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是弯的-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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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世界在金融领域正在进行着一场重量级的重构。美国—这个曾经以透明度、法制规则、良好的政治环境，以及所有的促进经济增长的因素打造出来的信用“堡垒”，正在被全世界一些持有怀疑态度的人审视着。当其他国家已经开始效仿美国提高生产力的方式并且成为全球投资市场的新宠儿的时候，美国却发现自己处在了不稳定的状态之中。结果，全球金融活动的中心开始逐渐从美国这个金融的核心重镇偏移—这一点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英国的处境竟然极其相似。
如果你怀疑这一点，我完全可以举出一个例子。一位瑞士银行家最近向我透露，有一家中国公司的首次公开募股就是得到了瑞士银行的部分帮助。在达成这项交易的过程中，这家中国公司绕过了纽约和伦敦的金融中心（它们是传统上的全球金融中转站），而直接与迪拜的金融机构取得了联系—这在10年前是闻所未闻的事情。由于美国金融体系的不稳定性—尤其在美国次贷危机发生后—美国正在失去其作为全球投资市场值得信任宝库的独一无二的优势地位。
这就是世界资本市场正变得越来越不稳定的重要原因。世界正面临着一个巨大的风险，那就是失去一个其赖以支撑的，虽然问题不少但却支持自由贸易、开放资本的根基国家—美国。然而要想真正了解我们面前的风险，就有必要先了解，我们目前的困境是如何造成的。也就是说，全球化是如何转变的，在我们的周围究竟存在哪些令人恐惧的危险？
让我们看一下未来的世界。今天的金融体系是相当脆弱的，因为那些积聚起巨额财富的国家—这里指的是产油国、中国以及亚洲其他国家—在未来的10年时间里还将会积累更多的财富。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国家那种低消费、高出口的经济发展模式在短期内是无法改变的。
在一个没有社会安全感或福利政策不够完善的国家里，人们首先想到的往往是储蓄而不是消费。而且，与基于普遍性消费和个人创业精神的西方世界相比，以出口为主的商业发展模式更容易被政府官僚机构控制—当然，也更容易形成###。
麦肯锡全球学会（The 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2007年的一份报告描述了当今全球金融体系的几大决定性因素。这份报告提到了全球经济的四大新“金融权力掮客”：一是来自产油国的投资者；二是亚洲各中央银行和它们的主权财富基金；三是对冲基金；四是私募股权公司。这四大新的权力掮客不断增强对全球金融体系的控制和塑造，自从2000年以来，其资产总额已经增至原先的3倍之多，达到10万亿美元，占到了由全球养老基金所控制的资金的40％。要知道，养老基金传统上就是全球投资的丰沛源泉。
在这四大新的权力掮客中，产油国控制的资产份额最大—达到4万亿美元。亚洲各中央银行控制了3万多亿美元，而其中有一半由中国政府控制。私募股权公司自从2000年以来，规模已经增长到了原来的差不多4倍，再加上对冲基金，共持有2万亿~3万亿美元的全球资金。但这四大权力掮客的资金还远不止这些。麦肯锡全球学会估计，到2012年，这四大新权力掮客的资金总额将会达到15万亿~21万亿美元—相当于全球养老基金的75％。
其实一般人用不着成为行业专家就能看明白眼前发生的一切。正如麦肯锡全球学会的报告所称：“财富和权力长久以来积聚在美国、欧洲国家和日本等发达国家的现象已经不复存在了。”但这里的问题是，欧洲和美国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允许自己的产业基础部门出售给外国政府控制的资本呢？比如，当中国、印度或俄罗斯控制的资本试图购买美国半导体和高技术产业公司的股票时，美国国会该做何反应呢？正如前面提到的，如果中国试图购买微软公司或IBM公司的大量股份，然后要求在公司董事会里为中国政府官员谋得一席之地，那么美国应该怎么办？如果俄罗斯政府开始积聚波音公司的股票呢？如果美国限制这种投资，那么外国投资者又将做出什么反应呢？
阿诺德·波特律师事务所（Arnold and Porter LLP）的劳拉·巴迪安和格雷戈里·哈林顿在最近一期的《国际经济》中列出了主权财富基金在2007年的投资行动。2007年年初，中国把中央银行的1。2万亿美元银行通货中的2 000亿美元转变成了风险性的主权财富基金。紧接着，中国就向私募股权公司黑石集团投资了30亿美元。2007年7月，中国国家开发银行购买了英国巴克莱银行3。6％的股份（作为其向荷兰银行投标的一部分）。2007年10月，中国工商银行向标准银行集团（Standard Bank Group Ltd。）注资55亿美元，这也就意味着中国现在持有这家非洲最大银行超过20％的股份。
2007年11月，中国最大的证券公司与美国投资银行贝尔斯登公司签署联合协议，互换公司股权。2007年12月，中国投资公司以9。9％的股权入股摩根士丹利公司。
当然，中国并不是这一领域的唯一棋手。2007年10月，迪拜国家投资公司购买了纽约大型对冲基金公司Och…Ziff资本管理集团9。9％的股份。而就在此前一个月，迪拜证券交易所购买了纳斯达克交易所20％的股份。迪拜证券交易所还购买了纳斯达克持有的伦敦证券交易所差不多30％的所有权。巴迪安和哈林顿还补充了一点，在2007年11月底，迪拜国际投资公司向日本索尼公司注入了大笔资金。在这之后不久，###联合酋长国的阿布扎比投资管理局宣布，它已经成为花旗银行最大的股东。
然而，对这些投资的国际阻挠也已经开始发挥威力了。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已经口头表示要阻止俄罗斯试图购买德国公司的打算。实际上，在欧洲的主权财富基金投资问题上，最好的办法是欧洲政策制定者要求并购者必须实现互惠，这是中国和俄罗斯永远也无法满足的，这样，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就有可能收到明显的阻止效果。请注意，这并不仅仅是大国特有的现象。即便是在泰国，当新加坡政府投资的公司尝试收购泰国###Shin集团时，此举也在政治上引起了不小的骚动。
对西方国家来说，问题是，中国、俄罗斯和其他国家对美国和欧洲当前在它们自己国家各个行业的投资持什么样的态度。如果它们在美国和欧洲的投资计划被侵袭，那么这些国家是不是会采取什么报复行动呢？出现这种结果好像是毫无疑问的，尤其是在基于国家安全的前提下，美国和欧洲国家是不会把高科技产业的股份拱手让给其他国家的。当然，这也意味着在不远的将来，全球资本的自由流动会受到更为严格的限制。
美国耶鲁大学国际贸易教授杰弗里·加滕认为，欧洲和美国的政策制定者除了根据主权财富基金的投资行动采取更加协调的政策之外，别无他法。加滕认为，如果没有协调政策，这些基金就会引起国家不和。一些分析人士认为，主权财富基金的投资应该成为国际贸易谈判的一部分。也就是说，这类投资应该进入贸易谈判的正常讨论程序。主权财富基金掌控者应该利用自己的官僚政治式的控制地位与国际合作伙伴探讨需要投资的数额，以及投资的性质和目标。
巴迪安和哈林顿指出，这种官僚政治式的做###产生一种严重的保护主义倾向。现在看来，对外国投资的阻碍，尤其是在有战略意义的经济部门，正在迅速上升。当然，对“战略意义”的界定也已经深受官僚政治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如果需要的话，一个国家大多数的经济行动都可以界定为“具有重要的战略性意义”。
更加复杂的问题是，私有和政府所有的限制性界线已经日趋模糊。我曾经与一只主权财富基金的高级决策人探讨过，他就对别人把他看做政府的政治工具非常气愤。他的主要观点是：“作为金融行业的专业人士，我们成功的标志是，我们管理的主权财富基金获得了良好的投资回报，而不是其他的东西。”还有一个复杂的问题是，并不是所有的主权财富基金的地位都是平等的。有一些主权财富基金就是政府的附属物，而其他则是专注于投资收益的真正的投资实体，它们才是稳定和增强世界经济的助推剂。
后一种主权财富基金中的大多数都采取“买入并持有”的策略。作为长期投资者，它们会首先选择在一种资产价格下降时把资金投向市场。然而，其他主权财富基金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它们想为自己幕后的国家获取战略性收益。
以上这些虽然听上去不是那么让人欢欣鼓舞，但重要的一点是，不要忘记美国在过去25年前所未有的财富创造和贫困人口减少的进程中，从自由流动的全球资本体系中所获得的收益。而且，麦肯锡全球学会预计，仅石油出口国和亚洲各中央银行的投资（通过购买美国政府债券）已经使美国的长期利率降低了75个基点。这种债券投资和其他形式的投资在将来还有可能增长。另外，除了由主权财富基金所带来的战略考虑的复杂性之外，来自于上百个经济体的数以百万的“善意”国外投资者都把美国看做是既相当安全，又可获得良好投资收益的优良港湾，这也导致了他们最终的投资选择。
在过去25年的金融全球化时期，美国出现不景气的时间仅仅占到5％。而在以前没有实现金融全球化的25年时间里，美国经济处于萧条状况的时间占到22％。尽管对财富分配的不均衡抱有很多不满，但美国人对这种新的金融体系下繁荣的股票市场和低利率还是有极大热情的，然而，如果由于对经济发展的未来丧失信心而导致经济衰退，则情况就会发生改变。当然，美国人也能很快明白，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因为其他国家都在借助全球化的力量来增加财富。
在面对全球金融权力已经转移的事实之后，华盛顿的政治领导人却像是天真的傻子。他们在大部分时间里仍旧我行我素，就好像全球金融体系根本不存在一样。但政治领导人有时也会发表一些危言耸听的言论，他们认为，世界上一些非###国家的经济体无法（或不愿）遵从正常的金融秩序，美国在这时候就应该保留从这个秩序中走出来的可能性。但由于美国并没有经历过非常高的长期利率和飙升的失业率的负面影响，再加上美国公司的制约作用，因此，美国并没有选择从这个秩序中走出来。
美国政治领导人没有意识到，他们在这个流动着巨额资金的奇怪的新世界中只有一个选择。重复一下，那就是：使美国成为全球资本最欢迎的长期投资目的地。这就意味着美国要保持过去25年中支持企业发展的资本主义模式。同时，这也意味着建立一种新的金融秩序以促进公众对全球金融体系的普遍信任。但今天，我们的政治候选人却排斥这一发展模式，因为当前他们对民粹主义的反对企业过度发展的政治信条一直顶礼膜拜。
2007年12月的一天—刚好在圣诞节前夕，我在华盛顿特区的一家星巴克咖啡厅里喝咖啡，意外地碰到了我的一位老朋友，他叫戴维·利普顿。他是一位绅士般的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