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回忆-第4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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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独秀先生的立场不仅与马林保持相当距离，他还始终怀疑中共加入国民党这一主要政　
策的正确性。共产国际指责他右倾，也是不公平的。因为那时共产国际对中国的政策比陈所　
主张的还要右倾些。陈先生以较现实的观点出发，认为中国无产阶级力量薄弱，中共在国民　
革命中一时不易起领导的作用，这是事实。但他从不以为中共加入了国民党就可以增加中共　
力量，扩大中共的活动阵地，反之他认为这是中共方面的一种牺牲，而且也常以引起国共两　
党的纠纷为虑：他主要为了尊重共产国际的领导，才接受加入国民党这一政策。　

　　　　我和蔡和森等人在西湖会议时，经过争论后，接受了有条件、有限度的加入国民党的政　
策，视为是实现联合战线的一种方式。基本上，我们始终站在国共两党形成联合战线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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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在第三次大会时，我们虽然同意扩大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的范围，但坚持中共组织独立，　
单独提出中共自己的政治主张，独立领导职工运动，展开在广大农民中的活动等等，这都意　
味着是与国民党分庭抗礼的。在那段时期中，毛泽东大致上和我们少数派的看法一样。　

　　　　但是中共中央所实行的政策，是国共“混合”，而不是国共“联合”；我们的主张被搁置　
了起来，如果当时中共坚持国共联合，相信是会得到孙中山先生首肯的。在我看来，如果实　
行国共联合的话，也许可以避免国共间许多不必要的纠纷。两党联合的形式，可以是平行的，　
也可以让国民党为大股东，中共为小股东。任何一种形式均可避免两党党员在党内争夺地位　
与权势。如果发展得好的话，还可以形成正常的多党的民主制度，这样，也许中国的现代史　
就会换一种写法了。　

　　　①　见邓中夏著：《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一九一九—一九二六），第一一二页，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　

五三年第二版。　　　

　　　②　例如一九二三年一月十二日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决议就曾指出：“但中国共产党无论如何不应与　

国民党合并，无论如何不应在这些运动中，隐藏自己特殊的旗帜。”　　　

　　　③　到会代表人数也许不只十七人，但有表决权者，我确实记得只有十七人。　　　

　　　④　胡乔木著《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第九页及第十页（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一年初版）和胡华　

著《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第四十五页，都有这类似是而非的记载。　

　　　　第三章　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中共第三次代表大会关于国共关系的争论，迅即蔓延到中共各地组织。也许国共两党混　
合为一这种办法的漏洞太多了，无论在中共党内或党外，它一直是争论不清的焦点。中共中　
央的负责人员和我自己于第三次大会后，迅即返回上海；不久，马林也由广州赶来了。于是　
在我们党内，关于这一问题的纠纷，又在上海展开。　

　　　　当时我们党内很重视友谊和团结。领导人之间虽有过严重的争论，但既不愿使艰难缔造　
的党趋于分裂，也不愿伤损彼此友谊，因此，都有意寻求协调。我自己就为这种心情所支配　
着，始则保持沉默，不继续参加争论；继则从事调解；终则出席了国民党全国第一次代表大　
会，表示我并无根本反对国共合作的意向。　

　　　　马林却不相同，他不顾一切的企图贯彻他的主张。他回到上海后，力图压制反对意见，　
对我继续采取高压手段，他反对中共中央分派我任何工作，并声言如我继续反对第三次大会　
既定的政策，即以纪律制裁，甚至以开除党籍相威胁，其用意无非是针对中共党内一团和气　
的气氛，防止中共中央对我有所让步。　

　　　　可是，马林很快的就离开中国回莫斯科去了。他所以离去，似乎因为他掀起了中共党内　
的大风波，共产国际有些不放心了，因而调他回去；后来并解除他原任的职务。他在中共第　
三次代表大会所采取的立场，显然并未为共产国际所接受。从此，他再没有来过中国，我也　
再没有见过他。　

　　　　回到了上海的中共中央，在国共合作问题上也面临着不少的难题。第三次代表大会时，　
陈独秀先生和多数代表的主张曾得到大多数广东党员的支持，声势颇壮。可是到了上海，情　
势显然不同，上海、北京、湖南、湖北等主要地区的多数党员，对于第三次大会的决议却表　
示怀疑和责难。不少的党员批评共产国际不懂中国情况，硬要将中共融化到国民党里面去；　
而且指斥马林胡闹，并且发出要求共产国际撤换他的呼声。　

　　　　中共中央为说服这些反对意见，真是煞费气力。譬如一向以崇拜陈独秀先生著称的杨明　
斋，就曾指斥加入国民党的政策，无异是将中共出卖给国民党，为此与陈大闹一场，并声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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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愿与陈再见面。这个性情耿直的山东人，自请调往甘肃工作，因为那里国共两党均尚无组　
织，自然不发生合作问题。中央无法说服他，只有允许他的要求。杨明斋与陈先生大闹的举　
动，事前我并无所闻；事后，他曾为我慷慨而言。我虽勉以团结的大义，也无法改变他的初　
衷。此后，我再就没有听见有关他的消息。　

　　　　我在上海闲居了一个多月，一直保持沉默，是我参加中共以来从所未有过的清闲。我对　
全面加入国民党的政策，在第三次大会上有过保留自己意见的声明，因为我对自己主张的正　
确有强烈的自信，不愿依照中共中央的希望，改作积极赞成的表示。同时我也遵守服从多数　
的诺言，不继续表示反对的意见；这就只有沉默了。虽然那时传说纷纭，说我反对共产国际，　
反对国民党，反对国共合作，我也不予答辩。我不愿让我与中共中央间的关系恶化下去；我　
也不相信马林的主张能够始终贯彻，我在等待陈独秀先生等人意向的转变。　

　　　　八月底，蔡和森代表中共中央来看我，他正式通知我马林已被调回莫斯科去了；陈独秀　
先生一直不赞成马林那种排斥反对者的态度，而且他也受着党内反对意见的压力，在逐渐改　
变原有的主张。他还说到中央和不少同志都以党内团结问题为虑，希望能由中央分派我一项　
重要工作，而我又能欣然接受，这样就是证明我和中央之间并无不可消除的芥蒂。我向他表　
示，我愿意服从中央的决定，无论分派我那一项工作，我都会接受，但仍保留我原有的意见，　
遇有适当时机，再行提出讨论。　

　　　　由于我和蔡和森谈话的结果，不几天我被邀参加一次中共中央的会议。陈独秀先生以亲　
切的态度接待我，表示希望我到北京去担任铁路工会的领导工作，从速建立起一个全国铁路　
总工会。我接受这个指派。这样，我们就恢复了已往的和谐。　

　　　　一九二三年九月初，我又回到北京。那边四十几位同志极大多数都支持我在第三次代表　
大会中的主张，也同情我现在的处境。李大钊先生虽然在政见上与我略有不同，但对我仍十　
分友善。他遇事多和我交换意见，他告诉我，国共两党都希望他在北方发展国民党的组织，　
他已接受了这个任务，正在策划进行的方针。我表示赞成他这样做；认为他是国共合作的一　
位适当主角。我自己则致力于铁路工会方面的工作，进行倒也顺手。　

　　　　在北京按期举行的党员大会，每次仍为了国共合作问题而争辩不休。到会者有的表示中　
共全体党员加入国民党为党员，是犯了原则上的错误；有的强调中共的独立，不愿做国民党　
的附庸，有的批评中央轻视职工运动；每次都由任主席的李大钊为中央的现行政策略加辩解，　
结果多是将这些不同的意见，呈报中央要求解释。我在这些辩论中，要完全置身事外是不容　
易的。我只有在会议上宣称：同志们都已知道我的意见，但称应遵守服从多数决定的诺言，　
不便继续发表反对意见。　

　　　　我既是人所共知的中共党内反对派的首脑，代表着强大的反对意见；北京的苏俄人员似　
很想知道我的动向和意见。华俄通讯北京分社社长的斯雷拍克，便与我保持经常的接触。他　
曾在共产国际工作过，担任威金斯基的助手，与我原是相识的。这次重逢，他夫妇俩对舞显　
得特别亲切。我也常到他们家中闲谈。他们虽从未对中共现行政策表示意见，但神情中似乎　
相当同情我的见解，我所表示出的意向，也似曾由他反映到共产国际去。　

　　　　九月底，著名的鲍罗庭来到中国，道经北京前往广州，曾由斯雷拍克的邀约，与我一度　
晤谈。我当时并不知鲍罗庭为何许人，负有何种任务。他首先向我表示：到北京不几天，还　
未与中国朋友接触，对中国现况也不了解，愿即往广州看看南方的情况；希望我告诉他一些　
中国的情形。他从我的谈话中，知道我并不根本反对国共合作；似乎特别高兴。当我谈到中　
国军阀是一群并无国家观念的自私之徒的时候，他表示不赞成。他虽未加证明，但说中国军　
阀之中，也有不少爱国者。他这种看法，代表着当时苏俄一部分外交人员的意见。他给予我　
的印象，也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外交家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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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知这位并未引起我特别注意的鲍罗庭，后来却在中国起了不平凡的作用。我们从这次　
接触之后，一直保持着很好的友谊关系。他是在八月间加拉罕来到北京以后，经孙中山先生　
的函请，由加拉罕派往广东工作的。他初去广州的时候．似未有任何正式的名义。只因他与　
孙中山先生相处甚得，才成为苏俄共党和政府驻广州的代表，并兼任孙中山先生与国民党的　
政治顾问。　

　　　　十一月初，威金斯基重来中国，道经北京前往．上海。他同样约我在斯雷拍克家单独晤　
谈。他首先表示，他接替马林来任共产国际驻中国的代表，已经知道了我在第三次大会中的　
发言内容；并声明共产国际并不赞成马林的作法，要他来听取我的意见。　

　　　　当他知道了我于第三次代表大会之后，在党内政见纷歧的情况下，仍极力维护团结的种　
种情况，他表示非常高兴。他向我坦率的说，共产国际是坚持国共合作政策的，共产国际内　
有些人有点怀疑我有反对这一政策的倾向。他滔滔不绝的劝我不要反对这一政策。接着他又　
说明共产国际并不赞成马林那种看轻中共的态度。共产国际所以要中共加入国民党，用意在　
使国民党革命化，决不赞成牺牲中共的独立。他并说到我主张中共负责人员不兼任国民竞职　
务，积极领导工农运动等等，都是共产国际所称许的，认为马林打击这种意见是不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