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绳文集(１９７９-１９４)-第4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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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说，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领导的一次革命，这丝毫没有贬低辛亥革命的意义。当时，在中国社会中，资产阶级是代表新的生产方式，为民族带来新的活力的阶级；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实行资本主义工业化是个进步的思想。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提出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主张，表达了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压迫的广大人民的愿望，因此他们成为当时人民中的先锋力量。如果说辛亥革命是全民革命，而不作阶级分析，就无法说明这次革命的性质，对于这次革命的成功和失败也不可能作出适当的解释。
我在前面已经说了，统观近代中国革命史的全过程，就更能看出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
近代中国人民为争取独立、民主和进步而进行的斗争，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以农民为主体的革命斗争。第二阶段是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
历史不能隔断了来看。
如果只看到太平天国和义和团，那就会以为这些只是无目的、无效果的破坏活动。但是，如果没有这一阶段的革命，就不会发展到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辛亥革命虽然取得了推翻帝国主义所支持的清朝政府的胜利，但它以向袁世凯妥协而结束，这实际上就是向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反动势力背后的帝国主义的妥协。如果只看辛亥革命，又会以为这仍只是不结果实的花。但是它并不是不结果实的。辛亥革命的胜利鼓舞了中国人民继续奋斗，它的失败给了中国人民和他们中的先进分子以深刻的启发。中国先进分子逐渐觉悟到，在中国的历史条件下，建立资产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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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国是不可能的，必须另外探索新的道路以实现民族民主革命的任务。半殖民地半封建时代的中国革命发展到第三阶段，那就是中国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一切爱国者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我们把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的胜利看作是辛亥革命的继续和发展，这就是说，这些胜利也是辛亥革命最后结出来的丰硕的果实。
由于发动辛亥革命的同盟会是在东京成立的，而孙中山和他的许多同志当年都在日本进行过活动，孙中山所领导的运动还得到日本朋友宫崎滔天等的帮助，可以说，辛亥革命和日本有特别的关系。现在，日本的朋友们和我们一起纪念辛亥革命７０周年，表现了中国人民和日本人民之间的深厚友情，这使我们深为感动。
１９８１年１０月在日中人文社会科学学会为纪念辛亥革命７０周年而举行的演讲会上的演讲。原载《历史和现实》论文集，１９８年３月上海三联书店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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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中的反帝、民主、工业化问题
一
辛亥革命并没有提出反对外国帝国主义的口号。在政治和思想上领导辛亥革命的同盟会的纲领中，并没有反帝国主义的内容。孙中山在１９０５年（即同盟会成立的这一年）
提出三民主义。他赋予民族主义的含义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虽然如此，应当承认，中国资产阶级领导的这一次推翻清皇朝的民主主义革命，在实质上也是反对外国帝国主义的。
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开始生长起来后的第一个政治运动是１８９８年的戊戌维新运动。
康有为领导的维新运动并不要推翻清朝统治，它把如何从帝国主义列强侵略和瓜分的危机下挽救中国的命运，作为一个迫切任务提到中国人民的面前。维新志士们认为，解决这一任务的唯一办法，就是要求清朝皇帝“变法”——进行政治改革。响应这个运动的主要是一部分资产阶级化的地主及其知识分子，他们没有也不敢发动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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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下层的农民群众。以农民为主体的下层群众自发地起来反对外国侵略者，形成１９００年的义和团运动。
这个运动也不推翻清朝统治。但清朝统治者在义和团力量的胁迫下，曾不得不宣布（只是暂时地、虚伪地）采取反对外国侵略者的立场。
通过义和团运动表现出中国广大劳动人民中蕴藏着多么强大的反帝国主义的力量，这不能不使帝国主义侵略者感到震惊。
他们在决定如何进一步侵略和统治中国时，不能不考虑到这种力量的存在。
戊戌维新运动失败了，义和团运动也失败了。差不多紧跟着就出现了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运动。
１９０５年同盟会的成立，可以视为革命运动高涨开始的标志（我们把由此开始直到１９１１年的革命，总称为辛亥革命运动）。从戊戌维新运动和义和团运动发展到辛亥革命运动，有一个中间环节，那就是１９０３年左右开始的几乎遍及各省的，以保护路权、矿权为主要内容的爱国运动。
在争路权、矿权的爱国运动中，工商界人士很活跃。他们要求收回清朝政府出让给外国的矿山和铁路，主张设立商办公司，以自己的资本来开矿筑路。
这个运动以爱国保乡、反对洋人势力为号召，激起了各阶层人民的响应。
１９０３年还发生了“拒法”
（反对清朝企图向法国借款借兵来镇压广西的会党起义）
、“拒俄”
（抗议俄国拒绝撤退利用义和团事件进驻东北的军队）
的运动。
１９０５年又发生了抗议美国国内排华暴行，抵制美国货的运动。这些运动带有广泛的群众性，但和义和团不同，不以暴动的形式出现，可以说是资产阶级领导的新式的爱国运动。说这些爱国运动是引导到革命运动去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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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节，并不只是从时间顺序上说的。事实上，这种爱国运动继续发展，直到１９１１年的四川保路运动，它成为武昌起义的导火线。
这些爱国运动都没有提出推翻清朝统治的口号。参加这些运动，甚至在这些运动中起领导作用的上层资产阶级分子（包括资产阶级化的地主绅士）
，毋宁说是企图维护清朝统治。
他们不愿意看到由于清朝统治的覆灭而造成剧烈的社会震荡。发起四川保路运动的绅士就曾陷于这样的矛盾中：他们既要发动可能发动的群众以张声势，又竭力要把群众的行动限制在合法的范围内。客观事实的逻辑表明了，既要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就不能不同清朝统治者发生尖锐的对立。从爱国运动中不可能不诱导出推翻清朝统治的革命运动。
经过１９００年事变（义和团、八国联军）和１９０１年的辛丑条约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手段发生了一个变化。参加戊戌维新运动，失败后流亡日本的梁启超的政论，敏锐地反映了这个变化。
他在１９０１年写的《灭国新法论》一文中指出，列强瓜分中国之说已经喊了十几年，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后，人们以为他们很可能就此实行瓜分，不料他们的论调反而一变而为“保全支那”。为什么呢？梁启超说：“彼以为今日而行瓜分也，则陷吾国民于破釜沉舟之地，而益其独立排外之心，而他日所以钳制而镇抚之者，将有所不及”
，因此“不行瓜分而反言保全”
，这是灭亡中国的新的办法。所谓“保全中国”
，实际上是“保全”清朝这个腐朽政权的统治，对这点梁启超也是懂得的。他说，“苟使吾四万万人能自起而组织一政府，修其内治，充其实力，则白人将永不能染指于亚洲大陆”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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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列强所不愿看到的前景。它们只愿意中国有一个“至愚至弱”的政府，利用它来间接统治中国。
“使以列强之力，直接而虐我民，民有抗之者，则谓之抗外敌，谓之为义士，为爱国，而镇抚之也无名。使用本国政府之力间接而治我民，民有抗之者，则谓之为抗政府，谓之为乱民，为叛逆，而讨伐之也有辞。
故但以政府官吏为登场傀儡，而列强隐于幕下，持而舞之。政府者，外国之奴隶，而人民之主人也。主人既见奴于人，而主人之奴，更何有焉！“
梁启超所讲的这些是合乎事实的。
固然在１９００年以前中国已经一步步地沦为半殖民地，清朝政府已经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但清朝政府毕竟还不甘心于完全丧失自己的独立地位。因此还发生了１８４年的中法战争，１８９４年的中日战争，而在１９００年还虚伪地向外国“宣战”。到了１９００以后，帝国主义相约实行所谓“门户开放”
、“保全中国”
的政策，列强直接瓜分中国的危机暂时不存在了。逃亡到西安的清朝政府得到了列强的“宽恕”
，重新回到北京，已完全成为帝国主义卵翼下的工具。因此，中国人民为摆脱帝国主义奴役的命运的斗争，就不能不表现为反对清朝政府的斗争。
上引梁启超的话，和１９０３年著名的革命宣传家陈天华所说现在的朝廷已成为“洋人的朝廷”是同样的意思。在１９０１到１９０２年梁启超的确也表现过赞成革命的倾向，但不久他又回过头去同他的老师康有为站在一起，唱起反对革命的“保皇派”的调子来了。
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主张君主立宪，反对革命，有一条理由是革命将招致列强的干涉，使中国遭到瓜分的危险。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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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驳这种论调，孙中山说：“今有满洲政府为之鹰犬，则彼外国者，欲取我土地，有予取予携之便矣。故欲免瓜分，非先倒满洲政府则无挽救之法也”。
《民报》上汪东也说，难道不革命能救亡么？
“外人所以乐存此旧政府，以其为桃梗土偶，便于窃盗。谓窃盗不足以亡中国，愚又甚于孩提之童也。”这些其实就是梁启超说过的话。以这样的论据来证明推翻清朝的革命的必要，是完全合乎逻辑的，有说服力的。
辛亥革命时期的宣传者的确有许多是着重于揭露国内满汉民族不平等，满洲族在政治和经济上的特权，从而宣传“民族革命”的必要性。他们重新利用２６０年前的“扬州十日”
、“嘉定三屠”一类材料来鼓动反满情绪。反满的老口号在新的形势下有了新的活力。孙中山在１９０５年说：“鄙人往年提倡民族主义，应而和之者，特会党耳，至于中流社会以上之人，实为寥寥。”——这是说１９００年前的情况。
“乃曾几何时，思想进步，民族主义大有一日千里之势，充布于各种社会之中，殆无不认革命为必要者。”为什么１９００年后会发生这样的变化呢？
试读１９０５年在北京火车站上向出洋考察宪政的五大臣投掷炸弹的吴樾的遗书，那里虽然强烈地表现出传统的反满情绪，但也说：“满洲政府，实中国富强第一大障碍。欲救亡而思扶满，直扬汤止沸，抱薪救火！”二百多年后反满传统情绪之所以重新燃起炽烈的火焰，就是因为这时反满已经成为从帝国主义魔爪下救亡的口号。
资产阶级革命派坚决主张推翻为帝国主义维护的清朝政府，并且认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