汴京风骚 作者:颜廷瑞-第5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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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就不同了。他是元月十七日接到“通判杭州”的诏令的，因妻子王闰之生子尚未满习俗的四十天，而任妈又卧病在床，实在无法拖家远行，承蒙驸马王诜帮助，讨得了皇帝一句“缓日成行”的法外施恩，故而拖延至今。
两个多月来，苏轼成了室内室外最忙碌、最忠顺、最听话的仆役。白天恭侍于任妈膝下，以尽人子之孝；夜晚拂照于王闰之床边，以尽人夫、人父之责；奉药、供茶，嘘寒、问暖，以口无遮拦之舌，说笑话为任妈解忧，讲故事为王闰之消愁。亏他是个随和的文人，官气不多，能屈能伸；官架不大，能上能下；心胸宽阔，能提能放。他似乎忘记了“通判杭州”之诏已贴在脑门，“缓日成行”四字并非“缓日不行”，整天乐呵呵地忙碌着。只是在任妈闭目养神和王闰之抚着儿子熟睡时，才偷闲发呆、叹息、料理心中的愁苦艾怨和焦虑忧烦。又亏得歌伎琵琶等人热情帮助，内外奔波，拂照子侄、购米买菜、挑炭点炉、烧饮浆洗，隔三差五以琴音、歌声调解庭院凄凉，好歹总算熬过了这个多愁善感的三春季节。
任妈病好了，能走动了。妻子王闰之身体恢复了，能劳作了。幼子苏迨快四个月了，会笑出声了。司马光贬到长安又贬回来了。“通判杭州”的“缓日成行”即将结束，离京日子临近，家务上的一大堆难题，骤然摆在苏轼面前：二十多口之家今后如何生活？九人歌伎如何遣散？年老的任妈和不满半岁的迨儿如何随贬起程？父亲购建的这座庭院如何处置？眼下都需解决。他原本就是一个不理家务的人，迷茫、失望、委屈、愤懑又席卷而来。他又开始借诗画以解忧，借饮酒而销愁。
百无一用的苏子瞻啊！
王安石是在司马光回到京都的第二天回京的。两个多月的实地巡察，使他对自己雄心勃勃的“变法”，获得了新的认识。汴河的风浪，击碎了他门在鼓中的乐观；淮河的波涛，增添了他心底的忧虑。“均输法”实施两年多来的成就巨大，但缺失之多，亦令人惊骇震怒。他一举查办了几个罪大的官员，并令他们退出了赃款，煞了煞这股“官商勾结”的邪风。但留在心底的忧虑和苦闷，却日多一日地积淤起来。为什么一道新法的执行总是走样？而且是越往下面走样越大？为什么上呈的文书、奏表总是文过饰非？而且是越到上面文饰越甚？为什么要变革一种流俗竟是这样的难！不仅要战胜朝廷上层一些力量的对抗，而且要战胜下层官吏的积俗旧态！他突然感到变革道路的漫长和自己力量的单薄，心里不再是气势如虹了。
回到京都的当天晚上，在与夫人吴氏共枕相语中，得知司马君实已回到京都和皇帝免于“朝辞进对”，并得知苏子瞻这两个月的凄凉处境和皇帝“缓日成行”的恩典。
吴氏入睡了。王安石闭上眼睛，无论如何难以睡着。司马光和苏轼的音容笑貌不停地闪现在他的心头。
多年深交的朋友，竟然因为政见的不合而疏远了、绝交了。怪谁呢？怪司马君实不赞助自己吗？怪苏子瞻不与自己合作吗？他们所论新法的缺失，在两个多月的实地巡察中自己不都看到了吗？而且自己已不得不严厉“匡正”。益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君实、子瞻，友直、友多闻啊！该自己以“友谅”对友了。怪自己心胸狭窄吗？自己何尝不想借重司马君实和苏子瞻之名望、才智，以竞“变法”之功呢？可是，如果依照他们的所思所想和所操之术，就不会有自己所思所想的“变法”，更不会有今天这样轰轰烈烈的局面了。看来，朋友间的这场抵牾，谁也不怪，只怪这个积贫积弱的现实。大宋百年的辉煌，造就了几代自视甚高，都不肯低眉附首的名士、才子，在大宋败落的今天，又都不甘心这落花流水的悲哀，纷纷开出各式各样的救世药方，而且都相信自己的药方唯一灵验。这也许就是朋友之间政争不息、撕破面皮的根源。
司马君实后天就要离开京都了，苏子瞻离开京都的时日也不会拖得太久，自己已决定几天之后去京东巡察“青苗法”的实施情况，朋友相聚只有明天一日。回来得还算巧。过了明天，要再相聚一笑、一骂、一讽、一怒也不知是何年何月了！
王安石悄悄起床披衣，点燃蜡烛，坐在烛光下，给司马光、苏轼写起信来。
四月的清晨来得早，五更梆鼓敲响，天就蒙蒙亮了。一夜搓手徘徊的苏轼，斜倚在床榻上打了一个盹，醒来之后，已是日高三竿了。任妈端来早餐，苏轼草草吃了几口，便心神不安地走出卧室，坐在门前的台阶上，思索那些仍没有解决的难题。
年老的门丁走到苏轼跟前，呈上一封信，说是宰相府派人送来的。
苏轼打开一看，是王安石亲笔写的，特约今夜去司马府邸为可马光送行。信中有“子曰：‘朋友切切思思’，某不敢因政见不合而忘却友谊”之语。并叮嘱苏轼“从容作远行之备，勿似君实之匆速。”
苏轼原是重于感情之人，王安石的这封短信，立即使他联想到白居易《鸟赠鹤》中的诗句：“与君黑白太分明，纵不相亲莫见轻。”一种欣慰之感涌上心头：介甫终不欺友啊！
片刻之后，老门丁又走到苏轼跟前，呈上一封书信，说是司马府邸的人送来的。苏轼打开一看，是司马光送来的情谊深长的惜别书。信中宽慰苏轼“祸福相倚，此乃宦海常情”。信中还有为王安石辩解之语：“介甫无他，唯性情执拗耳”。信中企望“子瞻若能驾临寒舍，以诉别情，则无憾矣！”
苏轼心潮澎湃起来。两年来与君实并肩抗争之情，君实在皇帝面前多次袒护举荐自己之恩，君实为子由赠花赠酒送别之谊，使他坐不住了。“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他吟着王昌龄的诗句，欣欣然奔告于任妈与夫人，告之他今夜要应那个“拗相公”王安石之约前往司马府邸为司马君实送行、并向介甫告别。
司马光府邸的这个夜晚，气氛别致。前堂里点燃着几盏淡淡的纱灯，照映着捆绑未解的物箱、马驮。偌大庭院杳无人声。通向书局的荒芜花园里，也挑了几盏灯，有杂草、弱柳在灯光中摇曳。
书局里烛光通明，屋内原有的书桌、书架已经撤离，比往日显得宽敞许多。一张餐桌置于中央，三人女乐端坐一隅，老仆吕直上下忙碌着。司马光为了迎接朋友的到来，一改往日以茶待友的俭朴，特意要吕直从酒楼请来了这三位歌伎弹唱佐酒，这已是为官三十四年来从未有过的“奢华”。
司马光、王安石、苏轼三人携手，谈笑打趣，走进书局。感情虽尚显夹生，但见已是各自竭力热诚了。
歌伎不用吩咐，及时弹唱起是时流行于酒楼、官衙、妓院的迎宾曲：
青青子衿，
悠悠我心。
但为君故，
沈吟至今。
呦呦鹿鸣，
食野之苹。
我有佳宾，
鼓瑟吹笙。
司马光礼让，王安石、苏轼入座。老仆吕直居下斟酒。
琵琶：古筝轻弄，其音铮铮。
主人和客人都身着文人时尚的便服。司马光着黑色宽袍博带，以黑巾束发，沉稳老成；王安石着灰色宽袍博带，以白巾束发，清雅随和；苏轼着蓝色宽袍博带，以紫巾束发，潇洒飘逸。他们似乎都在着意拂去身上的官气，以文人的本色会友，共同暗示今晚绝不为政见争吵。
主人和客人各自捧出时尚美酒。司马光有杜康，王安石有金华，苏轼带来的则是文君。他们似乎都在着意表明，今晚只谈友谊，将为友谊一醉方休。
他们开始谈诗论文。司马光谈论韩愈“文起八代”之功，王安石评说柳宗元“文砭时弊”之义，苏轼剖解欧阳修“道纯充实”之论。他们心照不宣地极力避免争执，相互照应，你唱我和。
他们上溯至孔子的“礼乐仁义”与“兴观群怨”，并由“文论”而引向“道论”、“史论”。他们都是儒家经典哺育的“当代英才”；现时又都是把儒家教义引向经学、史学、文艺的领袖人物；又都在为建立自己的“道统”、“正统”、“文统”而辛勤耕耘；为他们共同的君王弹铗悲歌；他们血脉相通，魂灵相息，今晚又回到了“变法”前那种无拘、无束，无忌、无怨的岁月。
酒过数巡，王安石又在“新颖奇特”地高谈阔论，司马光又在“凿凿侃侃”地追根寻底，苏轼又在“口无遮拦”地论古说今。摆脱了政见之争的欢愉，是轻松的欢愉，是自然涌出的欢愉，是不带修饰的欢愉。不修边幅的王安石，用衣袖擦拭着桌案上的酒液；外冷内热的司马光，追问两个多月前王安石与“燕尔婵娟”的那段传闻；口无遮拦的苏轼竟然调侃起“御苑射弓”曾布跌断脚骨的趣事。言无所忌，乐而忘忧，一坛杜康酒见底了。
政见之争毕竟是勉力隐藏的，被政见之争损伤的友情毕竟是痕深豁阔的。王安石看得清楚，琴音酒香中这些欢愉的话题，都是司马君实和苏子瞻为宽慰自己的难堪，从苦涩的心底强挤出来的。自己何尝不是在用强作的欢愉，以慰藉朋友苦涩的灵魂呢？这种相沫以欢的心境是什么？唐人骆宾王在《萤火赋》中有言：“响必应之于同声，道固从之于同类。”自己与君实、子瞻为人之道本是相同啊！君实之固执，子瞻之狂狷，不都是为了朝政日新吗？不过操术水火不容。待友以诚，该说些心里话了。王安石打开金华酒，为司马光和苏轼斟满一杯，举杯说道：
“乐之所至，偶成一诗，放喉一歌，为君实、子瞻送行。姑娘，伴我一支古曲吧！”
司马光、苏轼击掌助兴。
琵琶、古筝、竹笛合声而起，其音清雅凝重。
王安石唱起：
渐老偏谙世上情，
已知吾事独难行。
脱身负米将求志，
戮力乘田岂为名？
高论颇随衰俗废，
壮怀难值故人倾。
相逢始欲宽愁病，
搔首还添白发生。
这确实是王安石出京巡察两个多月来的心境自述！他用苍凉的歌声坦率地向朋友袒露心底的苦闷。他感到孤独，感到举步维艰，前途渺茫。他有着难诉的委屈，委屈中有着浓浓的一层颓废。他仰慕孔子的弟子子路负米养家、辞官隐退的心愿。他把一颗心托给了两年多来与自己政见不合的朋友，希望朋友能够理解他这两年多来的所作所为。
司马光听着王安石这心曲之音，默默点头。介甫心高而志远，认真而躬行，两年多来倡“变法”而执掌权柄，其坚毅锐进之气，雷厉风行之姿，朝廷无二啊！“戮力乘田”，负重如牛，何尝容易？白发霜鬓，还不是为了大宋富强吗？惜乎急功而近利，倔傲而执拗唉，想这些干什么啊，朋友相处，何必以自己的所见所思强加于人呢？政见，治国之策，各得其所施之处也。各人所见，原属不同，自己之所施，就一定正确无误吗？鉴别其正误的，不是权力，不是宣言，不是自我标榜，而是未来的时日。介市之所言所为，也许是愚人之不及啊！而两年多来自己的话也许说得太多了，“高论颇随衰俗废”，这“衰俗”也许就包括着自己的那些谏言。奏章、书信。介甫，好自为之，今后不会再有司马光的“衰俗”干扰你了
苏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