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我们的女儿谈话-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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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我们的女儿谈话
作者：王朔
谈话之一
1
2004年，我还住在朝阳公园门外朋友家里，一天早上，楼上一个朋友给我送来一封信，是咪咪方从三藩市写来的。因为不知道我的地址，经过几个朋友之手耽搁了几个月才转到我这里，信皮儿已经有点皱了。她在信里写她就要高中毕业了，考上了东部一个我拼不出名字的公立大学的英文系，夏天就要从家里搬出去，租房子或者住学校宿舍。她有了一个男朋友，当地人，诚实、文字能力强、理智但是沮丧——她在信中问我“是不是和我爸有点像”。她说，她的理想就是尽快念完这四年大学，然后回北京找一个小学教英语，然后每天混，写剧本或者小说。她信中的原话是“过一个北京女孩该过的日子”。咪咪方十三岁跟妈妈移民美国，一直不习惯加州和英语，想北京。她念十年级那年放暑假自己回过一趟北京，我请她吃东西，孩子说想回中国读大学。我跟孩子说，你已经考不上中国的大学了，你的中文就停在十三岁，之后接受的认识都是英文的，翻回中文理解力就钝了一步，怎么能和本地那些一心通过考试解放自己一直都在本地语言环境中的孩子竞争。想回来也要在外边念完大学，假装留学归来。我还对孩子说，北京作为一个新的消费中心，过去那种生活方式正在逐渐消失，你不要太理想主义。
咪咪方在信中问我，她爸爸理想主义吗，还是一个经常感到沮丧的人？是不是一直都在压抑着一种情绪？她和父亲住的那几年还太幼稚，不是很理解他，问我能不能告诉她一些关于她父亲的事，“他到底有没有信基督一天主教”。咪咪方在信中留了她的电子邮箱地址，我给她回了邮件，说信收到了，祝贺她考上大学，告诉她我的邮箱地址和手机号码，以便联系；告诉她我的看法是她父亲没有真信基督一天主教，他最后那几天的精神状态毋宁说是迷惘。
时间太久了，我已经记不得在那封邮件里还说了什么，只记得写邮件时的心情：难过，有一点激动，觉得孩子还太小，很多话不能说，尤其不能隔着天空说。想等到她再大一点，多接触一些类型不同的人，结两次婚，自己经过一些哀乐，那时候还想问，再当面跟她聊。咪咪方信中夹有一张她自己的照片，人在阳光中笑，紧张、单薄、有所保留，和方言十几岁时一模一样，只是个女孩。
邮件发出后没有回音，也许是孩子忙，新生活，总是有顾不上，按旧中国的标准，进入大学也算走上社会了，也许是我把她邮箱字母大小写拼错了她没收到，我总是不能正确拼写英文，不知道。我以为很快就能见到她，也没太在意这件事。第一个十年，夏天学生放假，高速公路堵车，飞机一架架横着从天上过，我会想一下咪咪方，手机上进来不熟悉的号码001什么的，会闪一念是她？人有太多理由不互相联系，久之，这份惦念也淡了，只是在机场接人、欢场熬夜，身边走过年轻讲英语的圆脸果儿喜欢多看一眼——都忘了为什么了。
慢慢第二个十年——第三个十年，过去了。一代代果儿苍了，下了枝头。我也从中年步入老年。一生交的朋友都散了，各回各家，建立养老公社共度晚年的计划成了泡影。住在城里的费用太高，我收集了一下自己的存款，照目前的方式活，活不到八十就要沿街乞讨，而照紫微斗数的预测，我的寿命是八十四。朋友也都穷了，老住人家也不合适。于是收拾下自己的一点衣物，告别了最后一个房东，自个儿搬到五环外早年也是朋友给置下的一所小房子里，不出门，也不再上网和记日子，我的时代已经落幕，该尽的心都尽了，剩下要做的是把阳寿度完，不闹事，不出妖蛾子，安静本分地等着自己的命盘跑光最后一秒。这个世界已经与我无关，我每天眯在床上，补这辈子缺的觉，醒了就看窗外天空，看蔚蓝，时刻准备着这个大家伙嗖一下跑掉——翻脸。
酷热三年后又是豪雨三年，春天也不见晴日，门前的玉兰没抱成朵儿就成湿纸了。这年暮春有人给我打了个电话——报了半天名儿没想起来——说，上世纪我们一起玩得很好的一个孤老头在家里花盆拉了一泡屎再也没站起来，几天后成了酱豆腐被警察送去火化。“北京市老联”、“孤联”联合出钱买了棵柿子树，把他栽在密云水库山上的“万人林”。遗产律师来处理遗物，网上到处发消息找他的后人，一个和他住同楼，年前还帮他买过小苏打丁烷气简和一瓶医用酒精的孤老太太，也是我们旧果儿，才得知。孤老太太建议大家到密云春游一趟，顺便给树浇浇水。没一个人响应，都说腿脚不方便，有事儿。求了一圈儿，比较多的态度是就近找个地方让活着的人聚聚。上世纪也忘了谁说过，人死了，开个欢送会，让剩下的人有个理由乐乐。孤老太太上世纪就特别爱操办把生人变熟，把熟人弄腻这种活动，过两天电话打回来，说地方找好了，上世纪我们常去的酒吧还剩一个“蒋9”在营业，还在原来的地方，是蒋号的孙子在经营，已经跟蒋孙说好了，包他一夜。
天上往下掉槐树穗子那天夜里，我进了蒋9，看见一群苍鹭和信天翁朝我狞笑。我做了充分现实很残酷的心理准备，但现实比我的准备还残酷，我问他们：咱们熟吗？他们说，瞧你丫那操性。我伸出我的手，那是一只爪子。
一帮妖怪坐下，都先要杯子，清水，泡上自己的假牙，再要一只干净杯子，打听都有什么喝的——所有人都在讲话，讲出来的话哪儿都不挨着哪儿——有人忽然轻浮了，也不知为什么；一男一女明明和这里所有人都睡过，现在装耳背一个名字都想不起来。
摘下假牙，我立刻看不见自己嘴了——这屋里所有脸，鼻子以下都是塌的。忽然一堆爪子举起杯，一片牙床声，也没听清为什么，人人都把酒倒自己下巴和领口里，洗了把脖子，而且立刻就有人腮帮子一耷拉——醉了。蒋孙站在门口不进来，和街上的人说话，说不认识我们，我都听见了。
咪咪方一直在楼下倒水递手纸，擦人，擦桌子。引导并腋托女士迈厕所门槛，坐下，起来，冲水，再给送回来。有老奶奶对着厕所镜子哭，还给捶背。到下半夜，有的人坐着睡着了，假装疯魔的嗓子劈掉，全屋人进入发呆阶段，她绕开一地腿走过来，向正在玩手机的我进行自我介绍，问在座哪一位是我哥哥。
我早就猜出她大概是谁的女儿，也是中年发福的妇人，问了一下年龄，正是当年她父亲去世时的年龄。我说我就是我，我哥哥已经去世了。
她自我介绍说她是联合国的，负责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这次来中国就是考察中国申报的一项遗产：小说。同时她也是研究人类学的，想找个时间跟我聊聊。
我说你是什么？——她说完她是联合国的我就空白了，后面的话没听见。
她又说了一遍她是什么。
我说噢噢很好。
她问我什么时候有时间和方便。
我说现在吃什么都不香，就是睡眠还可以，托您的福，一天还能睡十二个小时以上，就是十二个小时要起来十二次上厕所。
她说给我打过电话可是永远没人接。
我说我这个那么不怕冷的人，现在六月还要生暖气，见到点阳光就像蛾子一样凑过去。
她说有我的地址可以开车去我那里。
我说千万不要买我们那儿的房子，别听销售说得好听，一条新航线经过我们头顶，附近婴儿妈妈都不出奶了。
聊了半天，她说您是不是不记得我是谁了。
我说您不是联合国的么。她说是是，又从头自我介绍。我又空白了。回过神来，听到她说她大学不慎交了个书呆子男朋友就继续念下去了。书呆子得了一奖学金去欧洲，她也弄了一笔奖学金跟着，书呆子弄了一奖学金去南非洲，她没弄上奖学金就生闯了去跟着，到书呆子向全世界申请准备去南极洲，她才发现书呆子不呆，是个旅游狂，这一绷子奔出去已是小十年了，地方没少去，十年环球旅行。
到了南极，企鹅出来迎接他们，书呆子流泪了。说到地方了，从此搬去和企鹅住，不再和人说话。她找书呆子他妈调出书呆子小时候看病的档案，全明白了，书呆子是小儿自闭来的。
念书有念好自闭的。我说，听说过。
一般我隔几年回一次北京，她说，中国很重要么。但是每次落首都机场也觉得是到了一外国，人家跟我说中文，我还跟人家说英语，心里特别堵得慌想多呆几天往往没呆住又走了。
您终于把自己变成另外一人了。我说。
也许吧，反正长大就意味着我总要变成一人，变成谁都是我。
我又空白了。她还那儿说：入了籍，嫁了人，第一任丈夫爷爷去过中国，生了一女，后来离婚，对方外遇。又和一个也说不上是哪国奔出来的华裔有过一次婚，她外遇。目前独身。后来混进教科文组织北京代表处打一份工——还是您建议的呢进联合国工资免税——当年据说。一方面搞一点自己感兴趣的研究一方面——想北京了。转进北京一年了，还是一说话就搭错表情——您不觉得我北京话地道点了么，但渐渐找回点北京的感觉了。
我说没关系，在国外呆久的人都有点二。
她问，想起我是谁了？
我说，北京的，联合国。
她叹了口气，拍了拍我的手，问我下周有没有时间，能不能到我住的地方去看我。
我白天都不起床。
那晚上。——不是看您，是想跟您聊聊，我正写的一本书有些问题想请教您，您愿意帮助我吗？
什么书啊我问她，现在还有出版——纸媒么？
课题。她说。长篇博客。电媒——随您怎么说我只是沿用一种比较古老的说法方便您理解。
我说小说，听说过，我年轻时见过，到我刚上点岁数，中年，就已经是遗产了——怎么才申报啊？
要证明没有失传还有老艺人——当代的，很难你懂我意思么？
当代，是眼摸前儿么？
她说国际上划分是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往下，之前到1949年是现代，1949年之前到“五四”是近代，再往前是古代。当然她说这样划分也是从俗。还有一种更俗更不科学的是按地域和心态划分，有佯狂时期，党同伐异时期，全体变成孙子时期，假装不是孙子时期和全被当成笑话全被消费期。至此，文学强迫自己冒充一股社会势力的现象被终结了。您是假装不是孙子期到全被当成笑话期的一个过渡人物，按哪种划分都在我写作的范围内，所以有些事想采访一下，请王老先生不要再推辞了。
我说，没听懂，你认错人了，您把我当谁了。
她说您是我大爷，我可是您一晚辈。
不对啊。我说。没写过字，怎么就成人物了。哎哎，我喊一老太太转脸儿：你不信我，你问问她——这屋都是我多少年的老弟弟老妹妹，我的事儿全知道——老妹妹，她说我弄过小说。
老妹妹目光炯炯：你不加一“老”字会死啊？
对咪咪方：女士你可能真搞错了，没听说过他弄小说净听说他弄小买卖了，他倒腾，在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