汴京风骚 作者:颜廷瑞-第1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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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戾；闾阎之民，憔悴困穷，无讫所控告；宗庙社稷，危于累卵，可为寒
心；人无贤愚贵贱，莫不知之，而讫无一人敢发口言者。陛下深居九重，
徒日闻谀臣之言，以为天下家给人足，太平之功，十已八九成矣臣是
以不胜愤懑，为陛下忍死言之，庶几陛下览其垂尽之辞，察其恳忠之志，
廓然发日月之明，毅然奋乾刚之断。悔既往之失，收将来之福；登进忠直，
黜远佞邪；审黄发之可任，悟偏言之难信。罢苗役，废保甲，以宽农民；
除市易，绝称贷，以惠工商；斥退聚敛之臣，褒显循良之吏；禁约边将，
不使贪功而危国；制抑近习，不使握兵而兆乱；除苛察之法，以隆易简之
政；变刻薄之俗，以复敦利、之化。使众庶安农桑，士卒保首领，宗社永
安，传柞无穷。则臣殁胜于存，死荣于生，瞑目九泉，无所复恨矣。
司马光写的这份《遗表》，在政见上没有新的创识，只是坚持自己以往的政见而已。但情感之深切，人格之高尚，忧国忧民之执著和对皇帝谏奏的无隐无畏，表现了封建时代一个政治家忠贞耿直的本色，历代有的学者，以此表与贾谊的《治安策》、李密的《陈惰表》并举而誉，乃“情”之使然吧！
司马光以沉疴病体不凡的毅力，写完了心中之所思，似乎了却了一桩心愿，他掷笔于案，收起《遗表》，妥加密封，置于枕下，然后，吹灭烛火，倚被闭目，安然睡去。
钓鱼庵外，秋雨停了，黎明的晨光，闪现着垂首俯枝的翠竹、零落遍地的枫叶、雨滴莹莹的残荷。
窗内的烛光熄灭了，范祖禹、司马康急忙走进钓鱼庵，司马光已经倚被睡着了，气息平稳，神情舒展。
床榻的支架垫板上放着一张纸笺，司马康拿起一看，上面写着：
预作《遗表》，置于枕下，慎勿拆览，吾若一睡不醒，寿尽命亡，仅
授淳甫代呈圣上阅览。司马光拜托。
司马康泪流如注，咬牙吞声，把纸笺交给范祖禹。范祖禹看毕，双手抱着司马康，泪水流了下来
篇七
江宁·半山园
王安石在苍凉孤独中度着晚年·“永乐兵败”的哀音化作惆怅的悔恨，“尧桀入梦”的探索化作慷慨的低吟·
元丰五年十一月初，“永乐兵败”和皇帝赵顼病重卧床的消息，已在江宁街巷悄悄流传，失意的王安石，在江宁城外荒僻的半山园里，茫无所闻，仍在苦度着他“知世知梦无所求”的淡泊晚年。
半山园，位于江宁自下门外七里许一个名叫白塘的地方，原是东晋谢安（字安石）的故宅所在，岁月沧桑，几百年后的故宅遗址，已是荒草蓬蒿编织的一个宁静清冷世界。熙宁九年（1076年）十月，王安石第二次罢相离京返回江宁，在心神憔淬，无人对话的悲怆苍凉中，于元丰二年（1079年）选定这片荒僻之地辟荒结舍。他没有惊动官府，在“书场浪子”和几位农夫的帮助下，筑起三合院式茅屋一幢，正屋五间，厢房对峙各六间，天井极小，矮墙柴门，在门前辟蔬圃数畦，广约三亩，辟鱼塘一泓，广约一亩八分，并引悟真院八功德水成清溪浅流绕屋入溏，依水旁植垂柳，垒石作桥。他似乎在着意摆脱以往生活的记忆，使自己成为一个闲散无忧之人。屋舍左侧有一座山丘隆起，高约两丈余，苍松覆掩，状若碧玉，即谢安故宅留下的唯一证物——“谢公墩”。传说东晋孝武帝太元八年（383年），前秦荷坚率大军几十万南下，“投鞭足以断流”，列阵淝水，威逼东晋，江东大骇，谢安力主抗争，进与其弟谢石，其侄谢玄，弈棋筹画于此，演出了“淝水之战”，以少胜多，大破前秦荷坚，留下了“八公山下，草木皆兵”千古不朽的历史足音。王安石似乎着意要在这足音中抚慰自己孤独的灵魂，在苍松覆掩的山丘上，筑起四角飞亭一座，亭内置石几石凳，并命名为“半山亭”，亭碑上镌有戏趣之作一首，是他与古人谢安执杯相语的对话。
我名公字偶相同，
我屋公墩在眼中。
公去我来墩属我，
不应墩姓尚属公。
戏则戏矣，然王安石一颗虽落魄而不改其狂狷的灵魂，仍澎湃于亭中。
王安石几年来太孤独了，除了妻子吴氏扶病莳蔬、灌田除草的身影外，就是垂柳袅丝的轻吟。“书场浪子”和“燕尔婵娟”常来为他抚琴唱和，解忧消愁，但都是言不涉国事，语不及“变法”，忘年相交的友谊，怕刺伤他痛苦的情怀。他常常登上“半山亭”，望着苍劲的古松，缅怀昔日“谢公墩”的主人，士族出身而位居东晋宰相的谢安，除晚年遭受排挤，出居广陵，忧郁而亡的悲哀命运引起他“相惜相怜”的忧伤外，似乎再也无话可谈。他经常走进定林寺，与年老朋友时空法师谈佛论禅，“功名荣禄尽烟雨，六朝兴衰一梦中”的虚无，虽可宽释胸中的惆怅，却不是心灵上渴求的。他有时也走向田间黎庶，江山依旧，世情依旧，织女依然吟着哀歌，富豪依然飞扬跋扈，丰收的锣鼓，唱的是风调雨顺，歉收的愁怨，骂的是将相王侯。他几十年来追求的一切，都似乎消失于无声无味、可有可无的境域中，为世人所冷漠、所轻视、所不知。这“不为人知”的悲哀更增添了他灵魂深处的迷惘和痛苦。他似乎为了逃避现实中一切世情的刺激，便终日幽居于茅屋之中，抱疴负忧的审定着他一生中最后一部劳心巨著——《字说》，以排遣自己灵魂之中的怨悱之音。
秉性难移，心志难改啊，他心曲难诉的灵魂，在这部浩瀚二十四卷的文字学著作中又闪现了他执拗，叛逆、不合时宜、失于严谨的灵光。他要从文字的形成和发展中，探索远古的人性之谜、国家之谜、权力之谜，他带有“变法”的浓重色彩，从“道衰以隐，官失学废，循而发之，实为圣时”的变革需要出发，《字说》成了《三经新义》的姊妹篇。王安石“以天下为己任”，要把《字说》作为青持学子的教材，从孩童抓起，用他的“理想”影响未来。他以大无畏气概，向东汉经学家、文字学家许慎挑战，冲破儒家经学的传统樊笼，从佛老百家、野史传闻、民谚俚语，话史小说等更为广阔的领域寻找材料，博取所见，诠释语言文字的起源和规律，取代许慎的《说文解字》，为后人提供一种敢于疑古开拓的精神。他似乎要在此领域里追取他在朝政上丧失的一切。
也许因为“变法”的旗帜还没有最后降落，皇帝赵顼又一次把他高高捧起。他的《字说》在“元丰改制”的高潮中上呈朝廷，皇帝赵顼在思谋“用兵西夏”创建“武功”的同时，立即抓住《字说》，与《三经新义》并举，思谋创造“文治”的辉煌，便加封他为“荆国公”。宰执大臣们迎合着皇帝赵顼的心意，同声唱和，极力吹捧，把他的《三经新义》和《字说》抬高到与“六经”并驱的高度，把他誉之为“今之周公”、“今之鲁公”。于是，皇上诏出，《字说》与《三经新义》独据学馆，“主司纯用以取士”，成了天下学子“鱼跳龙门”的敲门砖。青衿学子滔滔背诵《字说》的热浪于元丰四年随着“用兵西夏”的兵马出征达到了高潮，也给王安石的苍凉心灵以慰藉。
这丝“慰藉”也终于失落。十一月九日傍晚，王安石的侄婿叶涛牵着毛驴从江宁城购日用杂物归来，不及卸货进屋，便神情紧张地跑上半山亭，向身着皂袍，拄杖踱步的王安石禀报了“永乐兵败”、“皇上重病卧床”的消息，王安石立即意夺形骇，手杖落地，呆然失神于半山亭，举目北望，神情怆楚，吁叹不止。
南浦随花去，
回舟路已迷。
暗香无处觅，
日落画桥西。
王安石心头绞动着万般愁结，在叶涛的搀扶下回到书房。他心绪无依，夜不能寐，预感到一场灾难的逼近：“永乐兵败”后的朝政走向，可能是纷争的再起，可能是人心混乱的猖獗，可能是“新法”的明令罢废，可能是“变法”旗帜的最终降落。“变法”将成为历史，人们将为“永乐兵败”寻找注脚，“变法”将蒙受不白之冤，将被执权者抹去锐意进取的光辉，将被执权者视为一切罪恶的渊薮，也将被执权者借来掩饰一切无能不智者的昏庸、一切贪黩不法者的恶行、一切弄权谋私者的祸心、一切利欲熏心者的腐败。而这一切“是非颠倒”出现的迟、早、强、弱，都决定于“重病卧床”的皇上的命运了。他感到心酸、心痛、心哀，一生的心血白费了，一生的岁月蹉跎了，既有今日，何必当初啊！失落的是一代理想，沉沦的是一代追求，毁灭的是一个难得的机遇。留在人间的，也许只有永世连绵的惆怅和“欲东而西”不解的谜。王安石在夜阑人静的风啸雁唳中，提笔濡墨，在桌案前的八页屏风上，飞笔写上了他去年秋天吟出的一首《千秋岁引·别馆寒砧》：
别馆寒砧，孤城画角，一派秋声入寥廓。东归燕从海上去，南来雁向
沙头落，楚台风，庾楼月，宛如昨。
无奈被些名利缚，无奈被他情耽搁，可惜风流总闲却。当初谩留华表
语，而今误我秦楼约。梦阑时，酒醒后，思量著。
王安石当日病倒，昏迷不醒，两日不语，但似无痛苦之感，神态安详，微弱的呼吸出多入少，一丝一丝地抽泄着他衰老身躯中的精气，面色变得灰暗无光。侍于床榻之前者，唯妻子吴氏、王安国之婿叶涛、“燕尔婵娟”、“书场浪子”四人。吴氏是久病方愈，体弱难支，只能依偎于丈夫身边，洒泪湿襟，不停呼唤着不醒的丈夫。叶涛是二十多岁的诗人，早就乱了方寸，一日三次进城延医诊治，但请来的几位名医，在望气诊脉之后，都瞠目摇头，以为病得离奇，不敢开方下药。吴氏心碎望绝，病卧丈夫身边，闭目流泪，不进饮食，亦不愿就医疗治，只求与丈夫情结同往。叶涛惊慌无措，只有求助于定林寺时空大师的弟子玄音和尚，飞马京都，向居官进行的王安礼告急。在半山园悲哀日益浓重之时，“书场浪子”不愧是个杂家，以其多年过从对王安石心境思绪的了解，上山采得一篓名叫“醒心棘”的草药，指点妻子“燕尔婵娟”佐三年乌鸡慢火熬制成汤，晨昏七次用羹匙喂疗王安石，并悉心悉意为吴氏宽心解愁。这对夫妻，形若王府婢仆，昼夜不离王安石的床榻。
王安石这次病倒，确如“书场浪子”所判断的，是一种灵魂极度痛苦时的心神衰竭，在杂籍传闻中称之为“佯亡之疾”——病者昏迷不语，气息微弱，脉搏隐现不定，灵魂飘忽无依，多梦多妄，三日无药物解其昏迷，则佯亡成真。传说，三国时代，蜀相诸葛亮即患此心神衰谒之“佯亡之疾”而病逝于五丈原军帐中。
王安石虽然由朝政的最高层跌落到荒僻宁静的半山园，但作为学者“心游万仞，精鹜八极”的想象力，并没有衰退；“踞傲人生，探密求蕴”的僻习，并没有泯灭；学者“神龙飞天”般的灵感奇思仍然紧系于他的理想。他执拗的个性，精微的感觉，闷郁的心灵，升腾为对人生种种神秘悲哀和壮志难酬的探索，升腾为超越凡俗、一厢情愿的空虚和迷惘。他毕竟是一位实干的“变法者”，又是一位因“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