可以发达以与外抗”。
他还批评以为土地国有就是社会主义之说，这是“未识社会主义之为何物也”。
梁启超在发这些议论时，虽然对社会主义是什么说了一些近似准确的话，但是应该看到，他和革命派之间的分歧的实质并不是要不要实行“社会革命”的问题。
革命派和立宪派都要求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在这点上他们是一致的。他们之间的不同在于：一派要通过推翻清皇朝的民主革命造成资本主义发展的条件；一派是主张保存以清朝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