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斯柴尔德家族·四部曲-第4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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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沃尔
19世纪50年代对于罗斯柴尔德家族来说是一个困难的时期，至少按照传统的观点来看是这样的。首先，路易·拿破仑·波拿巴——詹姆斯对他一直心存疑虑——推翻了《共和宪法》，并且以他叔叔直系继承人的身份宣称自己是皇帝。其次，詹姆斯的金融对手阿希尔·福尔德——海涅称为“高兹河铁路总拉比”的本诺特的弟弟当上了财政部长。根据经常被引用的德·威拉…卡斯特尔伯爵的说法，福尔德告诉拿破仑说：“陛下，您绝对有必要把自己从罗斯柴尔德的控制下解放出来，他们根本没有考虑您的利益。”第三，新形式的“通用型”银行，比如像工业信贷银行——由詹姆斯以前的助手佩雷尔兄弟创立——严重威胁着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统治地位，这种威胁不只是出现在法国，而且出现在了整个欧洲大陆。最后，19世纪50年代国际局势出现了剧烈的动荡：从1815年开始就困扰着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强大势力之间的大战噩梦成为了现实，首先是克里米亚战争（英国和法国抗击俄罗斯和土耳其），然后是意大利战争（法国抗击奥地利和意大利）。
然而，这个说法其实在两方面存在着误导，主要原因是历史学家过分依赖于那些明显带有偏见的信息来源，比如于布内伯爵——出任奥地利大使的阿波尼的继承人——的日记，他们过分强调了詹姆斯在拿破仑政权下所经历的困难。另外，他们也过分关注于法国方面，而詹姆斯所经历的这些困难其实不应该被孤立起来看，因为就在同一时候，其他的罗斯柴尔德银行都非常繁荣。
两个皇帝
于布内把贝蒂与康嘉尼尔将军的关系描绘成一段罗曼史完全是一种恶意的中伤。事实上，最近重新发现的内蒂在阿尔方索去美国的那段时间写给阿尔方索的信表明，她对康嘉尼尔的第一印象并不好。这位将军给她的印象是一位“中等身材、消瘦、丑陋的男人，除了胡子以外看不到任何英武的东西，给人的第一印象是他很苍老，而且已经风烛残年”。当他在1849年与他们一起吃饭的时候，他“尽可能地表现得善解人意，而且非常渴望去取悦人”，但“在这方面，他只是取得了部分的成功。我没有在他身上发现我以前听别人赞扬他时所经常提到的坦诚与忠诚；相反，他给人的印象更像是一位双面人”。汉娜告诉迪斯雷利说，康嘉尼尔是一位十分拘谨的人，当他被邀请到罗斯柴尔德家与一位著名的歌剧演员一起吃饭的时候，他拒绝了，而且“为邀请了一位公众歌手吃饭而对贝蒂进行了一番说教”。在这段时间，贝蒂也没有能回避出现路易·拿破仑的一些安排。她在4月份告诉她的儿子，元首“干得不错，每天他都能为他的法令和法律权威的原则找出一定的依据”。同样重拾信心的还有她自己，她“最终打破了坚冰，出现在元首的沙龙聚会里。再不出来对这种政治困局施加点影响，自己都自身难保了”。
另一方面，毫无疑问康嘉尼尔提到了能让一个在整个家族里反对革命的态度最坚决的女人重获信心的正确的事。她满心赞许地写道：“他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反动分子有一天，他谈到了关于我们旗子上的第三种德行的标志，他对我说，‘我对兄弟情义是如此仇恨，要是我有一个兄弟的话，我会叫他表弟。’”不久，她又向阿尔方索保证，“我的朋友康嘉尼尔会制止那个疯子的”，还说家族“会得到难能可贵的康嘉尼尔的保护”。“在我们尊敬的康嘉尼尔身上，”她在6月份时宣称，“我们看到了一位值得信赖的朋友，他能非常娴熟地处理各种突发事件，而不让我们当时就知道他所面临的困难。我没有办法告诉你这个人有多么崇高，他有多么高贵的心灵以及忠诚的灵魂，他是多么坦荡，这位过去的英雄，浑身充斥着能给他带来意志力的侠义，他想做的事情从不落空。”如果她是在公众场合说的这些话，那么于布内在发现政治问题的同时又探听到大量的这种逸事就不会让人感到奇怪。她的婶婶汉娜很小心地评论康嘉尼尔“对家族非常尽心，很认可贝蒂的才能和能力，欣赏家族在革命期间的勇气和行事方式，并对他们的繁荣昌盛表示了强烈的兴趣”。对于这一点，詹姆斯满怀羡慕和困惑——尽管康嘉尼尔愿意给他提供敏感的政治情报（比如关于法国对唐·帕西菲科事件的政策），但他从来没有用这些消息来进行投机——评论道：“迄今为止，康嘉尼尔从来没有迷失（在投机里），他也从来没有对我说他想要投机。事实上，我很肯定，如果我想要对他或者他的助手建议这类事情，他可能就不再会见我或者接受我的邀请。他是我见过的最不平常的人物！”相反，波拿巴就对于投机却乐此不疲——但不是与詹姆斯联手。
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三部 动荡的年代 第二章 动荡的年代（2）
整个的1850年间，詹姆斯都在努力去调整他与拿破仑两人之间的关系，但是越来越显而易见的是，拿破仑掌握着主动，而这可能会给詹姆斯带来麻烦。“元首大概认为我有什么方面对不住他。”詹姆斯在1850年1月的时候说道，“因此，似乎我在他那方面也没有什么太大的优势，特别是在福尔德不帮助我的情况下。感谢上帝，我并不需要他。”按照这个说法，他信不过福尔德的传闻是真的（这和他与一个异教徒结婚并没有多大关系）。还有就是，他们之间的竞争本质不应该被曲解——他们经常来往，而且人们发现了很不应该的一面：一个兄弟做银行家，而另一个兄弟做财政部部长，用詹姆斯的话说，这不是什么公平的战术。詹姆斯明显感受到了自己在生意和政治上的不利地位。“很遗憾，”他满腹牢骚地说，“我很不乐意看到我们的生意被抢走，我们跟从前比好像已完全不同。”但是如果认为发生在1850年的那件使他未能保住年金业务的事情就代表着他的金融影响力在降低的话，那就大错特错了。事实上，詹姆斯当时已经准备好了一份标书，但没有去参加竞标，原因是纳特4岁大的儿子梅耶·阿尔伯特去世了，而葬礼恰好就在财政部部长定下开标的日子。尽管在参加葬礼，他也无法掩饰自己的窃喜，因为他的缺席造成了福尔德招标活动的“惨淡收场”：“现在他看到了，没有人能把罗斯柴尔德抛在一边，福尔德不可能为所欲为。”
真实的情况是，詹姆斯当时真正最为关切的是外交而不是金融。他担心元首变幻无常的对外政策会在法国与其他大国之间导致摩擦，甚至是导致战争，对手有可能是英国（针对唐·帕西菲科事件）或者是普鲁士（针对日耳曼问题）。希拉克关于詹姆斯在一次与拿破仑和康嘉尼尔在1850年末的会议中试图缓和法国政策的故事证实了这个说法。“好吧，现在让我们来看看，这次伊（与）德国的争吵是关于深木（什么）问题？”詹姆斯以辩解的口吻说，“让我们来做一些按（安）排，看在赏（上）帝的分上，让我们来做一些按（安）排。”按照这个故事的说法，拿破仑的反应只是把自己的后背转向了他。詹姆斯确实于1850～1851年间在很多场合多次见到过拿破仑，但詹姆斯在影响他的政策方面的尝试从来没有成功过。相反，詹姆斯抱怨元首“最喜欢玩的游戏就是戏弄小兵”，他是“一头驴最终会使整个世界都变成他的敌人”。具体来说，法国插手1850年下半年间发生在奥地利和普鲁士之间的争端的可能性让他有了不祥的预感。尽管他一直担心死于“红魔之手”，如果路易·拿破仑由于对外政策的重大失败“像路易·菲利浦一样被追得走投无路”，詹姆斯认为他不会觉得太意外。
所有这一切都解释了为什么随着波拿巴分子政变的可能性越来越大，詹姆斯也变得越来越焦虑起来的原因。早在1850年10月，他就开始向伦敦分行转移黄金，他对侄子的解释是“当一个像他（拿破仑）那样的人有可能会因为我是康嘉尼尔的朋友就没收我的钱财的时候，我情愿把我的黄金放到这儿去挣3％的存款利息，也不愿意放到国债上或是将它束之高阁。我并不是害怕，但我宁愿小心行事。从政治上看，这是一个千疮百孔的国家”。同时，詹姆斯由于一直保持着跟康嘉尼尔的来往（甚至在康嘉尼尔被他的军队解职，离开国民卫队司令部后，两人也来往不断）而大大增加了他的政治曝光度。1851年10月，詹姆斯告诉他的侄子说，“我们的将军”胸怀“远大的理想”。“我怀疑在这些理想实现之前，”他又很不安地说，“巴黎可能浸泡在血泊中。我已经卖出了我所有的公债。”因此，我们没有理由不怀疑詹姆斯担心在12月1～2日的叛乱发生的夜晚，他会与康嘉尼尔以及其他共和党领导人一起被捕。很有象征意义的是，在“卢比孔行动”（暴动的代号）前一周，他从楼梯上跌倒，弄伤了脚踝，因此，当波拿巴分子展开攻击的时候，他十分顺理成章地放弃了抵抗。但是有点让人不解的是，他在暴动发生的当时发给伦敦的信上，对于政治问题居然只字未提，对此，詹姆斯的解释是，他有理由担心这些信件会被检查。对于历史学家来说，非常幸运的是，贝蒂在遇到阿波尼（Apponyi）的时候并没有表现得很矜持，因此让我们知道了她的很多激烈反应：
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三部 动荡的年代 第二章 动荡的年代（3）
她相信元首只是成功地解救了那些激进分子，而且他会被迫采取摇摆政策，最终他只会以成为他们的一种煽动手段收场。“为了能继续沿着元首选择的道路走下去，他不得不以煽动（意思是极左）来威胁我们，因此他不能完全把它摧毁；而我担心他不仅根本就不能力挽狂澜，相反，他可能会为了达到他个人统治的目的而推波助澜。”
然而，詹姆斯从来就不是一个会把他的政治喜好与他的生意混为一谈的人。除了他个人对康嘉尼尔的喜欢之外，他并没有要对共和党人效忠的想法，并且以“极大的妥协”接受了新的局面。费里耶尔把局势稳定的消息带到了一个临时发起的在拉斐特大街举行的银行家聚会上。
与会人士谁都没有明确谴责路易·拿破仑对1852年以前《宪法》的肆意妄为的决定，这种事情大家认为具有一定的必然性；大家所担心的只是这将成为一场危险的赌博。报道中说逮捕了几名将军，大家害怕这可能会导致军队内部的分裂，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则意味着法国末日的到来，在这种情况下，最终谁是胜利者已经无关紧要了。费里耶尔先生遭到了各种问题的轮番轰炸。他描述了他所见到的一切：军官们恰如其分的幽默，士兵们良好的精神状态，军事力量的大规模扩张，那些看公告的人的麻木不仁，巴黎的宁静，尽管晨曦这里已经发生了惊人的变化。这些大财阀听到这些确切的消息后，紧锁的眉头都松开了。
另外，局势很快就明朗起来，拿破仑通过粉碎共和党左派，并发出支持扩张性的信贷政策的信号，制造了乐观的金融氛围。国债价格的波动就是一个很好的故事。在暴动的前夜，（票面利率）3％的国债报价是56，而（票面利率）5％的国债报价是905。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