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绳文集(１９７９-１９４)-第3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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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种情况是，仍然陷在苏联模式的弊病中。最明显的就是始终以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只能实行计划经济体制，而且是以国家指令性计划为主体的体制，完全否定市场经济的作用。
第二种情况是，抛弃了苏联的那种束缚各种社会积极性的僵化的模式，但又走到另外一个极端。不顾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以为单凭发挥主观能动作用，用大搞群众运动的方法，就可以几乎无限制地提高社会生产力，就可以把生产关系提高到最理想的程度。
结果事与愿违，适得其反。
这就是“大跃进”
、人民公社。
强调阶级斗争，虽然和苏联３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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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有近似之处，但因为和大搞群众运动结合在一起，也具有自己的特色，造成特别严重的灾害。
第三种情况是，进行了一些改革，但不彻底，收效甚微，未能坚持进行。一波同志在《改造经济管理体制的尝试》一篇中所说的，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毛主席在《论十大关系》中说，我们不能像苏联那样，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点机动权也没有。因此他主张，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利，扩大一点企业的权利。根据毛主席的这种思路，在１９５６年以后的几年间，进行了几次放权给地方的改革。
一波同志肯定在这些改革中包含着有益的探索和尝试。但又指出，这种改革当时并未生效，往往成为放权和收权的反复。
其所以如此，是和存在着上述的两种情况有关系的。
第四种情况是，党做了不少纠正“左”
的错误的工作，通过这些工作，缩小了“左”的错误造成的危害，积累了很多有益的经验；尤其可贵的是，还提出了一些从长远意义上说来很有价值的新的观念。
例如在１９５８年１１月郑州会议上，毛主席坚决驳斥了取消商品的错误观点，强调经济核算的重要性。在１９６０年以后，随着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中央领导同志们在工业、农业、知识分子政策上提出了一些很重要的好的思想。
在本书中，对于１９６１年邓小平同志领导制定《工业七十条》的指导思想，对于１９６２年邓子恢同志和其他一些同志提出包产到户的主张，对于周恩来、陈毅同志在１９６２年对知识分子“脱帽加冕”
，都作了高度的估价。
书中还谈到６０年代初期，曾试办托拉斯。
当时毛主席和中央其他主要领导同志，已经逐渐发现单靠行政办法管理经济，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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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企业，有不少弊端。少奇同志还说，要学习资本主义管理企业的经验。很容易想象，这样的看法不久后就被攻击为资产阶级观点。总之，在那十年中确是经过正面、反面的经验，得出过一系列好的思想，表现了摆脱“左”的思想束缚，避免苏联模式弊端的趋向。但是，在当时情况下，这些思想只能在一个短期内多少起一点作用，或者简直在刚产生后立刻就被抹煞了。
根据以上这些情况来看，人们也许会说，这十年的探索实际上并没有什么收获。
但这样的看法是错误的。
这是因为，第一，这十年虽然由于“左”倾错误而遭到严重挫折，但是如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薄一波同志这本书中所说的，我们仍然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第二，上述的在探索过程中的正面的和反面的经验，从长远来看，都具有极为重要的历史意义。甚至可以说，如果没有这些正面、反面的经验，我们在１９７８年以后，就未必能那么迅速地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两个基本点的路线、方针和政策。
在１９０年以后，世界上常有人提出问题说，为什么中国能够不发生像苏联、东欧那样的变化？回答这样的问题，我们当然要说，这是因为我们在近十几年来已经走上了一条通过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道路。但是，如果进一步追究，恐怕还应该回顾历史，追溯到１９５６年，即我们开始十年探索的时候。在那时，中国的面前本来有一条毫无阻力的路，那就是一切按苏联的模式做。如果那样做，就不会犯“大跃进”
、人民公社那样的错误，也不会和苏联发生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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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擦和冲突，而是维持“牢不可破”的关系，以至成为一个大的“卫星国”。最后，中国就会在８０年代末，不可避免地成为从莫斯科开始倒下来的多米诺骨牌中的一个！
由此可见，由毛主席在１９５６年、１９５７年发起的探索，是多么重要。
这种探索，固然没有能够使我们立刻避开苏联的模式的弊病，而且使我们曾在一个时期陷入严重的“左”倾错误，但是这些反面的经验，给了我们以在任何学校都不能学到的深刻的教训。而且我们党在那十年探索中得出的一些新的观念虽然一时不能起作用，但是它们却是１９７８年以后新的思想的萌芽，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的表现。一波同志的书在深刻评述十年探索中的错误的同时，又仔细地历述那时毛主席和其他同志提出的有价值的观点和主张，这是极有意义的。
一波同志的书的下卷一开始就谈到毛主席１９５７年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充分估计了这篇论文提出的创见在理论和实践上的重大意义。一波同志指出，这些创见是当时苏联官方不承认的。当苏联领导人认为苏联的模式是天经地义的时候，毛主席敢于说不，敢于进行新的探索，这就触犯了苏联的领导人。
当赫鲁晓夫在１９５８年提出侵犯中国主权的一系列要求的时候，毛主席就坚决地决定，宁可决裂，也不屈服于苏联的压力。薄一波同志的书，讲的是党和国家有关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的决策，但也多少涉及对苏、对美的关系的一些问题。毛主席在对苏关系上的决策，实在是一个涉及中国命运和关系世界全局的一个重大决策，值得仔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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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是１９１年６月１０日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出版座谈会上的发言。原载《真理的追求》１９１年第８期，８月１１日出版第二篇是１９３年７月１３日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出版座谈会上的发言。原载《人民日报》１９３年７月１６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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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一生所做的两件大事——纪念毛泽东诞辰一百周年
毛泽东同志从来十分重视俄国的十月革命和苏联的存在对中国革命的影响，十分重视十月革命的经验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
下面一段话是毛泽东同志在１９４９年所写的几乎人人都知道的话。
“中国人找到马克思主义，是经过俄国人介绍的。在十月革命以前，中国人不但不知道列宁、斯大林，也不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
（《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二版，１４７１页）
在十分尊重十月革命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的同时，毛泽东坚决反对把十月革命的模式强加在中国革命头上、要求一切照办的倾向，坚决反对苏联领导人（和共产国际领导人）按照自己的经验和自己的利益在中国头上挥舞的指挥棒。
中国共产党是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的道路，从而取得胜利的。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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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也已经走上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道路。如果不拒绝和抵制那时的苏联领导人的指挥棒（在１９４３年以前还有共产国际的指挥棒，或者说是苏联领导人经过共产国际的指挥棒）
，如果把苏联的革命和建设的模式看成是不可逾越的、唯一应当遵循的模式，那么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自己的道路是不可能找到的。
正因为毛泽东既尊重苏联的革命和建设的经验，而又不迷信苏联的主张和经验，并且和这种迷信进行坚决的斗争，所以他成为创造性地找到中国民主革命的正确道路，并且领导这个革命取得胜利的伟大领导人。他又是首先倡议在社会主义建设上寻求具有中国特色的、自己的道路的伟大领导人。
１９４２年毛泽东在党内发起整风运动，其目的主要在反对主观主义，特别是反对教条主义。
针对３０年代前期在党内居于统治地位的教条主义倾向，毛泽东指出，绝不可以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个别字句当成教条，而必须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中国的现状和中国的历史，具体地分析中国革命问题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
毛泽东提出整风当然只是对中国党内来说的。但他对脱离中国实际的教条主义的批评却不能不具有较广的涵意。
３０年代中国党内的教条主义者实际上是把从莫斯科传来的任何意见，不管它是如何违反中国实际，一律看作必须遵守的金科玉律，除此以外不可以考虑别的。
他们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个别语句当作教条也是从他们在莫斯科的老师传授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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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起整风运动前的１９３８年，毛泽东就强调指出，中国共产党必须“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他说：“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第二版，５３４页）。
中国的革命当然也有和别的国家的共同性。在共同性方面，苏联和共产国际曾给于中国共产党人以有益的帮助。这主要是在中国共产党刚成立时和在它的幼年时期。那时中国共产党人十分缺乏经验，而且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知之甚少。
例如，中国和世界上其他殖民地附属国一样，当前的革命还不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而只能是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这样的认识，幼年的中国共产党人就是从苏联和共产国际学来的。这样的认识虽然十分重要，但是仅靠这种一般性的理论，而不真正懂得中国的具体实际，是不足以指导中国革命的。
１９２７年中国革命遭到惨重的失败，其原因固然在于当时革命和反革命的社会力量对比形势，在于中国共产党人当时还没有独立判断的能力，也同共产国际和苏联领导人在遥遥的远方，只凭抽象的观念对中国革命发号施令有关。他们派驻中国的代表，虽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