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绳文集(１９７９-１９４)-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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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走上了正确的道路，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到了社会主义时期，又有一段时间吃了教条主义的亏。比如，搞计划经济，就以为越包罗万象越好；搞公有制，就以为越大、越公、越纯，越好；讲阶级斗争，就以为无时无刻不存在尖锐的阶级斗争，实行“以阶级斗争为纲”。
我们党从十一届三中全会起着手纠正这种错误，针对不顾中国的具体实际，把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原理、原则教条化的倾向，着重提出要一切从实际出发。
一切从实际出发，这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基本要求。从抽象的概念、教条出发，不顾实际，怎么能制定出正确的方针、政策？但是，我们也要看到，从实际出发，固然是产生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一个必要的前提，但并不是充足的前提。就是说，并不是只要从实际出发，就一定能得出正确的结论。还要有正确理论的指导。
１９７８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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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同志在十一届三中全会时，并不只是说了“一切从实际出发”这一句话。他说：“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
；号召全党重新进行一次学习，“根本的是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要努力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则同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
（《邓小平文选（１９７５—１９８２》，１４３页）。
这是全面的说法。
我们党的原则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教条主义只讲原则，不看实际情况，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公式化。但是，以“从实际出发”为理由，否定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的指导作用，也是完全错误的。这就很容易变成狭隘的经验主义，得出各种错误的结论。总的说来，在理论联系实际的问题上，我们既要反对教条主义，又要反对经验主义，这两种倾向都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都是有害的。在教条主义是主要倾向的时候，我们要强调从具体实际出发，就是一定要把普遍原理和具体实际结合。当前，我们仍然要讲解放思想，从实际出发，但为了反对狭隘经验主义的倾向，有必要特别强调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的指导作用。
近几年，世界上兴起一种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的思潮。
我觉得其思想方法，基本上是一种狭隘的经验主义，是片面地总结了历史的经验教训。苏联斯大林时期，确实在理论上、实践上有许多错误是教条主义性质的。
有的同志说，苏联一些人提出“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
，是针对３０年代以来的实际情况，总结历史经验提出来的，因此似乎只能肯定这种提法的必要性和正确性。我认为，苏联一些人的提法虽然有它的针对性，但这是不是正确地全面地总结实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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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得出的结论是值得怀疑的。不能说，因为它从某种实际出发就是正确的而应得到肯定。因为对实际情况的掌握有全面和片面之分。考察同一实际情况，由于立场、观点和方法的不同，也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里就讲过，“社会生活现象极其复杂，随时都可以找到任何数量的例子或个别的材料来证实任何一个论点”。
美国人布热津斯基讲，２０世纪是共产主义大失败。他也是根据一些实际材料，但他的这些实际材料并不是当代世界和社会主义发展中的全部实际情况。中国的资产阶级自由化论者也提出某些个别的、零星的事实材料来作为他们的论据，他们实际上是抱着资本主义比社会主义优越的教条，但他们的思想的表现形式是狭隘的经验主义。
我们说，必须把普遍原理和具体实际相结合，不能依靠狭隘的、个别的经验。为什么必须这样？因为人们的认识不是从一张白纸开始的，每一时代的人总是要参考总结前人的实践经验所得到的正确知识，甚至以此为依据，再来认识新的事物。
比如设计一座长江大桥，当然必须掌握有关的水文、地质的具体情况，但还必须有造桥学、力学、材料学等方面的知识，这些知识是已往的经验的科学总结。社会主义建设当然比造桥这样的工程复杂得多，但基本道理是一样的。人们必须结合对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的认识来辨明一枝一节的经验，并且通过成功和失败的新的实践经验来补充、纠正、发展对社会主义的规律性的认识。
通常我们认为“就事论事”
是不可取的。
“就事论事”好像也是从实际出发，但是完全不顾这件事同有关的其他事的联系，不顾这件事的前因后果，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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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顾与这件事有关的一般规律，是不可能对这件事作出正确的评论的。说“就事论事”不可取，也就是说，狭隘的经验主义不可取。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一个基本原则。但不能据此而认为，好比说，如果建筑长江大桥有两个不同的设计方案，就必须造出两个不同的桥来，才能评定这两个设计孰优孰劣。人们可以事先评论，是因为已经有许多经过实践检验的科学知识为依据。如果一概否定已有的科学知识，那只能陷入庸俗的、狭隘的经验主义。
恩格斯说过这样的话：“必须从最顽强的事实出发”
，他在说这话的同时，反对庸俗的唯物主义。
恩格斯是在１８５９年论述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书评中说这番话的。当时，他针对德国自然科学发展的状况说：“随着这种科学的时兴，旧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也重新流行起来”。他说：“黑格尔被遗忘了”
，出现了“康德以前的狭隘庸俗思维方式的极为浅薄的翻版”
，等等。恩格斯指出，“马克思在建立社会历史方面的唯物主义观点时，是从黑格尔接受了辩证法，使其摆脱唯心主义的外壳”
，从而建立了辩证唯物主义。
我们强调必须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一方面决不能以教条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也不能陷入庸俗的狭隘的经验主义。
当前，国际国内的反社会主义思潮，是以庸俗、狭隘的经验主义和肤浅的形而上学为特征的。
我们从马克思主义学习立场、观点和方法。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发现了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阐明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由此产生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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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阐明了资本主义必然为社会主义所代替的理论。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具体表现。我们要系统地全面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学说，而不能把它简单化为一两条原则。如果只有从实际出发这一条，并不算是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例如，有人说，我对马克思主义只承认一条，人类首先必须吃、喝、穿、住，然后才能从事政治、艺术、宗教等等活动。固然这一条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出发点。但只承认这一条，恐怕和马克思主义距离得还很远。
马克思主义是不是一个学派？列宁说过，马克思主义没有丝毫和“宗派主义”相象的东西，它绝对不是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而产生出来的偏狭顽固的学说。因此，它能够随着人类社会实践的发展而向前发展，能够汲取各门科学发展中的有价值的成果来丰富自己。各个学科中有种种不同的学派，这些学派和马克思主义不在同一层次上。如果说，马克思主义是个学派，那是一个很高层次的学派。
在我们国家，它是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思想。
有人说，马克思主义一旦成为“显学”
，成为“官学”
，它就完了。这是散布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一种错误说法。学术界确有些小的学派，一成为一个学派之后，就死守自己的小圈子，成为列宁所说的偏狭顽固的宗派主义的学说。因而在它成为一个学派的时候，也就是它开始死亡的时候。马克思主义不是这样的学派，它有着强大的生命力。
当然我认为，在指出上述这种说法的错误的同时，我们也应对此有所警惕。
马克思主义就其本质说，不会因为成为国家的指导思想而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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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死亡。但要能使它永远保持活力，保持它的指导思想的地位，是要靠人们的努力的。正如我们党取得政权以后，要经受执政党的考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开始只为很少数人所接受，它能够在中国胜利是靠在实践中和在思想界中的斗争得来的。
党领导人民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取得了革命胜利，掌握了国家政权。
马克思主义成为国家的指导思想。
不能说，成为指导思想以后就没有危险了。在东欧一些国家，共产党的领导，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一个晚上就垮了。我们自己这几年的经验也说明，绝不能以为党处于执政党的地位，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就保险了，绝对不可动摇了，这个问题很值得重视。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胜利，依靠的是它的真理性。在革命尚未胜利，马克思主义处于受压迫的地位时，我们结合实际，论证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论证它对中国是适用的，把马克思主义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得出了许多结论，并且经过实践检验，证明这些结论是正确的。长期以来，我们的前辈，为赢得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胜利，为捍卫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胜利，作了许多斗争，包括思想方面的斗争。现在我们要继续为捍卫马克思主义，捍卫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作斗争。这是一项光荣的任务。思想理论界、学术界在这个斗争中负有重要责任。捍卫马克思主义要靠科学论证，就是说，要讲清楚道理。
在马克思主义处于被压迫地位的时候，我们是这样做的。因为那时候，没有什么权势对以依靠，只能靠讲清道理来论证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现在，在有些文章中，可以看到类似这样的说法，我们的思想符合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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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是正确的；你的不符合，所以是错误的。我想这种说法最好少一些。因为采用这种说法的人并不是在捍卫马克思主义，而是靠马克思主义来维护他自己。我们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解答各种各样的问题，并且论证为什么这样解答是比较全面的、正确的。可以说，马克思主义给了我们思想武器，我们用这种武器来捍卫马克思主义。要捍卫马克思主义，就要积极学习，努力提高马克思主义的水平。
我们要反对教条主义。教条主义办法很简单，它只能败坏马克思主义。
我们也要反对经验主义。
经验主义的办法也很简单，同样只能败坏马克思主义。要真正做到一方面很好地掌握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另一方面掌握实际，把马克思主义运用到实践中去，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