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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3部分

汴京风骚 作者:颜廷瑞-第143部分

小说: 汴京风骚 作者:颜廷瑞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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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马光以其慷慨激昂的声音结束了他的奏请,在其支持者正要张口欢呼的刹那间,知枢密院事章惇却抢先站起,拱手出尸:
  “禀奏太皇太后陛下,臣知枢密院事章惇有事禀奏。”
  太皇太后正欲恩准司马光奏请的“谕旨”被堵在嘴边,她迟疑片刻,惊诧地望着章惇说:
  “容卿禀奏。”
  章惇并不慌张,他一开口,并未直接维护“新法”,而是向司马光“荐举谏官”的疏漏处提出质询:
  “禀奏太皇太后,台谏之职,在于纠绳执政之不法。司马光以范纯仁为左谏议大夫,以范祖禹为右正言之奏举,恐非相宜。”
  这是向司马光的公开挑战。太皇太后感到意外:
  “噢?”
  章惇从容谈起:
  “按照朝制,谏官皆令两制以上奏举,然后由宰执进拟。请问左相蔡确大人,右相韩缜大人,司马大先生奏举范纯仁等五人任谏职之事,你们事先知道吗?”
  蔡确跨步出列:
  “我事先闻所未闻。”
  韩缜亦跨步出列:
  “我事先亦不知。”
  章惇微微一笑:
  “如此说来,司马大先生身为门下侍郎,虽在‘广开言路’上享有太皇太后陛下委托的全权,但在奏举谏官上却是有些侵慢朝制了。”
  吕公著情急出列反驳:
  “难道门下侍郎就无权奏举谏官吗?”
  章惇厉声回答:
  “有。奏举别人可以,奏举范纯仁、范祖禹则不可!祖宗之法有律:执政初除,亲戚及所举之人现为台谏者皆徙他官。司马大先生现为门下侍郎、副宰相,居执政之列,而众所周知,范祖禹佐司马大先生修著《资治通鉴》,相处十七年之久,为大先生门下高徒,且以‘老师’恭称;范纯仁乃司马大先生之密友,二十年前,亦为司马大先生荐举入朝。如此奏举相近相亲之人为谏官,实属违背祖宗法制之举。”
  群臣都傻眼了。章惇以朝制祖宗法度为据,其言论无懈可击。”吕公著心里狠狠地诅咒着:王安石调教之徒,皆伶牙俐齿啊!
  章惇紧接着一放一收,逼向司马光和太皇太后:
  “当然,司马大先生公忠天下,朝野皆知,此举未必出于私心私谊。万一他日奸佞执政,援此为例,安插亲信心腹于台谏,朝廷又将如何?乞太皇太后深思明断。”
  太皇太后垂帘听政半年多来,根本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战阵,心里早就慌乱,而且章惇言之有理,也不能蛮横阻止,她把希望寄托在司马光身上:
  “司马大先生,对知枢密院事章卿的质疑,你也可作申辩。”
  群臣都把目光投向司马光。
  司马光神情坦然,从容拱手回答:
  “禀奏太皇太后陛下,殿前议事,所见相左而相论,原属正常。臣愿听章惇大人的高论批驳,只嫌其少,不嫌其多。”
  司马光冷静地借词退却,太皇太后心里失去依靠,一时语塞而窘。章惇立即抓住时机逼了过来:
  “禀奏太皇太后陛下,司马大先生虚怀若谷,向臣开了言路,臣尚有一事不解,仅求教于司马大先生。孔子曰:‘三年无改放父之道。’这句话并不难解,即孝子居丧,志存父在之道。司马大先生乃当代人表,朝臣典范,事君以礼,侍兄如父,誉满天下,何其在今天反其道而行之。执政不及五月,便急于罢废大行皇帝亲自制定的法度,不知居心何在?泄心中之愤耶?泻积年之怨耶?伸未展之志耶?报贬逐之仇耶?司马大先生如此倒行逆施,难道就不怕违背皇帝陛下以孝治天下的大德吗?”
  司马光仍沉默不语。
  中书侍郎张璪立即响应,悲声而号:
  “司马光,外附忠贞之名,内怀莫测之心,执政伊始,即变更大行皇帝之法度。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左相蔡确亦响应跪奏于御案前:
  “禀奏太皇太后陛下,国丧以来,太皇太后陛下和皇帝陛下,收技当世之耆老以陪辅王室,蠲省有司之烦碎以慰安民心,严边备以杜强邻之窥觎,走轺传以察远方之疲瘵,明法令之美意以扬先帝之惠泽,厉公平之大道以合众志之异同,天下归心,黎庶欢愉,清平之治,即将显现。今司马大先生无端又启衅端,名为匡正新法之缺失,实则讪谤先帝以抱怨。臣为左相,忧朝廷纷争之再起”
  太皇太后已不知所措。
  司马光仍沉默不语。
  张璪形同骂街的呐喊和蔡确的煽动,果然使一部分居于中间的臣子向章惇靠了靠,开封府推官张商英发出了貌似调解的悲叹声:
  “‘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古之常礼,孝之必然,今大行皇帝尸骨未寒,奈何匆促而轻议变更法度。”
  章惇十分机敏,立即抓住有利于自己的形势,直接抨击司马光的核心论点:
  “司马大先生方才滔滔大论的根本,是罢废保甲法、募役法和将兵法。这三项新法,事关京外州、道军政大权,使司马大先生极感堵心,欲先行罢废而后快,操刀之准、之狠、之快,令人佩服。保甲法、将兵法功过如何?我也心中无数,姑依司马大先生之说。可募役法的利害究竟如何?司马大先生的高论未”必全然正确,你可以概括为‘其害有五’,别人也可以概括为‘其利有十’,天下任何法度均有利害,利多害少即为善法。募役法乃大行皇帝与王安石思虑两年而创制,其意深焉”
  近日刚刚召回京都的刘挚怒吼出列,打断了章惇的奏言,戟指章惇而吼:
  “章惇挑薄险悍,渔事王安石,以边事欺罔朝廷,遂得进用;及王安石补外,又倾附吕惠卿,夤缘而至执政;复为蔡确所引,以至今日。自太皇太后陛下和皇帝陛下进用司马光以来,章惇怀恨在心,便与蔡确结为朋党,放肆强悍,凌侮沮害群臣。章惇不罢,朝廷不宁!”
  王岩叟亦出列奏言:
  “章惇攀王安石而出,谗欺狼戾,承袭王安石桀骛不臣之恶习,竟于殿前质问太皇太后陛下批除谏官事,语涉轻侮,是以不欲威在人主也。乞行黜去。”
  延和殿乱了,罢废新法的争论变成了罢废章惇的声讨。章惇则毫无惊慌,一切似在意料之中,面对着越来越激烈地攻击和弹劾昂首大笑:
  “这就是司马大先生倡导的‘广开言路’吗?章惇势孤,但决不屈服于势之压迫。”
  司马光不再沉默,应着章惇的笑声转过身来,神情从容,话语坚定:
  “司马光从不倚势压人,也从不因薄慢侮辱而自屈。章惇大人所论,光愿以理回答。”
  延和殿乱哄哄的骚动终止了,支持者和反对者都静了下来,望着这位齿发无几的老人。
  司马光的声音仍是平和的:
  “募役法的功过利害,光以民心为倚是从,章惇大人以为此法利大于害,可详加议论,今日不必匆忙结论而定其取舍。
  “‘三年无改于父道’之论自然是正确的,先帝之法,其善者虽百世不可变也。若王安石、吕惠卿等所建、为天下害、非先帝本意者,改之当如救焚拯溺,犹恐不及。昔汉文帝除向刑,斩右趾者弃市,答五百者多死,景帝元年即改之。武帝作盐铁、榷酤、均输算法,昭帝罢之。唐代宗纵宦官求赂遗,置客省,拘滞四方之人,德宗立末三月罢之。德宗晚年为宫市,五坊小儿暴横,盐铁月进羡馀,顺帝即位罢之。当时悦愉,后世称颂,未有或非之者也,朝廷当此解兆民倒悬、救国家累卵之际,岂能俟三年然后改之?况令军国大事,太皇太后权同处分,是乃以母改子,非子改父也。
  “奏举谏官之事,当遵朝制、祖宗法度而行,司马光决不例外。范纯仁临事明敏,不畏强御;范祖禹温良端厚,修身无缺。此二人职作台谏,诚协众望,不可因司马光一人之故而妨碍贤者进路。司马光愿辞门下侍郎之位致仕闲居”
  司马光在“募役法’上心迹坦荡的退让,显示了司马光长者之风,出乎于群臣之意料,连章惇的支持者也瞠目结舌。
  司马光在“三年无改于父道”的关键争论上,承认了传统伦理道德的权威,却大胆地冲破了传统伦理道德的藩篱。他和王安石一样,不为圣人之言所羁绊,只是比王安石温和婉转,显示了异于王安石的恭顺。
  司马光在“奏举谏官”一事上的知错必改,又与王安石不同。谁都知道,此时的朝廷离不了司马光,但谁都感觉到,司马光已承认了自己言论上的疏漏和过失。柔克刚啊!
  章惇惊讶于司马光的平静和回答质问的坦直,突然对这位“赢老抱疾”、棉里藏针的“陕西子”产生了敬畏。在蔡确、韩缜、张璪和一群支持者的沉默不语中,章惇品味着这场水火争论的结果:谁也没有胜利,可谁也没有失败
  章惇的思索未了,太皇太后的谕旨响起:
  “诏:唐淑间为左司谏,朱光庭为左正言,苏辙为右司谏,范纯仁为天章阁待制,范祖禹为著作佐郎。保甲法、将兵法从B阳起罢废。”
  群臣伏地欢呼。
  章惇也仆伏于地,心里滚动着一股绞心的酸楚:还是司马光胜了,新法终于毁在这位骸骨癯瘁的老人手里!

  篇十六
  登州·汴京
  苏轼危迹粗安,惊魂未返·“登州海市”的瑰丽奇观,飨他以青云直上之兆·“梅花棚”的枯草掩墟,使他心神颤栗·
  元丰八年二月中旬,年已五十岁的苏轼,拖家带口,踏着漫漫贬途,经由泅州北上汝州,行至南都商丘,接到了皇帝赵顼“准苏轼所请,常州居住”的诏令,他退隐之心稍定,不胜喜悦,吟着“此生已觉都无事,今岁仍逢大有年。山寺归来闻好语,野花啼鸟亦欣然”的诗句返身南下。归舟行至清江,听到皇帝赵顼驾崩的噩耗,他心境至颓,遗制成服,遥望北天,潸然泪下。十五年的贬逐流离,虽然是“轻舟短棹任横斜”,但对“励精图治”的皇帝赵顼,还是有感情的。“无状罪废,众人之死,而先帝独哀之。而今而后,谁复出我于沟壑者?归耕没齿而已矣!”王闰之、王朝云自然知道今后生活的险恶,理解苏轼心中之所忧,失去皇帝的庇佑,“乌台诗案”的阴影又蒙上了心头。儿子苏追年已十五岁,苏过年已十三岁,都到了懂事的年龄,对“放归常州”以后的生活,已不再议论。忧满归舟啊!
  舟船过灵璧、越扬州,苏轼一直在关切着朝廷的变化,但山高云远,讯音缈无,朝廷宰执大臣王珪、蔡确、张璪等人的身影却时时闪现在他的心头,这些昔日的冤家对头如果继续执政掌权,常州就难以久住,只怕又要飘泊流离。十五年颠沛流离中所企盼的“买田阳羡,誓毕此生”的闲适生活,原是孤独哀绝中的避世需要。佛门的宁静,道观的疏阔,儒家的“舍之则藏”,似乎都蓦然消失,随流而去。
  五月二十七日,苏轼拖家带口行至常州,在朋友钱济明的帮助下,房舍刚刚觅得,“谢上表”刚刚发出,常州府衙信使急促的马蹄声驱散了苏轼两个月来“心系阙门”的焦虑迷惘。六月五日,他接到朝廷“复朝奉郎起知登州军州事”的诏令,并得知十岁的皇子赵煦即了皇位,太皇太后权同处分军国大事,司马光已至京都。他高兴,他欣慰,他感念,他热泪滂沱:“乌台诗案”后的六年间,被贬逐、闲置、管束,顶着“讪讽朝廷”的罪名,失去了人的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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