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绳文集(１９７９-１９４)-第4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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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阶级革命派坚决主张推翻为帝国主义维护的清朝政府，并且认为，革命应该使中国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他们在实际上站到了同帝国主义对立的立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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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阶级革命派在反对君主立宪派的同时，也反对义和团的斗争方法。
对农民和城市贫民在没有先进阶级领导时，以焚烧外国教堂等低级形式表现的反帝斗争，他们称之为“自然的暴动”
，“野蛮之排外”。他们或者说，“就自然的暴动加以改良，使之进化”
，成为“秩序的革命”
；或者说，应当是“正当之抗外”
，而不应当是“野蛮之排外”。陈天华说：“这义和团心思是很好的，却有几件大不好处。”
他们企图扬弃低级形式的反帝斗争是有理由的，但是他们并不能提出一个完整的反帝国主义的纲领来。
青年革命家邹容在１９０３年所撰名著《革命军》中说：“内为满洲人之奴隶，受满洲人之暴虐，外受列国人之刺激，为数重之奴隶，将有亡国殄种之难者，此吾黄帝神明之汉种今日唱革命独立之原因也。”
他所提出的革命纲领中，有一条是“对敌干预我中国革命独立之外国及本国人”。
同盟会预拟在革命爆发时发表的《对外宣言》中，也有“外人有加助清政府以妨害国民军政府者，概以敌视”
这样的条款。
但是，当时的革命派一般地都认为，他们不是“野蛮之排外”
，而是文明的、有秩序的革命，是模仿西方资产阶级所已经做过的争取自由独立的革命，因而革命就不会遭到列强的干预，而能得到他们的同情和赞助。他们为了使自己所进行的革命能够取得列强的同情，甚至预先规定，在革命胜利后将继续前政府与外国订立的一切条约，保护外国在中国的各种既得权益。
他们似乎并不感觉到这样的预约同争取中国的独立之间有矛盾。总之，他们以为，帝国主义列强已经把清朝政府当做统治中国的傀儡，那么推翻这个傀儡政府，中国的独立问题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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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自然解决了。
对于帝国主义列强可能武装干涉中国的问题，革命派中有些人说，如果发生这种武装干涉，中国将依靠人多地广进行坚决的抵抗，但是他们毕竟把希望主要摆在列强不来干涉上。至于帝国主义列强还可能通过武装干涉以外的其他方法来破坏中国革命，这更是革命派所不能预见到的了。
我们不能因为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这些弱点，便否认辛亥革命具有反帝国主义的性质。武昌起义爆发后，清朝政府迅速处于崩溃的危机中。
这时，尽管革命派表示并无“排外”
的意思，但是帝国主义列强立刻敏感到，打在它们的走狗头上的革命大棒将有可能直接落到它们的头上。例如俄国驻北京公使在武昌起义八天后，向自己的政府报告说：“主要的危险在于叛乱可能延长，或具有敌视外国人的性质”
，他甚至认为，清朝政府由于无法平定叛乱，“可能试图把反清朝的运动转成反外国人的运动，正如１９００年它所做的一样”。
稍晚一点，日本驻华盛顿的外交代表向美国政府表示：“如任此种情形（指中国国内的革命——引者）继续发展，不仅影响商务，恐将爆发类似拳乱之排外运动”。——他们的这种担心不是没有理由的。
帝国主义列强之所以鼓励参加辛亥革命的“温和”
势力，并且支持袁世凯取代清朝政府，篡夺革命果实，正是因为辛亥革命在本质上具有反帝国主义的性质。
二
建立民主国家，这是同盟会明确提出来的纲领，也是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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亥革命时期革命派中绝大多数人的共同主张。
孙中山在１９０６年说：“中国数千年来都是君主专制政体，不是平等自由的人民所堪受的。要去这政体，不是专靠民族革命可以成功”。因此，“政治革的。要去这政体，不是专靠民族革命可以成功”。
因此，“政治革命”要和“民族革命”同时进行。
“我们推倒满洲政府，从驱除满人那一面说是民族革命；从颠覆君主政体那一面说是政治革命，并不是把它分作两次去做。讲到那政治革命的结果，是建立民主立宪政体。照现在这样的政治论起来，就算汉人为君主，也不能不革命。”
（《〈民报〉创刊周年庆祝纪念大会的演说》）
革命派所要建立的民主国家，是以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国家为榜样的。当时世界上也只有资产阶级民主国家可以做榜样。
孙中山１９０４年流亡在美国时发表文章说，要解决中国问题，“必须以一个新的、开明的、进步的政府来代替旧政府”
，“把过时的满清君主政体改变为‘中华民国’”。
“我们要仿照你们的政府而缔造我们的新政府”（《中国问题的真解决》）。
辛亥革命时期，中国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大体分为主张君主立宪和主张民主共和两个派别。君主立宪派主要是代表和封建地主阶级联系较多的上层资产阶级，他们曾是戊戌维新运动的主力。戊戌维新运动已经提出过“民权”的口号，但并不从根本上反对君权。所谓君权，其实就是封建地主阶级统治权力的集中表现。维新志士们主张调和君权与民权，实行所谓“君民共主”。
在１９０５年左右，资产阶级立宪派以自己的主张反对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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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革命派，引起了广泛的论战。在这场论战中，立宪派的主要发言人是梁启超。这场论战表明，在民主问题上，两派的分歧主要是在如下两点上。
第一，要不要通过革命改变两千年来的封建君主制度？
这就涉及所谓国体和政体的问题。立宪派方面的人把君主和民主说成是国体问题。他们明确表示，他们所要改革的不是国体，而只是政体；因此，可以保持君主制度，而只要求立宪。
这实际上是要求保持封建地主阶级统治的国体，而只要求它在统治方法上对资产阶级有所让步。固然如上所引孙中山的话，革命派说的是改变“政体”。但是在立宪派看来，革命派所要求的改革已迟迟超过政体的范围。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上说：“吾人之目的，将以改造现政府而不欲动摇国家之根本。革命党则因现政府之腐败，并欲变更国家之根本组织。”这里所说的“国家之根本组织”
，也就是国体的意思。
梁启超表示，他是积极主张“政治革命”的，不过“政治革命”的目的应该只是君主立宪，而这是可以由人民向现政府提出要求来实现的。
他说：“要求必能达政治革命之目的，且非要求万不能达政治革命之目的。是要求者，实政治革命之唯一手段也”。所以梁启超的所谓“政治革命”
，其实是取消革命。他又明白地说，推翻清朝政府的“民族革命”是他所反对的，但这并不是因为他有爱于满洲人，而是因为据他看来，实行“政治革命”并不需要推翻君主制度。至于君主是满洲人还是汉人，也不是重要问题，为了避免纷扰，不如由现在的皇帝继续当下去为好。由此可见，梁启超等人的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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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民族革命”
，其实质还是在于反对推翻两千年来的封建君主政治。他们既然不要求推翻封建国家的“根本组织”
，当然不需要而且憎恶革命。
革命派在反驳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立宪派的这些主张时，虽然有人强调，现政府是满洲人的政府，所以即便它实行君主立宪也应反对。但更多的人则认为，革命是要结束两千年来的君主政治，而代之以民主政治，不应当满足于君主立宪。
资产阶级革命派（或其中的多数人）既然主张把地主阶级专政的国体改变为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他们就不能不主张实行真正的革命。
他们采取这样的立场，就表现得生气勃勃，远比资产阶级立宪派站在更先进的地位。
第二，资产阶级革命派为了实现民主革命，要求发动下层人民群众的力量。孙中山说：“我们定要由平民革命，建国民政府，这不止是我们革命之目的，并且是我们革命的时候所万不可少产阶级立宪派所最反对的。
资产阶级革命派虽然不能作科学的阶级分析，但是他们朦胧地接触到了革命中的阶级力量的问题。他们常常用“中等社会”和“下等社会”这样的概念来说明这个问题。
１９０２年主张革命的杨笃生写了本《新湖南》小册子，他声明他的书是写给湖南的“中等社会”的。书中说：“诸君在于湖南之位置，实下等社会之所托命而上等社会之替人也。提挈下等社会以矫正上等社会者，惟诸君之责，破坏上等社会以卵翼下等社会者，亦为诸君之责。”
１９０３年留日学生出的《游学译编》杂志上说：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农民革命都是“云兴鼎沸，糜烂生民，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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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拾“
，其原因在于“无善言革命之教育”。
这个作者认为，只有“中等社会”能够教育下等社会，进行“有意识之破坏”
，“有价值之破坏”。因此他说：“下等社会者，革命事业之中坚也；中等社会者，革命事业之前列也”。１９０５年，陈天华在《民报》上写道：“泰西革命之所以成功者，在于中等社会主持其事”
，这是说西方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胜利；“中国革命之所以不成功者，在无中等社会主持其事”
，这是说中国历史上的农民革命。
陈天华不久后自杀，他留下的遗书中说：“今日唯有使中等社会皆知革命主义，渐普及下等社会，斯时也，一夫发难，万众响应，其于事何难焉？”
这些言论都表明，当时的革命派明确地认定，革命必须由“中等社会”来主持、领导，又必须发动“下等社会”的力量。
“中等社会”是个含糊不清的概念。按杨笃生的解释，它包括“商”与“士”在内。
“商”可以说就是中小资产阶级，“士”
是指在封建社会制度经受大动摇、大震荡的时候纷纷寻求出路的知识分子。对“下等社会”这概念，上引《游学译编》中的解释，包括“秘密社会”
、“劳动社会”和“军人社会”三者，在三者中又特别着重于“秘密社会”
（即江湖上的会党组织）。这种解释是有代表性的。
代表性的。
要革命，就会引发出“下等社会”的力量，这是资产阶级立宪派之所以反对革命的根本原因。
康有为论述法国１８世纪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得出一个结论说：“革命之举，必假借于暴民乱人之力，天下岂有与暴人乱民共事而能完成者乎，终亦必亡，不过举身家国而同毙耳”
（《法国大革命记》）。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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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超则从“研究”中国农民革命的历史，而对“革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