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斯柴尔德家族·四部曲-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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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一部 金钱的先知 第一章 家族生意（1）
是的，我亲爱的朋友，所有这一切蕴涵着这样一个道理：为了做某事你必须成为某人。我认为但丁伟大，但是他的背后是几个世纪的文明；罗斯柴尔德家族富有，但那是经过不止一代人的努力才积累起来的财富。这些事全部隐藏得比我们想象的要深。
——歌德，1828年10月
一位旅行者抵达18世纪的法兰克福，当他越过通往法赫特门的萨克森豪斯大桥时，几乎不可能错过反犹宣传画“Judensau”——该词意即“犹太人的母猪”（见图11）。画在墙上的这幅画内容猥亵，它描绘的是一群犹太人在一头凶恶的母猪面前——或身下和身后——做着污秽的事。其中一人吮吸着母猪的乳汁，另一个人（身着希伯来长袍）抓着母猪的尾巴，让第三个人（也是一个希伯来人）吃它的排泄物。“犹太恶魔”则在一旁满意地看着。如果旅行者再往上看，他还能看到第二幅更让人觉得反胃的图像：画面中，一个死婴张着双臂，身上布满了刀伤，身体下方是9支短剑。“在1475年濯足节星期四的这一天，”图上的文字说，“只有两岁的可怜小西蒙被犹太人杀害”——这是“特伦特的西蒙案件”的一个“解释”，西蒙据称死于“残忍的谋杀”；这一传说借此抨击犹太人谋杀异教徒的孩子只是为了将他们的鲜血放进未发酵的面包中。
这类带有反犹色彩的图画并不罕见：犹太人崇拜猪的情形能够在许多木雕以及印刷品中见到，而时间则可以追溯到14世纪，而残忍谋杀的故事在德国流传开来则是在15世纪。而让法兰克福的图画变得与众不同——至少在这个城市最杰出的人物约翰内斯·沃尔夫冈·歌德看来——是因为，它们“并不是个人仇恨的产物，而是作为一个公共纪念物出现的”。犹太人、母猪以及死婴都是官方核准的标志，它们由长久以来对城镇中犹太人的敌对传统积淀而成。
有关法兰克福第一个犹太人社区的首次历史记录出现在12世纪中叶，当时的人口在100～200人之间。它的历史也是一部蒙难史，犹太人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受到异教徒迫害。1241年，法兰克福3/4的犹太人在所谓的“犹太战争”中被屠杀。在随后的数十年中，犹太社区凭借犹太人的努力得以重建，但是就在一个世纪之后，在1349年，同样的情形再次出现。在这两起事件中，谣言扮演了一定的角色：在第一次“战役”中；人们担心犹太人与蒙古人串通一气；第二次则是一些苦修者散布谣言称犹太人将会把瘟疫带进城里。
不过，犹太人仍然存在于世界范围内，也说明了为何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他在1236年宣布犹太人“是我们忠实的佣人和奴仆”以及各市政厅倾向于鼓励犹太人定居下来的原因。因为犹太人是税收以及贷款的来源（犹太人当时可以不受禁止发放高利贷等法律规定的约束），官方向他们提供“保护”以及有限的优势来换取现金。不过，保护和限制一直是并存的。1458年，在腓特烈三世的命令下，犹太人被集中到一个特定的“犹太人聚居区”（ghetto，该词来自于意大利语中的borghetto一词，意即郊区）：这是城市东北边缘地区的一条狭长的街道，街道两边都建有大门。对于生活在这里的110名犹太人来说，在所谓“犹太街”里的监牢般的生活意味着一个“新埃及”。另一方面，外界一直存在的暴力威胁也让犹太人聚居区带有一点避难圣地的色彩。不过，1504年的残忍谋杀指责以及5年后试图宣布“犹太人为异教徒”的阴谋警示人们，犹太街的地位极其微弱；到1537年时，犹太街的人口构成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路德教徒占据了大多数人口，而他们对犹太人存在固有的敌意。犹太街在一个危险的世界中提供了某种形式的避难所；1542～1610年期间，它的人口数量增长为400～1380之间（人口增长与荷兰的胡格诺教徒移居到法兰克福是相对应的）。这些新兴人口的流入所导致或与之相应的经济与社会紧张状态触发了公众反对犹太街的大规模暴力活动：“菲特米尔茨暴乱”，这场暴乱因其领导者文岑茨·菲特米尔茨而得名，菲特米尔茨当时是一个店主。不过这次暴乱并没有出现大规模屠杀犹太人的情形（犹太人被驱逐出城区），而且没过多久，帝国军队就平息了暴乱。菲特米尔茨和其他暴乱的领导人被处以绞刑，犹太人重返家园，他们是皇帝“庇护”的人，其地位得到了再次确认。
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一部 金钱的先知 第一章 家族生意（2）
在实际生活中，与之前一样，“保护”意味着额外的铁腕管制，其管理细节由斯塔提格凯特议会设定，这部法规每年会在主要的犹太人教堂宣读。直到18世纪末期仍有法律效力，这期间，犹太人人口被严格限制在500个家庭；每年的婚礼数量只能有12个，结婚年龄固定为25岁。每年从外部进入犹太街定居的人不能超过两人。犹太人被禁止从事农场业或者交易武器、调味料、酒和谷物。他们被禁止在犹太街之外的地方生活，而且直到1726年，犹太人必须每时每刻都要佩戴区别身份的饰物（男人佩戴两个同心黄色戒指，女人佩戴有条纹的面纱）。犹太人每天晚上、星期天以及基督教节日期间，只能在自己的社区里活动；其他时间，他们被禁止两人以上结伴在城中行走。他们还不得进入公园、旅馆、咖啡店，同时也不得在城中风景秀丽的道路上散步，他们甚至不能接近城中古老的大教堂，进入官厅时也只能从后门进去。犹太人只能在规定的时间内，才能被获准进入城里的市场，而且不得碰市场里的蔬菜和水果。如果一个犹太人出现在法庭，他需要宣读一份特别的誓言，誓言提醒在场的所有人“上帝对遭受诅咒的犹太人所施加的惩罚和咒骂”。如果一个犹太人在街上听到“犹太人，本分点！”，他必须——即使发号施令的只是一个孩子——脱下自己的帽子，然后站到一边。如果他偶尔去法兰克福城外，也需要一个特别通行证。进城时，他需要支付是异教徒两倍的费用。为了回报这些所谓的“保护”，每个犹太人还需要缴纳费用税（或者是人头税）。
所有这一切意味着，法兰克福犹太人生命中的大部分时光是在高墙和大门之内的犹太街中度过的。今天，这个监狱般的街道已经不复存在。仅有的几所房子在19世纪中期被法兰克福政府拆除，剩下的一点点残迹也在1944年5月美军的轰炸中被夷平。不过，这条古老街道的一部分墙基最近被发掘出来，这些遗迹至少能让人联想到当时犹太街中极为局促的生活状况。从北部的博恩海姆门到南部的犹太人公墓，只有1/4英里长，宽度不超过12英尺——有些地方甚至少于10英尺。即使一开始这个地方划为犹太人居住区，相对于只有100人多一点点的犹太人群体，街道也显得非常拥挤了；而到1711年时，生活在这里的人数量不少于3024人。在如此局促的地方安置所有人口，需要极为高超的建筑技巧：房屋只有8英尺宽，建为4层，在每一排房屋后面再盖另一排房屋。这样的建筑结构也使得火灾变得异常危险——实际上，整个犹太街曾经在1711年、1721年以及1774年毁于大火。这也意味着这里的生活既高贵又贫贱：高贵是因为对房屋的需求远远多过了供给，因此在犹太街北部的一个4居室房屋的价格与歌德父亲在格拉泽·希尔施格拉本有24个房间别墅的价格一样；贫贱是因为卫生设施、光线和新鲜空气的匮乏让生命的期望值缩减了很多。在18世纪80年代，据估计，犹太人的平均死亡率比异教徒要高出58％。1795年一个旅行者觉察到“法兰克福犹太人中的大部分人看起来像是行尸走肉，即使那些正处在青春年纪的人也不例外他们面如土色的容貌也将他们与其他极为绝望的居民区别开来”。后来，在部分高墙被拆除后，一些诸如安东·博格这样的艺术家某种程度上浪漫化了犹太街；实际上，它变成了吸引维多利亚臣民旅游的一个地方（查尔斯·格雷维尔以及乔治·埃利奥特就是英国旅游者中的成员）。也就是在这个时候，这个地方给年轻的歌德留下了极为震撼的印象，在他看来这是一个地狱般的贫民窟：
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一部 金钱的先知 第一章 家族生意（3）
空间狭窄，灰土飞扬，人群拥挤，各种刺耳的说话声音——所有这一切构成了一幅让人极不舒服的画面，即使对一个只是从大门旁路过、向里面扫了一眼的人来说，也会有同样的感觉。我犹豫了很长一段时间才敢独自一人进去那里，而且从汹涌人流中逃出来之后，我还没做好重返那里的准备；那里的所有人都会拉住你，不厌其烦地推销或求购东西。
对犹太街更为熟悉的一个人是诗人路德维格·伯尔纳，他就在那里长大，生活的时间是18世纪80～90年代，他当时的名字是尤达·勒夫·巴鲁赫。他回顾那段经历时，带有的不是一种怀旧的情感，而是非常愤怒的情绪，他记得：
那是一个狭长阴暗的监牢，18世纪最明亮的光线都不能够刺透它的黑暗横亘在我们前面的是一条望不到头的长街，但我们身边有的只是一点点的空间，以保证希望降临时，我们能够转过身来。我们头顶上不再是太阳展现出无边力量的天空；人们看不到天空，只看到阳光。身边的每个地方都散发着一种极其难闻的气味，用来保护我们避免感染疾病的衣服同时也是赚取同情眼泪的道具，而且还能掩盖住围观的犹太人眼里的幽怨笑容。我们在污秽物中艰难跋涉，放慢了脚步，也使得自己有了环顾四周的时间。我们每走一步都非常轻而小心，以免踩到小朋友。在排水沟里玩耍、在污秽物中爬来爬去的孩子就像是粪堆上孵化的寄生虫一样。谁不愿意迁就这些只有一点点玩耍心愿的小孩子？如果一个人认为儿时的玩耍就是现实生活的写照，那么这些儿童的摇篮就一定是所有鼓励、所有健康、所有生命欢乐的坟墓。你担心这些塔一样的房子会倒下来砸着我们？哦，根本不用担心。它们经过了仔细的加固，就如关押叫声清脆的鸟儿的鸟笼，坐落在永恒咒怨的基石之上；它们由贪婪的勤奋之手建成，抹墙的白灰里掺杂着奴隶的汗水。别再担忧，它们非常结实，永远也不会倒。
就如伯尔纳评述的那样，即使在所谓的“开明”时期，当其他德国城市放松了对犹太人的限制时，法兰克福却依然我行我素，拒绝执行约瑟夫二世的“宽容公告”（1782年），并且查抄埃弗赖姆·莱辛同情犹太人的话剧《智者内森》。犹太社区1769年以及1784年发起请愿活动，希望被允许在星期天离开自己的社区，他们的要求遭到了拒绝，理由是“试图获得与基督教徒同等的地位”。与之前一样，此类政策某些程度上是异教徒城市居民向当地议会施加压力的结果。尤为典型的是，1788年，一个犹太数学教师获得允许，可以在犹太街外生活和教学。随即，要求撤回他执教资格的呼声甚嚣尘上。而1795年，一名犹太医生（在社区外执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