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绳文集(１９７９-１９４)-第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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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是说在任何时候主要都是反“左”
，在一定情况下是不是要反右？我看也不能排除。我们说整个时期主要防“左”
，但是在个别情况下，可能主要是反右。
在１９８９年动乱时说主要是反“左”
，当然不行。但是，经验又说明，反对右的时候，我们仍必须注意长期主要是防“左”。这是因为，反右搞得不好就会出来“左”的东西。
再说一个问题，如何防止和反对“左”的东西？首先一条，就是不搞阶级斗争为纲，不能把反“左”也搞成阶级斗争。我们在编写《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时有一个概念，我们讲主要危险是“左”
，但是我们不是像以前的传统观念那样，说“左”是小资产阶级。党的第一个历史决议里就讲，“左”
的东西有认识根源，也有阶级根源，阶级根源就是小资产阶级。但就是那时这样讲，也不那么准确。恐怕并不能说小资产阶级一定产生“左”
，或者说“左”一定是小资产阶级。到社会主义时期，更不能见到“左”就说这一定是小资产阶级，就要展开阶级斗争，这不行。
所以防止“左”
，还是前边说的，重要的是要澄清这样那样的思想认识问题。所以，防止“左”
，要讲道理，要搞清思想，提高认识。我们反对站在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观点反对“左”
，我们主张要认真地根据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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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基本路线说清楚许多问题。
１９２年１０月２８日在全国中共党史讲习班上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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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薄一波同志著《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两 篇）
第一篇 （该书上卷的读后感）
薄一波同志用两年多的时间写出了《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以后他还要继续写下卷。胡乔木同志认为这部著作是“党史著述中的空前力作”。他说：“这部著作回顾了作者亲身经历的１９４９年至１９５６年党中央的一系列重大决策和事件的过程，这在我国党内是一个重大的创举”。
他还说，这部书使人读起来“如入宝山，只见琳琅满目，不忍掩卷”。我完全同意胡乔木同志对这部书的估价。
我现在也来说一点对这部书的初步读后感。
本书作者对历史的态度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１９４９—１９５６年之间，我们的党确实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但确实不是十全十美，也有缺点和失误。事后可以说，对某件事当时如果不这样做而那样做，就会更好。但这是在事后，是在有了那么多的经验以后的今天才能知道的。而且如果当时不这样做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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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样做，也许还会产生另外一些问题。在自然科学的实验室中，可以在同样条件下，重新开始原来做过的但结果不那么完满的或者失败的试验。但是，在社会历史发展中，这是不可能的。
回顾党的历史上已经做过的事，辨明其中的是非，说清楚哪些是做对了的，做好了的，为什么做得对、做得好？
有哪些缺点、失误，为什么会产生这些缺点、失误？说清楚这些，是为了取得经验教训，以利于今后的工作。
薄一波同志的这部书使我们从总体上看到在１９４９至１９５６年党的成就，使我们看到，许多做得好、做得对的事情，是党在复杂的历史条件下，为解决过去从未处理过的问题，从中国的具体情况出发，克服了已经发生了的和可能发生的偏向，很不容易才能做到的。也使我们看到，缺点和失误之所以产生，固然也有个别领导人的因素，但总的说来是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当时党的已有的经验和已经达到的认识水平的限制。作者反复说明，研究过去的工作中的缺点和失误，并不是为了责备前人，而是为了从历史的经验教训中学到应当学到的东西，以利于我们当前和未来的工作。
例如，在开卷后不久，作者就说：“马克思主义者不是算命先生，革命也不是按某个‘先哲’拟定的方案进行的，只能通过实践的发展不断完善。党的领袖人物，在革命的转折关头能指明历史发展的趋势，就很了不起了。
因此，我们在研究历史时，要采取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我们讲不足，不是说三道四，而是从历史的经验教训中吸取营养，使我们变得更聪明些，把今天要办的事情办得更好“
（２８页）。又例如，作者在论述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酝酿和制定时说：“对历史实践，对党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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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过去的奋斗，任何时候都不能求全责备；求全责备，指点前贤，那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实事求是，该肯定的成绩充分肯定，不足的以至失误的地方，严肃正视，并分析原因，取得教益，作为今后的鉴戒，这才是我们要采取的历史唯物主义态度“
（２３０页）。
在全书像上引这几段话那样的概括的论述有好多处。我想作者为什么不把这些概括的论述都集中起来写，譬如写在本书的开卷的地方？那样的写法虽然也是一种写法，但很可能就没有那么大的吸引力和说服力。这本书的写法是夹叙夹议，在叙述一件事情的原原本本的经过中间，具体地论述其中的是非，又通过这种具体的论述，一般地说明他对历史经验的态度。作者对历史经验态度的一般论述，并不是凭空而来的，是和对具体事情的具体论述结合在一起的。如果脱离了具体的论述，而只是一般地说明这种对历史经验的态度，那么人们也许会认为这不过是说了别人也能说的一些话。本书作者不仅是告诉我们对历史经验应该采取什么态度，而且是在对一个个重大决策和事件的论述中具体体现了这种态度。
所以这本书才具有强烈的说服力和吸引力。
本书对于所论述的问题都进行具体的科学分析，这也是极其值得我们学习的。书中对于所论述的事情，都不是简单地区别是非，而是进行具体的分析。由于我们现在已经有了当时人所没有的丰富经验，因此这种分析往往是当时人所不能做到的。有些在当时认为是完全正确，现在看来也应认为其基本方向、基本做法是正确的事情中，也有一些不足和缺点。
有些当时认为错误，现在看来也不完全正确的意见中，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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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正确的方面，是当时人没有能看到的。
例如，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书中讲了１９５６年围绕山西省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问题的争论。
这个争论涉及少奇同志，也涉及一波同志自己。当时，这个争论以少奇和一波同志作自我批评而结束。书中说明了争论的过程，说明了少奇同志的处理的缺点所在，又指出少奇同志当时的意见在主导方面是正确的，因为他及时抓住了刚刚露头的妨碍我国农村经济健康发展的三个重要的思想认识问题。这样的论述的意义不仅在于对１９５６年这场争论作出公正的估价，也有利于我们认识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而且，像作者所说的，在当前我们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革中，仍然可以从中吸取某些有益的东西。
书中又论述了１９５５年毛主席和邓子恢同志之间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争论。当时认为邓子恢同志在这场争论中是完全错了，而且是路线错误。
１９８１年党中央已经正式肯定邓子恢同志那时在合作化发展速度问题上的意见是正确的。一波同志在书中对这场争论提供了充分的有关材料，进行了周密的分析。他指出，在中国要实现农业合作化这个根本道路和根本方向问题上，毛主席和邓子恢同志的意见是一致的，并没有分歧，甚至对合作化的发展要有控制数字这点也没有分歧。他们的分歧只是合作化发展速度的问题，但这个分歧又确实带有原则性的意义，表现了两种指导思想的不同。作者如实地指出邓子恢同志虽然并不是一点缺点也没有，但是，把他坚持同意合作化应稳步前进的主张，当做经验主义、甚至右倾主义的错误来批评，是错误，是批错了。
作者又指出，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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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坚持农业合作化的道路是完全正确的。他对邓子恢同志的批评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但总的说来是错误的，这种错误的批评确实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一波同志又认为，这次错误批评的责任不能归在毛主席一个人身上。他分析这次错误批判的原因，指出两点教训。其一，是对我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艰巨性、复杂性、长期性认识不足，在指导思想上有些急于求成。其二，是对于党内不同意见和正常争论错上了路线斗争之纲。这两条都不能简单地说是由于某一个个人的原因。一波同志还指出，建国以后，党和政府一直感觉到粮食问题的压力，这时大家又误信了苏联的经验，以为只要加快合作化进程就能迅速解决我国的粮食、棉花供应问题。
这是当时党中央许多领导，包括毛主席在内的想法。这种想法现在看来是不完全切合实际的。
在书中随处都有类似这样的分析。这种分析是实事求是的，是有说服力的，是能够发人深省的。
这本书由于对历史经验采取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而又进行科学的具体分析，所以这本书没有回避一般研究者感觉到是很难以处理、甚至故意绕过去的麻烦问题。本来对于一个马克思主义历史研究者来说，越是看起来难于处理的麻烦问题，就越是应该下功夫，而决不能回避。一波同志在这本书中正是这样做的。
１９８１年党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全党所承认的。但是，研究者在讨论《决议》中已经作了判断的事情时，并不是只能重复《决议》中的判断而不能多说一句话。因为那毕竟是概括的判断，是需要加以充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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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丰富的。一波同志的书，可以说，在各个问题的论述中并未超越《决议》的论断，但又有许多新意，有许多独到的见解。这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另一方面，现在也有些人肆意夸大党的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和毛主席的缺点、错误，甚至说得一无是处。为了批驳这些错误的观点，我们也必须像一波同志那样正视有关的问题，而不是回避问题。
建国以后，党内的某些意见分歧，特别是毛主席和刘少奇同志在一些问题上的分歧，是一般研究工作者感到难以处理的问题。国内国外都有人注意这些问题，却并不能对这些问题作出符合实际的论述。国外有些学者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和建国以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写出了不少著作。
其中有些着重研究毛泽东和刘少奇的分歧。这些研究者，受他们的立场、观点以及某些成见的限制，又得不到充分的可靠的资料，往往作出猜测性的论断。他们把这种分歧说成好像是两条路线的斗争，或者是两个政治派别的斗争，甚至是权力、地位的争夺。这些说法是不符合实际的，因而是错误的。
针对这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