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绳文集(１９７９-１９４)-第3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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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自居于中国革命指导者的地位，但由于不了解中国社会的情况，越到复杂的关键时刻，越是只能瞎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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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３０年代前期，共产国际及其官员对中国革命的瞎指挥造成了特别严重的危害。这时，中国共产党人已经开始比较有了独立的经验，以毛泽东为代表创立了一些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革命根据地。但是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中国共产党这时没有能力抵抗从莫斯科来的指挥棒。在共产国际东方部的一个官员的指挥下，几个毫无经验的年轻的留苏学生（以王明即陈绍禹为首）取得了党内的领导地位。他们完全不顾中国的国情，按照他们的师傅的旨意，在中国党内推行一整套的左倾的路线。在军事上他们也抛弃了毛泽东等同志领导创造的一套行之有效的战略战术，而把红军的指挥权全部交给共产国际派来的，只有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一些经验的外国军官。
结果是在１９２７年的惨败后几年间中国共产党人经过艰苦奋斗所创立起来的可观的基础（包括革命根据地和白区工作）几乎全部覆灭。
如果不是１９３５年１月的遵义会议上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纠正了左倾路线，更换了党的领导，扭转了局势，那么长征的胜利是不可能的，中国革命显然将处于极端危险的局面。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人独立自主地处理本国革命问题的划时代的标志。
在抗日战争爆发后，１９３８年中国革命又一次受到从共产国际来的扰乱。在共产国际领导机构中任要职的王明被派回国，他带来了一套把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拉向右转的思想和措施。由于王明有苏联和共产国际做后台，所以党很不容易地才克服了他的这种错误倾向的影响。抗日战争的全部过程证明：和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是完全必要的和可能的，但党在统一战线中必须坚定地实行独立自主的原则，必须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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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又团结又斗争的策略和以斗争求团结的策略。这样才能保持统一战线，直至抗战胜利。如果放弃斗争，一味乞求团结，统一战线必败。王明企图在中国党内推行右倾路线虽然失败了，但是苏联和共产国际领导人对于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所执行的全套策略始终不能理解并表示怀疑。
由于中国社会历史条件的特殊性（和西方各国相对而言的特殊性）
，中国革命必然出现许多在马克思主义书本上从来没有的新奇的事情。最显著的就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到经济上很落后的农村中发动农民组织革命武装。从中国的历史和社会的具体情况出发，以对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的革命斗争经验的总结为依据，毛泽东得出了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思想，找到了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这是在中国的具体历史条件下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新观点、新思想。没有巨大的理论勇气，是不可能提出并坚持这样的新观点、新思想的。一般地说，提出新观点、新思想总是要冲破一些旧的传统观念，所以要有理论勇气。而我们这里所说的，把马克思主义的某些论点教条化，以至成为束缚人们的头脑，限制人们的实践的框框的人，就是当时举世公认为对解释马克思主义最有权威的共产国际和苏联共产党。敢于并能够冲破这种束缚是很难做到的。
由此可见，为什么苏联和共产国际领导人总是把毛泽东在４０年代初发起的整风运动看成是可疑的异端。
虽然毛泽东在整风中说的只是中国党内的问题，并不涉及其他。但是第一，整风运动中主要受到批评的是王明这个苏联和共产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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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为宠儿的人；第二，苏联和共产国际领导人心目中有一些死守马列书本，依据俄国经验的现成的公式。例如，既然是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就要以城市为中心，解决中国问题似乎也只要并只能依照这个公式。而毛泽东的整风实际上就是向这种公式挑战，否认这种公式。
毛泽东在１９４１年的５月所作的《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是说明整风运动的基本思想的第一篇文献。这篇报告尖锐地批评了党内有些“言必称希腊”的人，说他们“割断历史，只懂得希腊，不懂得中国”（《毛泽东选集》第二版，７９页）。这里所说的“希腊”
，实际上恐怕就是指的苏联。固然在这篇报告中还高度评价了斯大林主持编撰的《联共（布）
党史》，这种评价是否过当是可以考虑的，但是毛泽东是这样说的：“我们看列宁、斯大林他们是如何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苏联革命的具体实践互相结合又从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就可以知道我们在中国是应该如何地工作了”
（同上，８０３页）。
可见他并不把苏联的经验当成普遍适用的经验。
他所重视的是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
邓小平同志说：“中国革命就没有按照俄国十月革命的模式去进行，而是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
（《邓小平文选（１９７５—１９８２）
》，２７８页）如果中国革命不是走这条符合中国国情的道路，而是按外国的权威判定的天经地义来进行，抗日战争就不可能持久进行，１９４９年的胜利也完全不能想象。
１９４３年６月，共产国际解散。在它解散前的几年中，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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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党的干涉越来越少。
周恩来同志说：“我们中国党这时已经成熟，和共产国际的来往不多了”
（《周恩来选集》下卷，３１２页）。
在抗日战争时期，苏联领导人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的做法至少是有怀疑的。他们不大能理解农村游击战争的意义，不大能理解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也如同他们不大能理解在统一战线中又斗争又团结的策略一样。到了解放战争时期，苏联领导人不相信中国革命能够取得彻底胜利，而且认为中国革命不宜取得彻底胜利，这和他们对世界形势的估计错误有关，也与他们一贯地不能理解以农村包围城市这条中国革命的独特道路有关。毛泽东在指出对斯大林应作“三七开”的评价（“三分错误，七分成绩”）时说：“斯大林对中国作了一些错事。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抗日战争初期的王明右倾机会主义，都是从斯大林那里来的。解放战争时期，先是不准革命，说是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
仗打起来，对我们半信半疑。
仗打胜了，又怀疑我们是铁托式的胜利，一九四九、一九五○两年对我们的压力很大“
（《毛泽东著作选读》，７４１页）。周恩来曾说，斯大林虽然有时对中国党有不恰当的怀疑，但一经实践证明不对，看法也可以改变，“例如他怀疑我们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怀疑我们对于帝国主义不斗争，一到抗美援朝，他的看法就改变了”（《周恩来选集》下卷，３０２页）。这都是说，直到中国革命在１９４９年取得胜利时，斯大林还对中国共产党抱着很深的怀疑。这种怀疑显然集中在中国共产党内最具有理论创造能力的领导人毛泽东的身上。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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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平同志说：“在斯大林时期，中国党在一些关键问题上没有听他的话，才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２７页）中国党能够坚持从实际出发，顶住国外来的压力，主要应该归功于毛泽东。
邓小平同志十分恰当地指出：“毛主席最伟大的功绩是把马列主义的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指出了中国夺取革命胜利的道路。”（《邓小平文选（１９７５—１９８２）
》，３０４页）对这个功绩无论怎样估价都不为过。中国革命是经历多次失败和挫折，终于在毛泽东领导下走上适合中国国情的正确道路，才能取得１９４９年的胜利的。所以邓小平同志又说：“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
１９５６年，人民中国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开始面临着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在这以前，从１９５３年起，一方面进行对农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一方面已开始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社会主义改造所采取的方法和政策是具有符合中国国情的特色的。这虽然是完全新的事情，但是在民主革命时期对分得土地的农民实行组织起来的经验，对民族资产阶级实行团结政策的经验，都有助于在社会主义改造中找到符合中国国情的路子。至于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的经济建设，基本上是采取苏联的经验。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只有农村革命根据地建设中所得到的一些经验，显然是不够用的；而中国旧社会在这方面也没有留下多少可供利用的经验。
毛泽东在１９５６年４月所发表的《论十大关系》（《毛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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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著作选读》，７２０—７４４页）的讲话中说：“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
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
这里所说的过去少走了一些弯路，可能是指社会主义改造时期，也可能包括民主革命的胜利。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中国应该接受苏联的哪些教训呢？中国应该在哪些方面和苏联不同呢？毛泽东在他的讲话中具体提到下列几点：第一，“他们片面地注重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第二，“苏联的办法把农民挖得很苦。他们采取所谓义务交售制等项办法，把农民生产的东西拿走太多，给的代价又极低”。
“鉴于苏联在这个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我们必须更多地注意处理好国家同农民的关系”。
第三，“我们不能像苏联那样，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点机动权也没有”。
在这篇讲话中还提到，“把什么东西统统都集中在中央或省市，不给工厂一点权力，一点机动的余地，一点利益，恐怕不妥”。
第四，“在苏联，俄罗斯民族同少数民族的关系很不正常，我们应当接受这个教训”。
第五，“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
现在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
“在这一点上，我们和苏联不同”。第六，“过去，在以王明为首的教条主义者当权的时候，我们党在这个问题（指”如何对待犯了错误的人“的问题——引者）上犯了错误，学了斯大林作风中不好的一面。他们在社会上不要中间势力，在党内不允许人家改正错误，不准革命”。
“他们不准犯错误的人革命，不分犯错误和反革命的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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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甚至把一些犯错误的人杀掉了“。在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