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叛 作者:豆豆-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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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这场官司你一个人顶了,我们无话可说,只图友情后补。据调查,举报人是刘金龙,我们花了几个小钱废了他两条腿,也算给坤哥一个交待吧。
来日方长,还望坤哥保重身体。
王海孙刚
一九九二年二月二十五日
夏英杰把信还给宋一坤,问:“你想告诉我什么?”
“第一,正如刘金龙自己所说他是冤枉的,只是他有口难辩,他只是一场阴谋的牺牲品。那封举报信其实是我自己所为,是我毁掉了这个人,也毁掉了那个家。第二,王海和孙刚与我合作了两年,可我还是坑了他们。因举报偷税而损失四十万是坑他们,诱使他们出国发展也是坑他们,为的是有朝一日让他们俯首帖耳,为我所用。第三,我借钱给赵洪并不是出于仗义,而是为了阻止这笔钱落到邓文英手里,赵洪不知道他只是别人手里的一件工具而已。我想告诉你:我既不高尚也不坦荡,我与他们只是利益的组合,或者说,是由骗子和傻瓜组成的集团。”
夏英杰注意到,宋一坤在谈举报信时只字未提方子云。然而,她却要感谢方子云曾经给她的提示,使得她此时依然能够保持表面的镇定。她问:
“你为什么要举报自己?”
宋一坤拿出一支烟放到嘴上,见没有弹烟灰的地方,只得又收进烟盒。他没有直接回答问题,而是问:
“林枫,江州中行信贷部主任,有印象吗?”
夏英杰心里一震,脱口说:“这个人半年前已经被执行死刑,伏法了。怎么,你跟这人,有关系?”
据报道,林枫在任期间利用各种手段侵吞公款五百七十万元,案发后偷渡澳门。警方在国际刑警的协助下经过三个多月的追捕,在澳门将他捕获归案,经过江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判处死刑,于一九九二年五月十三日在江州市执行枪决。同案宣判的还有另外四个人,分别以偷渡罪、窝赃罪、窝藏罪判处十二年至五年刑期不等。这是一个轰动全省的大案,在全国也有影响。曾一时,省电台、电视台和各种报刊纷纷连续报道此案,可谓人人皆知。
难道宋一坤与案件有关?夏英杰不敢往下想了。
“我与他,算是不远不近的朋友。”宋一坤沉思着说,“当年他当省劳模时我曾采访过他,便有了一些交往。我在省侨办工作期间也经常与他在场面上见面,关系更进了一层。我辞职后是他介绍我与王海和孙刚认识的,他们是林枫的上海同乡,在江州开餐馆十一年。当时林枫帮我贷款五十万元,期限为一年,王海和孙刚各出资两百万元。我们一起来上海办公司。协议规定我占百分之二十的股份,以智商投资为主,担任总经理。两年中公司盈利三百多万,现在那辆车和这箱钱就是我的收获。从这一点,没有林枫就没有我的今天。”
宋一坤停顿了一下,接着说:“林枫帮我的动机可用三七开解释,三分出于友情,七分思路却在意大利,在叶红军身上、他是为将来的后路作感情投资。叶红军是我大学时的朋友,关系密切,他是以留学生的身份进人奥地利,后来移居意大利。这个人脑子灵活,善于交际,很有活动能力。”
夏英杰似乎领悟到一些东西了,问:“林枫案发后找你了?”
“如果那样,我还能坐在这里么?”宋一坤反问道。他摇摇头说:“我得到消息时他还蒙在鼓里。林枫出事前半个月,江州检察院曾来人向我调查那笔贷款的事,检察官来公司隐瞒了真实身份,临走时又要求我严格保密,否则要负法律责任。我意识到,林枫要出事了,而林枫这种人是决不会为几个小钱弄脏手的。于是我断定:只要他没有落网,就一定会来找我。当时表面上平静,可事态已经明朗了,林枫躲不过检察院,而我也躲不过林枫。”
“我能理解你。”夏英杰说,“帮林枫实际上已经救不了他了,而且你和叶红军都得搭进去。不帮他,你落个贪生怕死、忘恩负义的名声,对你这种人可能是个损失。”
“场面上的人全凭一张脸打发日子,失去了威望和信任,那就寸步难行。”来一坤说完沉默了片刻,看着她的眼睛忽然问道,“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办?”
对这种冷不防又包含多重意思的提问夏英杰丝毫没有准备,她愣了一下,不说帮,也不说不帮,而是说:
“不知道。也许我举报,也许沉默。如果我能解开这样的难题也就用不着打你的主意了。”
“让谁解都伤脑筋。”宋一坤继续说,“我权衡一夜,认为只有监狱才能解决我和他之间的问题,而如果付出坐牢的代价,那就必须从全局出发,着眼于长远利益,把各方面因素都考虑进去。于是,我勉强制定了一个计划,第二天一上班我就把材料员刘金龙辞退了,为下一步行动埋下伏笔。如果林枫直接被捕,那就是一场虚惊;如果林枫潜逃,他必然得有一个暂时藏身的过程,而我就利用这个时间差把自己先一步送进牢房,即使他侥幸逃出去了,我也多了一个投资的朋友。”
“这个时间差不好掌握,稍有偏离就会弄巧成拙害了自己,早了不行,晚了也不行。你当时在上海,怎么能及时得到林枫潜逃或被捕的确切消息呢?”夏英杰问。
“我在报社工作三年,熟人总少不了。对林枫这种重头新闻省报能落后吗?”宋一坤以反问的形式回答。接着说:
“等林枫派人和我联系的时候,我已经失去自由了。因为辞退刘金龙在林枫案发之前,我被捕又在林枫派人来上海之前,所以没人怀疑这两件事之间有内在联系,人们只知道刘金龙因拿回扣被炒鱿鱼了,然后怀恨在心而举报了我。至于王海和孙刚出于感动而分担了四十万元的全部损失,这也是在意料之中。况且,那时他们正有求于叶红军,就更需要表现一下。”
夏英杰记得,刘金龙确实承认自己拿过回扣。她想:可怜的刘金龙到死都不会明白,他有没有拿回扣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符合整体计划的需要,他符合充当牺牲品的条件。也许,他根本就不知道公司漏税的事。宋一坤什么都不说,只是启发、引导别人的思想,让别人用自己的头脑去推断出错误的结论。
她想了一会儿,说:“有一点我还是不明白,王海和孙刚出国发展正是很多人求之不得的,维也纳又是一座人人向往的世界名城,可你为什么反而说是坑了他们呢?”
“作为计划的一部分,我在举报自己之前给叶红军打电话讲了三件事。一、以访友的名义来上海,实际为了与王海和孙刚见面。二、王、孙二人早有出国之意,见面后必然会流露出此意,要答应他们。三、要尽全力在较短时间内把他们办出去。当时的情况,一方是有目的而来,一方是急于找出路,所以一拍即合。
王海和孙刚回了出国梦,而叶红军也因此得到了一万美元的辛苦费,双方都满意。”
面对夏英杰的疑问,宋一坤进一步解释道:“解体公司,那是我决定坐牢的附加原因之一。百分之二十的股份对于我白手起家、自我测试这个阶段来说是合理的,而两年的实践之后,我既有了自信又具备了一点资本,这个价码就不太公道了。但是我不能讲出来,只能潜移默化,顺其自然。今天放他们,是为了明天收编他们。所谓一个好汉三个帮,况且我还不是好汉,我既需要资金,也需要人。”
夏英杰说:“如果他们在维也纳发展很快,会逐渐形成居高临下的优势,恐怕不是你收编他们了,而是他们收编你。”
来一坤摇摇头,分析道:
“维也纳固然好,但那是一个工商发达,投资饱和的高消费社会,是富人的天堂,普通中国移民除了打工很少有发展机会,加上语言不通、资金薄弱和种族歧视等多方面的限制,决不是王海和孙刚这种半文盲可以打天下的。大多数中国人出国并不是要在国外发财,而是为了杀回马枪,以外商身份发中国财。而王海和孙刚是无能为力的。人贵有自知之明的潜台词是,人很少有自知之明,当他们碰破了头,开始怀念两年赚三百万的时候,他们就知道该归队了。”
夏英杰心里像灌了铅一样,又沉又堵透不过气来,她觉得宋一坤正用他的高智商摆弄一只魔方,而他身边的人都在某种磁力的作用下有规律地运动。他用最小的代价渡过了一场危机,进一步树立自己的威信,强化了生存环境。
夏英杰有理由相信:她是惟一目睹宋一坤解剖自己的人。此时的宋一坤已经剥去伪装显现出不可告人的一面,他是赤裸的,然而又是真实的。王英杰为这份不可多得的坦诚所感动,她能够体会出这其中的分量,也就是说,她在宋一坤心里已经占有一席之地了,她不再是无足轻重。
该讲的都讲完了,宋一坤站起来,点上一支烟走到两节车厢的连接处去抽。夏英杰给他倒了一杯白开水随后跟过去。这里的噪音大,车轮有节奏地响个不停。
夏英杰把水递给他,说;“你讲了这么多,也许是想把我吓回去,可我没那么脆弱。其实,你没有自己所描述的那么坏。”
“不是那回事。”宋一坤说,“我讲了那么多目的只有一个,让你根据真实情况做出自觉自愿的决定。但是,这并不妨碍打发你回家。我暂时还不能跟邓文英离婚,确切地说是离不起,一旦离婚就必然涉及财产问题。邓文英的心思我知道,她学的是管理专业,又去法国专门进修服装设计,她有能力单干,可一直苦于没有资金。我的情况她了解,我也从没打算瞒她,毕竟夫妻一场。她的条件是:五十万元每人一半,而我的一半还要借给她使用一年。这个条件不满足,她是不会在离婚书上签字的。”
“你的打算呢?”夏英杰问。
“我想,还是应该控制住现在的主动权。”宋一坤扔掉烟头,喝了一口开水,又回到原来的位置坐下,说:
“我对将来有三种考虑。上策,在时机成熟的时候集结所有可以调动的力量打一个大战役,解决根本问题。中策,依靠现有的资本搞一个产品,慢慢滚雪球。这两种结果都不会亏待邓文英。下策,万一我一败涂地,只好重操旧业,耍笔杆子混饭吃。
如果能争取最好的一种结果,你我之间的问题就不难解决了。”
“你是说,我来找你就是为了图谋财产?”夏英杰觉得自己被轻蔑了,屈辱的感觉又涌上心头。
“不能那样讲,但也不能不负责任。”宋一坤感触地说,“我的婚姻之所以失败,根本原因就在于邓文英对我期望过高了,期望与现实之间毕竟有距离。我只是一个普通人,直白地说只是一个山村穷小子,我没有三头六臂。如果你因为我而毁掉现有的生存基础,这个代价不是我可以承受的。从零做起,或者从负数做起,我没有把握包打天下。”
夏英杰看着宋一坤,她沉思了许久之后缓慢而压抑地说:
“女人嘛,总是相对自私一些。如果你肯为我做出牺牲的话,我希望你放弃手中的一切,满足邓文英的要求。”
“用这么大的代价证明你的清白?”来一坤以反对的口吻问。
“或许你不在乎,可对我却很重要。”夏英杰语气沉重地说,“我想证明我和娼妓之间的区别,不是零售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