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与变迁-第8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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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反应。
中美两国在持续22　年的相互疏远之后取得这一突破是一个重大事件。1971　年4　月，北京出人意料地以“人民外交”的姿态，欢迎来访的美国乒乓球运动员和一些记者。其后，尼克松总统突然于7　月间宣布，他的国家安全顾问、后任国务卿的基辛格为准备总统访华已先期秘密访问了北京。11　月，台湾的“中华民国”被逐出联合国，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取而代之。四72　年2　月，尼克松总统访问北京，会见毛泽东主席并与周恩来总理一起在上海签署了一项联合公报。这一文件陈述了双方在儿个方面的不同观点，但都表示同意共同努力推动两国贸易和文化接触，为最终恢复关系正常化而努力。1973　年5　月，两国政府在北京和华盛顿互设初具大使馆规模的联络处，由双方各派大使领导各自机构的上作。
在这种新的形势下，双边贸易开展起来，儿十个代表团不断来回互访（主要是科技领域的交流），仁千名华裔美国人访问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中国方面，政府也已经制定了一个大型规划，希望在政府控制下把美国人吸引到中国早已建好的面向世界各国游客的旅游渠道中去。这种吸引海外游客的旅游业不过是国内群众性活动的拓展。此前，中国国内代表团就已经被带去参观一些样板示范点，到山西的大寨生产队学习农业或赴东北的大庆油田学习工业。与美国的交往同样也被纳人了改造中国的进程：：　
上海公报也确定了台湾的地位。美方承认“台湾海峡两岸的全体中国人都承认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寻求由中国人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方式，与之相应，美国同意减少在台湾的驻军并最终从台湾完全撤军二这份文件和双方所接受的“一个中国”概念隐含了美国的一个意图，即逐步撤回对台北的外交承认以实现与北京关系的正常化并最终建立完整的外交关系。但是，鉴于这两个独立政权从1949　年起就一直存在，并且均坚持“一个中国”（这一语气强硬的措辞代表的实际上是一个理想而非事实），台湾的历史和现状因此具有独特的重要性。
中美签署上海联合公报的次年后，美国方面恢复邦交正常化的进展放慢。针对“水门事件”的调查牵制了政府的注意力，该事件于1974　年8　月尼克松总统辞职时达到高潮。基辛格博士不断访问北京，1975　年12　月福特总统也来华访问，并重申恢复中美关系的政策不变。但是在华盛顿，北京和台北仍都有各自的代表机构，这一点在其他国家的首都并不多见，任何一个国际组织也都不会允许这种情况存在。
北京的继承人之争也推迟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在这场斗争中，邓小平直到1978　年底才全面获胜成为最高领导人。这时，美国公众情感上仍然普遍反对共产主义，但邓小平地位刚刚稳定，卡特政府就于1979　年元旦承认了在北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惟一的中国政府，此时距其建立政权刚好30　年。效法日本在1972　年的做法，美国国会于1979　年4　月通过了《　与台湾关系法》　，为美国继续保持和台湾的贸易、投资和文化往来提供法律支持。美国撤回对台湾的外交承认，原驻台美国领事馆更名为台湾美国学院，由外交部「了退休的前外交官在此任职。通过这种方式，美国终于承认了中华民族爱国人士的观点，即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而四面环海、有着自己政府和军队的台湾只是中国一个分离的省份。不过美国继续向台湾提供军事援助尽管它已答应逐步缩减援助的规模。
五、邓小平领导的改革
1978　年底邓小平担任领导职务以后，中国共产党的阶级斗争口号让位于“四个现代化”（即农业、工业、科学技术和国防的现代化）的提法：改革时代的政策与“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做法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就像一座大坝突然决口，毛泽东推行的知识无用论、排外思想、意识形态的狂热与平均主义同时被新政策和新规划的大潮一扫而空。短短几年间，中国人的生活步调大为改观。
毛泽东晚年的领导失败得如此彻底，以致于所有这些变化改变了整个中国社会的根本面貌。在只有他能够正确发动的含义不清的“阶级斗争”口号下，毛泽东冲击、毁坏了这个政治实体的基本要素二知识分子被党员积极分子扣＿上右派的帽子，冒进政策指导下的工作失误浪费了几千万农民的人力（1958　一1959　年）。党政官员被红卫兵从职位上赶走（1967　年）。军队把互相仇杀的红卫兵青年下放到农村（1968　年）。而全军统帅林彪最终也折戟沉沙（1971　年）。最后，“破巢无完卵”，毛泽东一人坐在了废墟之上。庞大的中国国家机器依靠一个领导集体和一套思想体系而存在，而党内各个宗派争相抛出不同的口号二于是，1978　年以后的改革只能从党内开始。
重新振兴中国领导集体
为了恢复自己在中国人民心中的合法地位，中国共产党只能顺应人心进行拨乱反正。中央对卯万甚至上百万“文化大革命”受害者的案例重新进行调查，一直上溯到1957　年的反右运动。中国前国家主席刘少奇等被迫害致死的人得到了平反，曾经受到批封和迫害而现在幸存下来的教授、作家、党员和其他一些人终于重见天日。在中国集列宁和斯大林地位于一身的毛泽东必须得到其他后任的公开评价，人民才能对他们的领导产生信心。1981　年6　月中共中央发表了一项决议，对“文化大革命”的起因和发展过程做了评价。这份文件在否定毛泽东对党内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批判的同时，认为毛泽东早期的贡献和晚年的严重错误是七比三的关系。党继续把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中国前进的日号，同时坚持必须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社会主义道路。党还需要进一步重建它庞大的于部队伍。粼X　刃万党员中约有一半是在文革期间入的党，他们文化教育不足而思想狂热有余。这样的人不可能领导中国的新时代建设。邓小平同时面对着两个问题，一是改变领导结构，二是实现领导千部年轻化〔　领导人退休制度得到了实行。，年迈的领分人被请进一个地位很高但无实权的顾问委员会，他们的收人、住房、服务人员、汽车、特种物品供应和一些特权待遇得到保留。这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因为建立在特权和私人关系基础上的领导人的影响力只能随着时间渐渐增加。直到9　年之后，长征时代的老战士们相继去世，这项退休制度才在1987　年ro　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f　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几得以通过。！上寸年83　岁的邓小平为他的老同事们做出表率，带头退出一线领导集体（尽管邓小平仍然保留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一职）当时五六十岁没有经历过长征的新一代领导集体掌握了政治局和五人组成的政治局常委的权力。同时也全面发动整党活动以把党内不称职的人员清除出去。这也是一个缓慢的过程〔　）尽管有20　万人被勒令退党，32　万人受到党纪教育，这个比例仅仅超过党员总数的1　％。老党员相继去世，党通过吸收新生力举使党员人数在1987　年达到了4700　万。党员中受过有效的中小学乃至大学教育的人数比例从1　/　3　左右增加到了上/　2　。
与整党同时发起的还有全国范围内的教育建设工作，目的是弥补“十年浩劫”中造成的损失，并为现代化建设培养技术人才。中华人民共和国面临着受过大学教育的专业人才的短缺。提高教育质量以赶上发达工业国家的运动必然意味着回到发掘人才的传统道路上去。在选拔人才方面，中国人继承了一份相当精致的遗产，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一个相当复杂的体系。总的来说，学生在高中时期就开始分流：一小部分优秀学生将继续接受高等教育，大部分人则接受实用性专业技术方面的职业教育。而大学生中只有更少的一部分出类拔萃者进入几所综合性重点大学，接受到有可能将他们培育成未来国家领导人的全面教育。
1978　年之后高考得到恢复，每年都吸收了渴望进入大学学习的中学生。和毛泽东时代学生被随意分配到某个专业和某所学校的情况不同，这时学生可以表达对某专业的偏好，而高校招生则越来越注重学生的学术潜力。同时，学校和每年毕业的学生数目逐步减少以保证教学质量并避免大批大学毕业生的失业。政府官员和知识分子子女在家里较早受到文化启蒙，他们因此有可能被造就成新一代精英。同样，在全国大约1　仪幻所高校中，只有少数儿所被定为“综合性大学”，而受到重点扶持。许多学术研究层面上的研究所重新发展起来。在北京建立起和中国科学院平级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各省大城市中也都设了分支机构。上千名学有所成的人物被派往国外继续深造，而在诸如工商管理等需要优先发展的专业领域，中闰国内就办有各类长、短期培训班。到了80　年代中期，来自中国大陆的留美学生有1　万到1　。　5　万人左右
在普通大、中学校以外，同时也建立了各类特殊教育院校以满足邓小平提出的建设四化的需要。上几厂一、地方政府和国家各部委纷纷开办了业余学校、函授学校和技术培训类院校。一些课程通过广播和电视形式提供给了学员。学习英语的兴趣一时高涨，日语紧随其后，俄语则远居第三。在教育的新时代里，这么多人以如此众多的方式寻求如此多样的教育，正规教育体系反而变成了冰山一巅。此前已经改变了日本和一些亚洲周边国家的变革看来终于在中国发生了
对于在“文化大革命”中已被政治化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当务之急是淘汰超龄军官和恢复专业Ul上练。和高等教育系统一样，要提高质量只能通过减少数量来实现。裁军1　/　4　后军队总人数仍有大约300　万人。尽管中国得不到两个超级大国的高新技术，许多武器装备还是得到了更新，军队的防卫能力高于境外攻击的能力，1979　年初中国要“教训越南一顿”时，部分装备了美式武器并久经沙场的越南人就颇感吃力。而中国人的运载火箭、核武器研制和弹道导弹潜艇则显示了它的军事实力：
经济建设问题
毛泽东时期中国的经济和人川司步发展。在生产浪费和低效率现象抬头的同时，工资和消费水平却停滞不前一问题部分出在计划方面。由于中国学习斯大林模式牺牲农业以发展重工业，投人大量资金增加工业产品，中国经济规划者一度认为资金／产出比率（即投资生产率）不会发生变化。但实际上在六七十年代这个比率有所增大，结果导致单位投入的产量越来越小。譬如，在1976　年到1980　年的第五个五年计划时期，生产1　（烈）瓦电时的投人，是第三个五年计划时期（19　（沁一1970　年）的三倍。尽管投资不断增加，发展速度却降低了。毛泽东时代的革命者们轻视物质动力、外贸和技术的重要性。他们甚至要求每个地区实现自给自足，从而放弃了让各个地区尽其所长以求发展的机会。结果，中国继续远远落后于亚洲其他正在建设工业化的国家。因此，改革者的新政策就是恢复物质动力的作用，把中国的大门向外贸、投资和引进技术开放。物质动力的恢复对农业产生了最为深远的影响。中国70　％的人口生活在农村，在毛泽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