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斯柴尔德家族·四部曲-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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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相关信息，但是他也不能无视如土耳其人在阿克曼投降的消息。到1830年时，正如塔列朗观察到的那样：“英国内阁总是在斯图尔特勋爵的信件到达之前的10个或12个小时，便从罗斯柴尔德那里获得了相关信息，而且这点也没有什么好怀疑的，因为搭乘罗斯柴尔德信使的马车没有其他乘客，而且随时出发”维莱勒也被迫留意罗斯柴尔德的信息，即使他（与坎宁一样）严重怀疑几兄弟是利用消息来影响股市。

　　　　这当然是罗斯柴尔德通讯系统的大致功能，甚至是它的主要目标，通过第一时间获得政治消息，赶在消息影响整个市场前，买进或抛出证券。但是这一策略并不是总能奏效。

　　　　法国1830年7月革命的消息，罗斯柴尔德家族不仅传给了伦敦的英国外交大臣阿伯丁勋爵，同时（通过法兰克福）传给了当时在波希米亚的梅特涅；这一事实广为人知。但值得一提的是，他们的报告一开始并未得到采信。而且，我们也已看到，革命的爆发也让罗斯柴尔德家族自身感到非常吃惊，以至于让法国分行陷入了经济危机，只有通过非常艰难的拯救行动才得以存活。

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二部　金融统治者　第一章　和平的枷锁（1830～1833年）

　　　　银行家的外交

　　　　罗斯柴尔德的信件揭示了在1830年7月之后的动荡岁月里，他们通讯系统的长处与不足。在巴黎，詹姆斯的政治影响力是独一无二的。“（国王与大臣们）经常事无巨细地咨询我的意见。”詹姆斯在1831年告诉内森，这一点也一直没改变过：就如他后来告诉内塞尔罗德伯爵夫人那样，他几乎每天都见到国王、大臣和主要的大使。内森似乎同样能够接触到政府的高级别人物，有名的有外交家弗雷德里克·拉姆，此外还有主要的驻伦敦大使，如塔列朗、艾什泰哈齐和比洛，但毫无疑问的是，他的影响力要比保守党当政时期要小。在维也纳，萨洛蒙继续享有与梅特涅直接接触的特权；而且，只要其他兄弟的信里含有重要的外交信息，他就会将信件的内容抄送给梅特涅。形成对比的是，法兰克福与那不勒斯分行某种程度上游离在权力圈之外。在其他主要首都——圣彼得堡、柏林、布鲁塞尔和海牙的影响力归结到代理人（比如，加塞尔在俄罗斯，里希滕贝格在比利时）的活动能力或通过偶尔的个人访问。

　　　　1830年，通过罗斯柴尔德通讯进行讨论的第一个外交问题就是大国是真正承认路易·菲利普作为法国国王，还是采取干预行动，反对新政权。7月31日，詹姆斯写信给内森说：“我希望你的政府不要考虑干预活动，因为他们一旦这样做了，我们就将引发一场大规模的战争。”列昂内尔两周后总结了围绕承认问题进行的争辩：

　　　　只有一件事是非常迫切的，那就是国王应该立刻得到承认，如果这一点不能很快实现，我们就很难预测最后的结局是什么只有国王得到承认，相邻的省份才愿意加入到这个政府法国只希望得到和平，不想从别的国家得到任何东西，也深知只有培育自己的资源才能成为最伟大的国家之一。目前，法国国民近卫军有150万人，全部武装等待作战，除此之外还有一整支部队，其他考虑攻击法国的国家能得到什么好处呢？詹姆斯叔叔今天见了国王，他和众人一起向国王表达了敬意；国王向他承诺一定会维持和平，国王也希望尽最大可能推进局势顺利发展。

　　　　路易·菲利普在那次会面透露给詹姆斯的信息——“我最急切的期望便是欧洲的和平，我希望各国将恢复之前与法国的良好关系”——很自然地通过奥地利大使奥波尼传给了梅特涅。

　　　　但是，正如列昂内尔所预期的那样，路易·菲利普被承认，并不能阻止革命在其他地方爆发。8月25日，从“暴风骤雨式的革命”在布鲁塞尔爆发的消息抵达巴黎的那刻起，一个新的可能性浮现了：法国外围不断扩散的革命有可能让法国与一个或更多的保守国家，如普鲁士、俄罗斯、奥地利甚至英国爆发战争。相比起直接干预法国，这次的预期似乎颇受欢迎，这有两个原因：第一，其他国家在比利时不仅有条约规定的义务（这要回溯到1814～1815年），同时也有自己的战略利益。第二，从外部干预比利时或爆发的其他任何地方，可能会导致法国政权“左倾”，因为共和主义和国际主义之间存在着历史性的联系。梅特涅也并不是唯一记得法国当年“阴谋”的人：18世纪90年代，法国利用国内的“无政府状态”进行了大规模的军事扩张。

　　　　詹姆斯获悉比利时爆发革命的第一反应就是举行了一次会议，将法国外交大臣莫莱和普鲁士大使拉到一起，希望两国避免发生直接军事冲突。他同时还敦促内森反对任何英国支持的、以荷兰国王名义进行的干预行动，他（与汉娜以及列昂内尔一起）得出结论认为，比利时宣布独立实际上是（可能主要也是）自卫性的。与此同时，由于担心革命的浪潮会扩散到那不勒斯和西班牙（就像在19世纪20年代一样），詹姆斯将路易·菲利普的一个隐晦警告传递给了梅特涅，即“他会按照君主立宪制给予他的权限，反对各国爆发的革命但他的地位迫使他必须对于自由派的期望表示出一定程度的尊重”。因此，那不勒斯国王“为了国家整体利益的考虑，以及赶上思潮的发展”的需要做出“让步”。几天后，莫莱告诉詹姆斯，如果法国被“数量庞大的（普鲁士和奥地利）军队包围的话”，法国可能会被迫备战。对于“全面战争”的担忧也在许多外交官那里得到了回应，包括拉姆，他认为英国也可能介入。

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二部　金融统治者　第一章　和平的枷锁（1830～1833年）

　　　　不过，塔列朗与阿伯丁会谈之后，各国的担忧消除，比利时问题最终决定由大国在伦敦的代表仲裁解决。但是，在比利时与荷兰的仲裁尚未达成之前，又传来消息称华沙爆发反对俄国统治的革命。实际上，可能正是波兰局势的发展在最大限度上阻止了各国对于比利时的战争，因为华沙革命前，沙皇一直准备从波兰派遣军队支持荷兰。俄国军队从1831年2月直到同年10月才镇压了革命，这可能是全面战争未能爆发的主要原因。但与此同时，革命向东扩展的势头，似乎又增加了国际冲突的可能性。迟迟未决的比利时疆域、它的中立地位以及国王的人选问题，在1831年只是延续了之前的不确定性，罗斯柴尔德家族再次在巴黎和伦敦之间担当了信使的角色，传递各种建议和反对意见。就在这时，传来了意大利爆发叛乱的消息：不是发生在之前预期的那不勒斯，而是在摩德纳和帕尔马公国（1831年2月）以及教皇之下的公国（3月）。

　　　　1831年3月～1832年3月之间，欧洲大陆出现了一系列的“革命火花”，而一个或多个大国卷入战争似乎一触即发；每次，罗斯柴尔德家族都竭尽所能地消除各国之间的紧张状况。最先爆发的一起危机不仅让奥地利介入教皇公国成为可能，而法国则准备支持革命者。詹姆斯和萨洛蒙大量地介入巴黎和维也纳之间爆发的口水战。最终，奥地利采取了干预行动，不仅出兵摩德纳（法国默许），同时还应教皇格雷戈里十六世的请求进入博洛尼亚，这次行动或多或少地导致了法国政府面临的战争威胁——这个信息当然也是詹姆斯传递出来的。这可能是最接近于全面战争的时刻，毫无疑问，法国与英国的债券市场跌到了最低点。此时，罗斯柴尔德介入政府间通讯的证据尤为确凿，当时詹姆斯亲自参与起草了法国提交给奥地利的一份声明，呼吁进行国际调停（按照比利时模式）。到4月中，詹姆斯确信“意大利的危机已经结束了”，而且英法德团结起来避免了对比利时的战争。

　　　　第二次危机出现在1831年8月，仍旧在比利时。围绕选择萨克森…科堡的利奥波德担任比利时国王的不确定性持续了数月之后（局势还因波兰持续的战争以及奥地利反报复意大利自由派的战争而恶化），荷兰入侵比利时再次使全面战争成为可能。但再一次，各国采取了克制态度。无论是普鲁士还是俄罗斯均不支持荷兰的举动，英国在经过紧张的磋商后，支持法国派遣远征军前往比利时的决定，但同时要求，一旦打败荷兰，法国就必须撤军。截至10月，比利时引发全面战争的危险逐渐消除；尽管比利时11月15日提出的“24条协议”远没有获得预期的突破，普鲁士、奥地利和俄罗斯一直到1832年5月才正式予以承认，而荷兰国王则仍然拒绝签字。

　　　　第三次战争威胁出现在1832年2月，由教皇公国的一起暴乱引发。奥地利军队再一次被要求介入，而法国也再一次寻求插上一脚。实际上，这次法国确实派军队占领了安科纳港口，这在詹姆斯看来是一次“严重的失策”举动。但是，这次与以往的危机相比还是要轻得多（市场对其毫无反应便是例证），巴黎与维也纳之间也从未出现真正严重的裂痕。

　　　　最后一次战争威胁出现在1832年秋天，当时法国再次威胁以军事干预的方式迫使荷兰接受“24条协议”。即便英国同意采取联合行动反对荷兰，这同样也会再次引发普鲁士或俄罗斯采取报复行动。1832年5月的《伦敦协定》只是一个权宜之计，它让比利时人留在了卢森堡（除去它的要塞）和林堡（除去马斯特里赫特），这违背了24条协议。但它足以维系和平，一直到1839年出台决定性的国际解决方案。

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二部　金融统治者　第一章　和平的枷锁（1830～1833年）

　　　　在这些危机中，罗斯柴尔德的信件充当了沟通渠道，通过它们，国王、大臣和外交官的观点和想法得到了快速的交换。它们也让罗斯柴尔德家族不仅能让彼此了解各自的观点，也使得自己的观点可以送达政治人物那里——他们将经过适当翻译的信件提供给这些政治人物。罗斯柴尔德兄弟的评论的中心思想就是他们对于国家和国内政治潜在冲突的警醒。这点在巴黎尤为突出，在那里，对于战争的担忧和对于法国国内政治激进倾向的担忧一直密不可分。“法国王朝完全赞同维持和平，”詹姆斯1830年9月29日警告说，“但如果他们受到的威胁太大，那么国王会说，他不再像是一家之主，人们也不愿被当成小孩子受到恐吓。”詹姆斯一直担心，如果其他国家在镇压比利时或其他地方的革命过于极端，更为好斗的政客就可能在法国登上政治舞台。困难在于，即便他和列昂内尔给予支持的那些大臣们，有时也会屈从于公众情绪，被迫用强硬的口吻发表言论，因此，詹姆斯一再重复地强调，这些言论只是出于国内需要，其他国家不应该按照其字面意思来解读。当塞巴斯蒂亚尼被任命为拉斐特新政府（1830年11月组建）的大臣时，詹姆斯立即见了他。实际上，他能够传递给伦敦和维也纳的信息与国王几周前发出的信息大致相同：“如果他们正在寻找一个对我们开战的借口，那么我们已经做好了迎战的准备，但我们将尽一切可能阻止这样的情形发生。”但是，他乐观地得出结论说：“和平几乎可以肯定能延续下去。”由于俄罗斯并没有以支持荷兰的名义出兵干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