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墓记-第10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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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继续添油加醋的说：“哥们，这两块东西可是藏着一件天大的秘密，弄不好它就是一个旷世帝皇地宫的秘密埋葬位置，这样吧！咱们就算是交一个朋友，你把事情给我们说明白了，我算你一份，只要这趟活下来，保管你以后能够光宗耀祖呀！”
元青被我说的开始有一点动心了，他问道：“这事情是真的吗？”
我当即向毛主席保证，我要是骗你就不是共产党员。
白露白了我一眼，怪我净是蒙人家，这事我以前是说给她知道的，我根本就算不上是党员，文革那时候，我们齐家入党的事情就是被上面宣判了死刑了。
元青考虑了一阵子之后才答复我：“行，这件事情我算是答应了，谁叫我们都是捞这偏行的呢？”
我问道：“对了，你能不能先跟我们说说你们太祖先的事情，其他的事先不说，你得给我说说他以前是干什么的，又是如何迁移到这块风水宝地的，难道他也是风水行家里的个中好手不成？”
元青答道：“不是，我们元姓的太祖先根本就不懂风水，我也是在他的手记中知道的，他提到这块风水宝地就是一个姓林的风水大师帮他找到的。还有，我的太祖先也是一个土夫子出身”
这一点，我前面就猜到了半分，不过却也不得不做惊讶状奇道：“哦，怪不得你们村子里面的人这么富得流油水了，原来你们村子里面的人真的是靠盗墓发财的呢？”
元青白了我一眼，样子很对我很不满的说道：“你不知道就别在那里瞎说，我们元家村的人靠的就是这块地方的风水宝地，无论做什么都是称心如意，村里面的人根本就知道自己的太祖先以前是盗墓贼。”
白露问道：“那你又是怎么知道的这么详细的呢？”
元青说：“手记，是我太祖先留下来的手记，那手记是我偶然间在祠堂旧址的地下挖到的，相信那是我太祖先生前埋下的，里面不仅说到了他的生平事迹，还注明了很多高明的盗墓技巧。”
我奇道：“盗墓技巧？该是怎样子的呢？对了，我这么问也就是大家同行之间做一个交流罢了，以后干事情的时候也好有一个先知先觉，你说是不是呀！”就像一个若痴如狂的习武者，获知更高的武学奥妙自然是欣喜若狂的，对于倒斗的人来说，能够求知前辈们的技巧亦是一件求之不得的事情，况且我虽说自称摸金校尉，可是盗墓一事却还是在遇到老胡和胖子大金牙他们之后才一知半解的。再说了，摸金校尉注重的风水寻龙决地穴之法，实干技巧却是不如其他派别来得高明，现在有机会可以窥探前辈心得，这叫我怎可以放过如此良机呢？
白露瞪了我一眼，我知道她一定是对我有意见了，她就见不得有关盗墓的事情，不过她也没有出声阻止。
元青说：“我干盗墓这行其实也是受我太祖先的手记影响，里面提及的技巧可谓当时最高明的，再加上我这么些年在外面折腾，对这巷道已经是进入佳境，虽然我不敢说自己的盗墓本事有多高明，可再这南方一带，有我元青者就没有人敢称第一，即便是有那也得跟我比过才知道。”
元青这才慢慢跟我们提及了盗墓的事情，我跟他亦是在做知识性的交流，自从决定做了了摸金校尉之后，我对盗墓一事也曾经做了大多数的书籍参考，这总归与我父亲以前所搜集整理下来的书籍。
第二十三章 盗墓高手（下）
古墓是人生终止时最后的定格，也是储存墓主生活时代的若干文化信息的府库。叠叠累累的古代墓葬屡经沧桑变故，因各种原因往往多遭破坏。而最通常的破坏形式，是有意的盗掘。历史上的盗墓相当普遍，甚至曾经成为某些区域的地方风习，成为某些家族的营生手段，成为某些社会群体的行业特征。
盗墓，是渊源古远的社会文化现象。新石器时代的考古资料已经可以看到有意识的墓葬破坏现象的遗存。在春秋时期“礼坏乐崩”的社会变化之后，厚葬之风兴起，于是盗墓行为益为盛行。
厚葬习俗由来已久，最早可追溯到夏商时期，于秦汉时期达到全盛。比如汉代制度规定，天子即位一年，就以天下贡赋的三分之一“充山陵”，修建帝王坟墓。即使史称“简约”、在遗诏中明令不许厚葬的汉文帝，其霸陵在晋代被盗时，也“多获珍宝”。李山教授说，厚葬习俗根源于中国传统的礼治观念，与古人相信灵魂不灭的迷信思想有直接关系。中国古人讲尊君、讲孝道，又很要面子，厚葬就可满足这种种心态。《吕氏春秋？节丧》记载，当时人们往往用一些能显示身份、地位的专用品及大量的生活资料和珍奇完好之物随葬，其后人也以此为荣。正所谓“欲侈其葬，则心非为乎死者虑也，生者以相矜尚也”。
司马迁写述中山地方风习，注意到“掘冢”行为的普遍。掘冢盗墓虽然是“奸事”，当时却有人因此起家致富。西汉时不法贵族作恶地方，盗墓竟然成为一种骄悍者嗜好的游戏，于是有“国内冢藏，一皆发掘”，“所发冢墓，不可胜数”的情形。两汉一些严重的社会动乱，如吴楚七国之乱、推翻新莽王朝的民众暴动等，都有大规模盗墓的记录。汉魏之际曾经发生盗墓的高潮，据说曹操军事集团甚至设立了名号为“发丘中郎将”、“摸金校尉”等专门指挥盗掘冢墓的官职。
唐人所谓“群盗多蚊虻”，“荒冢入锄声”，“髓髅半出地”，“白骨下纵横”等诗句，也反映了盗墓风习的普遍。唐代宗时，郭子仪父亲的墓葬被盗掘，有人疑心是鱼朝恩指使。而郭子仪在御前说到此事时，承认自己所统领的军队也多有破坏陵墓的行为。据史书记载，自唐末到五代初，关中的唐帝陵墓除唐高宗、武则天合葬乾陵外，被逐一盗掘，无一幸免。
宋元明清时代的冢墓发掘和冢墓破坏事件史不绝书。作为政府行为的掘墓事件，最为典型的是金王朝扶植的伪齐政权在中原地区对两京冢墓的大规模破坏。刘豫曾经专设主管盗掘陵墓的官员“河南淘沙官”和“汴京淘沙官”。元代蒙古贵族信用的僧侣，有发掘南宋陵墓的行为。明万历年间，宦官陈奉处理民间盗发李林甫妻杨氏墓一案，为“得黄金巨万”的信息所诱使，竟然“悉发境内诸墓”。武昌市民反对其恶行，曾经掀起激烈的抗议风潮，几乎形成暴动。
盗墓现象的普遍，历代都留下了深刻的历史记忆，于是有“自古及今，未有不死之人，又无不发之墓也”的说法。
对随葬品的某些特殊需求，也是我们在分析历代盗墓动机时不能不注意的。宋代有盗墓以取犀带、玉带的史例。有人因此甚至不惜发掘自己父亲的墓葬。张邦基《墨庄漫录》说，宋徽宗喜好古青铜器，于是地方官纷纷发掘冢墓求其器以献上。陶弘景墓被盗掘，据说是为了劫取其中的“丹砂异书”。盗墓者分割“僵尸人肉”以为药，以及盗窃枯骨“以之合药饵”，则是盗墓史中的奇闻。通过发掘前人墓葬，取其营造材料以为己用，也是值得重视的历史现象。在河南南阳的考古发掘资料中，可以看到晋人发掘汉墓，并利用汉画像石作为建墓材料的实例。江苏徐州还发现晚唐时人利用汉墓墓室重新下葬的情形。这样的现象，在文献资料中也有反映。
发掘政敌及政敌家族的冢墓，在中国古代权力争夺中曾经被作为厌服对方的极端手段。掘墓，又是政治惩罚与政治迫害的一种形式。发墓，剖棺，鞭尸，同时又都用以发泄政治仇恨。《左传》中已有掘墓复仇的史例。司马迁记述伍子胥“掘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的故事，在民间有广泛的影响。清雍正年间兴文字狱，曾经发生吕留良因此被戮尸的著名事件。
盗墓技术的发明和传承，在史籍中有资料反映。而相应的反盗墓技术也逐渐成熟。如以疑冢或虚墓迷惑盗墓者的方式等，以石椁铁壁和储水积沙等强化防护的方式，以及以机弩、伏火、毒烟等杀伤盗墓者的方式等，都各有防盗的效用。
传统礼制对墓葬的保护，表现出中国文化对宗法关系的重视。历代多有严禁盗墓的法律。社会舆论对于盗墓行为也予以严厉谴责。古来还流行这样的民间传说，盗墓时会遇到崩雷晦雨、狂风大雾、鼓角之声或者神异动物的警示，如果不理会这种警告，常常会遭致严酷的报复。
另一方面，自古以来多有盗墓行为与再生奇迹相联系的传说，甚至正史中也不乏此类记载。我们还看到，盗墓这种不光彩的行为，有时却可以导致原先皇室贵族专有的宝用之器得以流散民间，使得黯然埋没于尸骨旁的许多绝世珍宝重见天日，放射出古代文明之光。这种盗墓行为于是具有了与原始动机完全无关的工艺史意义和艺术史意义。骨董多来自盗墓所得，而因此所促成的金石研究的进步，有积极的学术文化影响。简牍资料曾经多次充实我们民族文化的宝库，而有时发现途径是由于盗墓活动。例如汲冢遗书的出土，就是中国文化史的幸事。当然，盗墓者因文化品味的低下、鉴识眼光的鄙劣以及行止习惯之粗暴，往往导致许多有重要价值的文物直接在盗墓现场或转卖途中即被破坏。这种行为对中国古代物质文化遗存的严重损害，无疑是不可宽恕的。
盗墓，中国现代意义上、由国家发起的、有组织、有针对性的“考古发掘”活动还不到一百年，记得十多年前看过几篇几十年前的发掘报告，那与其说是“发掘”倒不如说是“盗墓实录”。因为其方法、手段等等完完全全是盗墓者的那一套，没有“自己的”东西。到现在，在有些手段上可能先进了加入了一些高科技成分，比如探地雷达、金属探测仪、气体分析仪等等，但原理还是一样的。
真正的民间盗墓者受各种限制，他不可能带着雷达去盗墓，连个洛阳铲还得想办法拆开“藏起来”，所以他有他自己的绝招。他要想在单位时间内完成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那就要想各种办法，有些是很精妙的。
一般的洛阳铲已经被淘汰，用的铲子是在洛阳铲的基础上改造的，分重铲和提铲（也叫泥铲）。由于洛阳铲铲头后部接的木杆太长目标太大，所以弃置不用，改用螺纹钢管半米上下，可层层相套随意延长。平时看地形的时候，就拆开背在双肩挎包里。同样的，挖的墓不同盗墓工具也不同。探汉墓用洛阳铲演变而成的重铲，挖唐墓时用扁铲（类似鲁智深的月牙铲），进入汉墓墓室（汉墓多为墓坑，多已塌陷）捣土时用滚叉和撇刀。一般来说，西汉墓不带耳房，东汉墓多带两个耳房，这是标志。唐墓是墓砖搭起来的，砖之间没有粘合，搭成穹顶。而有墓砖的汉墓并不常见（大墓除外），多为墓坑或坑上加木方。明清墓则多为砖结构，墓砖之间以石灰和铁片镶死，有的明墓墓顶厚达两米多（七辐七券墓顶）非常坚固。明墓距地面深度一般不超过六米，可以不用特殊方法而在一夜之间盗掘完成。汉墓一般距地表十一二米左右，西周墓则更深，要想一夜之间盗掘完成必须使用特殊方法。尤其是汉墓、西周墓历史久远，标志难寻，先有一个“找地方”的过程。确定好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