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绳文集(１９７９-１９４)-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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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来的一切成就。这当然是错误的，对于我们党是不利的。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到六中全会，我们正确地解决了这两方面的问题，从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到各项具体政策，纠正了“左”倾的错误，包括纠正“两个凡是”
的观念；从组织上又进行了很多工作，清理了“文化大革命”时期遗留的许多问题；重申和坚持了四项基本原则，批评了资产阶级自由化。去年６月举行的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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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文化大革命”在内的历史经验，涉及毛泽东的是非功过，作出了完整的、科学的总结。十二大就是在这样一个已经基本上完成了历史转变的关头举行的。这次会议将对三中全会以来拨乱反正取得的许多成就加以总结，继续解决还未解决的问题，开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发展的新局面。
把这几年的历史大转变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所经历的两次革命大转变对照一下，可以增强我们的信心。
十二大所处的地位，还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进行历史对比。我党取得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正确、全面的认识，曾经经过了二十多年实践的检验。
在二十多年中间，有成功，也有挫折，有失败，一直到１９４５年党的七大。七大是党成立以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最重要的一次会议。这次会议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经验作了全面的总结，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路线、方针、政策从理论上作了阐述，从思想上批判了“左”
倾路线的错误。
七大不但使我们党能够团结一致地迎接抗日战争的胜利，而且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奠定了基础。
还可以回头看一下，七大以前１７年，１９２８年举行的六大，对革命的性质、任务作的规定基本上是正确的，但很不完备，而且这些认识并没有变成全党的统一认识，也没有把这些原则的规定具体化。因此，六大以后，仍然出现了李立三的“左”倾错误，然后是为时四年多的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统治了全党。总之，六大以后中国革命仍然走了曲折的道路。
从新民主主义转变到社会主义进行得比较顺利。在基本上实现了社会主义改造，基本上消灭了剥削阶级时，１９５６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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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开了党的八大。八大提出的路线、方针、政策基本上都是正确的。八大正确地估计了当时的形势，认为阶级斗争已经不再是主要的矛盾，提出了发展生产力的问题、党成为执政党以后党的建设的问题，提出了反对和防止个人崇拜的问题。
但是，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八大虽然提出正确的路线、方针，但对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如何向前发展，思想、理论的准备还是不足的；虽然提出许多正确的意见，但不能说是成熟的；虽然提出许多正确的方针，但没有具体化。八大没有能够防止后来“左”倾错误的不断发展，没有能够防止“文化大革命”这样的灾难。在这个意义上讲，八大同六大的历史地位是相类似的。
现在的情况同八大时大不相同。
我们经过２６年的曲折道路，取得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我们党同八大的时候比，是成熟得多了。我们共产党人对历史上的挫折和曲折不要徒然地懊丧。如果只是懊悔地想，“要是按照八大的方针做下来，该多好啊”
，是毫无意义的。当然，不能说像“文化大革命”
这样的灾难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但的确八大时，党还不能解决更多的问题，还要经过一些曲折，然后才能逐渐成熟，这恐怕应该说是必然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六大和七大的关系，社会主义时期的八大和十二大的关系，可以说有类似之处，从这两次历史经验中可以看到，虽然有了一种正确的认识，但不是马上能成熟起来，特别是要全党都深刻地理解，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不经过实践的反复考验，不经过成功的经验、特别是反面经验的教育，要提高认识是不容易的。只有经过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的考验，特别经过失败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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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认识才能成熟起来。社会主义对我们、对人类都是一个完全新的东西。要充分弄清楚在中国的条件下，怎样去建设社会主义，确实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可以说比解决在中国历史条件下如何进行民主主义革命的问题更为艰难。不能很好地总结历史经验，就不可能解决这样的问题。在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党在作出了第一个历史问题的决议后才举行八大；现在，我们党在作出了第二个历史问题的决议后举行十二大，这并不是偶合。
在三中全会后的四年间，拨乱反正取得了巨大的成绩。
尽管还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总的来说，我们基本上完成了拨乱反正的任务，完成了历史的转变，使我们全党、特别是党的领导，思想认识水平大大提高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走上了正轨。当然，在经济建设方面还有许多问题，我们还要争取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党风也有不能使人满意的地方，要争取党风的基本好转；社会风气确实还有许多严重的问题，要争取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但是，可以肯定，我们已经度过了一个极其艰难的转变时期，从“文化大革命”
那种混乱状态，转变到今天一切工作走上正轨。只有这样，才能举行十二大。
这次大会将决定我们进一步前进的基本纲领、方针、政策。
现在十二大尚未举行，但根据三中全会以来发展的情况，可以说十二大将成为社会主义时期极其重要的一次会议。当然不是同以后比。和以前比，社会主义时期我们党举行过八大，然后是九大、十大。九大、十大不用说了。十一大在粉碎“四人帮”以后一年举行，却没有能够纠正九大、十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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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甚至继续犯了一些错误，妨碍了拨乱反正工作的进行。
可以相信，十二大是把十一届三中全会四年来一些成功的经验总结起来，并且能开辟社会主义发展的新局面的一次重要会议。
１９８２年８月１２日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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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
１９４１年，延安出版了毛泽东同志的《农村调查》一书。
现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以那个本子为基础，加上若干篇文章，编成《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其中除《农村调查》的《序言二》和《跋》以外，都是在《毛泽东选集》中看不到的。
《总政治部关于调查人口和土地状况的通知》（一个篇幅很短的文件）和《寻乌调查》（书中最长的一篇，占１４０页）
，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尤为可贵。
从方法论、认识论的角度看，这本农村调查文集有很重要的意义；从历史学、社会学的角度看，这也是很值得一读的书。
毛泽东同志在１９４１年《农村调查》序言二中特别申明：“出版这个参考材料的主要目的，在于指出一个如何了解下层情况的方法，而不是要同志们去记那些具体材料及其结论。”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１７页。下同）这一点当然是我们在读《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时应该注意的。但是，为了认识与研究中国近代社会和近代历史（也就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时代的社会和历史）
，这些在１９２６年到１９３３年之间的农村调查材料和作者对这些材料所作的分析还是很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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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１９３０年１０月的《兴国调查》表明，在农村人口中占６％的地主、富农占有８０％的土地，而在农村人口中占８０％的贫农、中农所占有的土地却只有２０％（农村人口的其余部分是完全没有土地的雇农、手工工人、小商人和游民）。在《寻乌调查》（１９３０年５月）
、《兴国调查》和其他调查材料中，提供了许多有关农村中的封建剥削的具体数字和情况。
１９２６年写的《中国佃农生活举例》一文根据湖南湘潭西乡的材料，详细地计算了一个佃种１５亩田的佃农的收入和支出。
《兴国调查》又考察了８个农民家庭（他们中７家自己有一些田，又租种一些田）的生计。这些生动的材料都表明了，当时的农民在沉重的封建剥削下维持最低的生活水平还困难，是没有任何余力去提高农业生产力的；农民要求生存，社会要进步，不革命是不行的。作者所调查的地方都没有什么特大的、其势力超过一县以上的地主；这些材料，是在全国大多数地区有代表性的。作者以极其客观的态度进行调查。例如他在《寻乌调查》中谈到农民出卖自己的儿子的情形说：“所有我的调查都很谨慎，都没有过分的话。我就是历来疑心别人的记载上面写着‘卖妻鬻子’的话未必确实的，所以我这回特别细问了寻乌的农民，看到底有这种事情没有？”（第１５０页）
参加他的调查会的三个农民有名有姓有具体情节地指出，许多贫农因为断了粮，因为要还债而把儿子卖到绅士和富农家去。
“据他们说，在他们所知道的地方，每百家人家有十家是卖过儿子的。”
“普通总是卖儿子，卖妻卖女的不经见。”在儿子一卖出后，债主就恶狠狠地跑来索债，“因为这时候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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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笔债的生死关头他就顾不得一切了“。
作者于此不得不慨叹地说：“旧的社会关系，就是吃人关系。”
对于这种吃人的社会关系，通过全国各地的土地改革，我们已经有了非常丰富的材料，这些材料更证明毛泽东同志在较早时期进行的调查是完全可靠的。他说，由于他了解了土地分配的状况（当然还有剥削状况）
，使他得出两个字的结论，就是革命。
“因而也益增革命的信心，相信这个革命是能获得８０％以上人民的拥护和赞助的。”
（第２６页）
《寻乌调查》中对于地主阶级作了具体的分析。
这个调查材料把地主分为大中小三类，而且把寻乌全县７个区的２０个大地主和１１３个中地主的经济情形、政治态度一一列举出来。
“为什么要把他们逐一列出来？
为的要研究这个阶级的政治作用，不列出来便没有充实的例证。“
（第１１５页）
总起来说，大中地主“对于生产的态度是完全坐视不理。他们既不亲自劳动，又不组织生产，完全以收租为目的”
（第１２４页）。因此他们对发展社会生产力丝毫不起积极作用。
依政治思想看，大中地主则分为三个部分，“新的占１０％，半新的占７０％，全旧的占２０％”
（第１２６页）。这所谓新旧是从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原文称资产阶级民权主义）的态度来区分的。
“新的，即接受资本主义影响多的”
，“是在接近河流、接近市场的地点才有的，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