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回忆-第3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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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对方面子的固有涵养，这决议并没有依照我的主张予以否决；而以“摆在那里”的含混语
而获得存案。马林似鉴于陈独秀和李大钊对我表示信任，又得不到其他同志的支持，也就不
再多说了。
这种所谓小组织问题与加入国民党的政策，纠缠在一起，曾使中共党内后来发生不少的
风波。这也是国际共产党中那一套借故压抑反对者的党内斗争办法第一次介绍到中国来。事
实上，陈独秀先生和我以后虽都没有提到这个问题，但因这个决议没有被否决，彼此心中都
有些不痛快，在我们的纯洁感情上不免布上了一些阴影。
马林施展了全身解数，才使他的主张获得勉强通过；是他的胜利，也是他的失败。我们
以后虽仍照旧保持着工作上的往来，但他对我的谈吐似已加上一层戒备。在我这方面，的确
起了甚大的反感。他也许自以为具有足够的权威来仲裁中共内部的一切，因而贸然提出这个
小组织的决议；结果，并不能如他所预期的获得支持，反给人以挑拨是非玩弄手腕之感，也
使我失去将他当作老前辈的敬意。我从此认为他在不择手段地打击我这个反对者，而且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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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主张加入国民党的政策是要将中共融化到国民党里面去；并且凭借所谓小组织问题的决
议，向莫斯科作些歪曲的报告，来中伤他的反对者。这一切的一切，是我们后来终于破裂的
伏线。
这点，当时陈独秀先生似已有所感触，因而他在所谓小组织问题讨论结束以后，立即起
而提议让李大钊先生留在上海一些时候，以便共同进行与国民党建立关系；选派我为中央代
表，到北京、武汉、长沙一带，传达中央历次会议的决定，以期获得兰致的支持，并指导各
地党务和职工运动的进行。他并且表示，这是对我的完全信赖。所有的到会者都赞成他的提
议，他们心目中认为这次的争执可用这个办法获得一些弥补。
加入国民党的政策，如果只是中共单方面的决定，还是不能实现的。当时孙先生和国民
党正也有此需要，才使这一政策很快的见诸实行。
孙先生在中国近代政局的演变中。始终是个失意者。列强对他的态度一直不够友善。欧
战后，他曾草拟实业计划，提出聘请西方技术人员并利用列强力量来开发中国富源的主张，
遭受到列强当局的冷视。华盛顿会议时，列强也未接纳他单独派遣代表的建议。同时，孙先
生反秘密派遣张秋白为出席莫斯科远东劳苦人民大会的代表。
尤其在内政问题上，孙先生一直在与环绕他四周的政敌，作军事的和非军事的斗争，叠
遭挫折。孙先生一直企图获得列强的谅解与支持，而外力却总是支持他的敌对方面。他的亲
俄固由于他的革命思想作背景，也是为事势所逼成的。
一九二一年底，马林赴桂林与他晤谈时，他们之间很快的找着了一些共同点。在中苏关
系问题上，增进了孙先生对于苏俄的谅解。在国共关系问题上，似也获得共产党员加入国民
党为党员的谅解。
在西湖会议时，马林曾很有信心的指出孙先生赞成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但他从未向我
和其他的中共负责人详细说过他与孙先生会谈的经过。当时，我们根据与孙先生接触的经验，
相信他这种说法不是信口开河，很可能还是出于孙先生的主动。
孙先生素来自视为中国革命唯一领袖，在他的革命旗帜下可以包容一切革命分子。他只
要求人们拥护他的革命，并不十分注重其所信仰的革命主义究竟是甚么。他在我们没有组织
中共以前，明知我们信仰马克思主义，即曾向我和其他以后成为中共要人的朋友们说过，既
要革命，就请加入国民党。后来，他对于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的事，也有同样的解释，仿佛
他代表革命的大圈子，应当将共产主义的革命小圈子，放在他那个大圈子里面，不可让它在
大圈子外面。
因此，我们很有理由推测，这个加入国民党的办法用不着马林吹嘘奔走，孙先生就会自
动提出的。如果这一点确是由孙先生提出，马林自然会觉得正合孤意。他在印尼工作的时候，
即曾指导印尼的社会主义者，参加领导反荷兰殖民统治的宗教政治混合为一的“回教联盟”。
再者，马林当时如没有得到共产国际的允许，是不会贸然自作主张的。所以他在探明了孙先
生这种意向之后，就赶回莫斯科去请示。后来，我从威金斯基等人的口中，知道马林回去后
提出这个建议，并为共产国际所接纳。不过当时采用这个建议的详细办法和解释，还未十分
确定罢了。
陈炯明的叛变使孙中山先生一时似乎失掉了一切。当时孙先生的处境十分恶劣，陈炯明
不仅是军事上的胜利者，而且获得一部分舆论的同情。北京在高唱孙中山与徐世昌同时下野
的调子。北方的实力派吴佩孚和西南各省的联省自治派，都在或明或暗的支持陈炯明。国民
党分子背离他的也不少，尤其是李石曾、蔡元培、吴稚晖、王宠惠等四一十九人联名通电请
他下野，这件事给他的打击更是不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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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候，几乎只有中共向他表示好感。中共公开宣言要与孙先生合作，指斥陈炯明为
反动；而且采取行动上不惜处分在广州支持陈炯明的少数中共党员。这些事使孙先生为之感
动，认为中共确有诚意与他合作。
一九二二年八月九日，孙先生离开困处广州白鹅潭的永丰舰，于十三日到达上海，这正
是西湖会议后五天的事。陈独秀、李大钊和马林分别去拜访他。孙先生立即赞成中共党员加
入国民党，以实现国共合作的主张。他应允取消打手模和宣誓服从他的原有入党办法，并依
照民主化的原则改组国民党。几天后，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太雷等就由张继介绍，
孙先生亲自主盟，正式加入了国民党为党员。
我在孙中山先生抵达上海以前，到北京、武汉、长沙一带去执行任务。我们在西湖会议
上对加入国民党一点，虽有过严重的争执；但一经决定，就一致严格执行。我向北京、武汉、
长沙这三个重要的中共地委会所召集的会议中，报告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和西脚会议的谅
解；所有曾经有过争执之点，都避而不谈。因而很顺利的得到各地同志对于中央决定的支持；
并按照各地具体情况，开始建立与国民党人的合作关系。
九月初，我回到上海。陈独秀先生即告知他们加入国民党的经过，并说他们曾告诉孙先
生，我也是中共中央的负责人，本应一同办理入党手续，现因事他往，只好将来再行补办。
孙先生向他表示，一俟我回到上海，他会欢迎我加入国民党。
因为张继担任我们加入国民党的介绍人的角色，陈先生邀我一同先去看他。我们向张继
说明来意之后，他表示孙先生欢迎我入党，他要去向孙先生报告，请他约定二个时间，亲自
主盟。我旋即向他们说到，共产党员第一次入党，由孙先生亲自主盟是很好的。现在我来补
行这个手续，就可以由溥泉（张继的号）先生主盟，由陈先生作介绍人。如有事商谈，改天
我当专程去拜会孙先生。陈先生赞成我这种说法，张继谦虚了一阵之后，也就很高兴地照做
了。于是在张继的客厅中，举行了一个简单的入党仪式，我举起右手宣读的入党词，已不是
甚么服从孙中山先生，而是拥护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宣读之后，是我们共同签名，而不
是打手模了。
张继先生当时笑容满面，说要将我这张入党书立即交给孙先生，又畅谈了一些有关中国
革命和与苏俄的关系以及国共合作已有了良好的开端等问题。他尤其兴奋的是所有中共负责
人都由于他的介绍相继加入了国民党，这是他对国民党有了不平凡的贡献。这位先生后来虽
变成了著名的反共者，但那天的一幕，却象征了国共水乳交融的初期情景。
① 李大钊当我到北京面邀时，曾允如期参加。但卒因事未能赶到。毛泽东据他自己在自传中（第三十
三页，史诺笔录，方霖译—香港新民主出版社一九四九年五月第三版）说，是因为忘记了开会地址，致未
出席。至于广州代表则因陈炯明事变所造成的战争状态，联络发生了困难，所以也没有赶来。
第四章 孙中山与越飞
国共两党开始合作这一事实，使这两党人士意识到革命运动的一个新动向。联俄使中国
革命能得到苏俄的支持，更成为革命运动中的关健问题。但孙中山先生似并不以为国民党改
组和少数共产党人的加入国民党，会很快的带来甚么奇迹；他主要是在图谋恢复他在广东的
地盘，设想到将来如得到苏俄的实际支持，或许不会如过去的动辄遭受挫折。可以说，国共
合作解决了苏俄支持中国革命的一个矛盾。孙中山先生经过越飞与苏俄建立关系，又大大促
进了国共的合作。所以一九二二年下半年，是国民党改组、国共合作以及联俄三个新动向同
时并进的酝酿发展时期。
越飞以苏俄政府人民外交委员会副委员长的身份，出任为驻北京的外交代表，于一九二
二年八月十二日到达北京。我在西湖会议后，衔着中共中央的使命北上，先他一两天到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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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马林回国以后，驻北京的苏俄代表团留有一个代办，常与李大钊先生保持接触。当时，苏
俄的外交代表似不愿与闻共产国际和中共的事；因此，这个代办与李大钊先生的来往表面上
属于社交性质。这个代办曾与我有一面之识，他急于办交代，因李大钊先生已赴沪，故为我
安排好与越飞会面的时间。
在越飞到达北京的第二天，我即如约到苏俄代表团办公处与他会晤，由那位代办翻译。
初来的越飞对中国情形似乎知道得很少。他根据一张向未读熟的中国要人名单，接二连三的
问我，是否认识吴佩孚、曹锟、张作霖和一些任北京政府的国务总理和部长等要人。我的回
答不是“不认识”就是“没有往来”。后来我就老实不客气的向他说：“对不起，我这个青年，
不认识这些大人先生。”
越飞当然很重视他与北京建立外交关系的任务。因此，他的问题都侧重于这方面，他似
不愿谈到中共和国民党方面的事，也不将我当作一个中共代表，只是把我视作一般名流，这
就显得有点外交家的做作，同时也流露出一些自大自傲的神情。我也有点青年人的傲慢态度，
瞧不起北京政府，因而就不重视莫斯科与北京的外交关系。——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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