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回忆-第36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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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蒙的唯一主张,也许这是使他不高兴的原因。他批评我的川康计划,认为事实上会使一、
四两方面军被逼退到西康地区。据他考察所知,西康地区只有二十万人口,不能供养红军,
如果我们被敌人封锁在这个地区,将成为瓮中之鳖。他认为,新疆倒是红军可以得到修养整
理的地方,只是离中国内地太远。同时他对我的北进到宁夏陕甘北部所应顾虑之点,也不能
有进一步的解释。
毛的发言有些节外生枝,也表示出毛泽东太敏感,对我不信任。他对我所叙述的红西方
面军在今年初北向汉中宁羌地区行动,考察北进可能并企图策应徐海东部一事,有些怀疑。
他说:“可惜了,那时你们已经到了汉中,为何不继续北进?”他继续说,如果那时我们真的
北进,那我们就不能在懋功相会,中共中央和一方面军还要多走几千里路去追寻四方面军。
毛当时说这些话的语气,显然是讥讽我并无策应中共中央和一方面军的诚意。
毛的这些话使我心情上的感觉很不愉快。我觉得他在游击战争中养成了一种疑忌心,所
以对我的所作所为,也不用善意去推测。我当时并未戳穿这一点,我只说明我们四方面军的
同志们知道一方面军将会渡过长江北上时,即以策应一方面军为我们的首要任务。我们到宁
羌地区,主要企图打击在那里的胡宗南部,也是策应一方面军的一个行动,并无远离一方面
军北进的意思,现在我们终于在懋功地区会合了,我和四方面军的同志们都引以为快。毛听
了我这些解释,也未再置一词,谈到旁的事去了。
我们的会议一面讨论,一面交换情报,侧重研讨们所提出的北进主张。我们都觉得如果
在陕北地区有些游击队基础,那将是北进计划的一个优越条件。但张闻天等却说,中共中央
对徐海东部由鄂豫皖西行到陕北地区,是否依然存在,以及陕北一带是否有其他的游击队等,
均毫无所知。即使杨虎城剿共不积极,与四方面军有过联络,他们也是第一次由我口里听到
的。至于莫斯科的态度,在事隔十个月以后的现在,能否仍照前议,通过外蒙古予我们援助,
也没有人能确切说明。会中还有人认为,可能因外交形势的变动——当时我们约略知道日本
正侵略内蒙压迫外蒙的事情——,苏联透过外蒙古援助我们的可能性,便不能不加以慎重考
虑。
参加会议的同志们,多表示现在我们的着重点是避开战争,找寻一个能有较长时间休养
生息的地方,到甚么地方都好,只是不喜欢这个吃糌粑的区域。他们虽然大多数表示支持毛
的主张,但也没有否定我的西进意见。
我表示,现在我们的目的既然是避战和争取较长时间的休息,而苏联是否能通过外蒙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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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以有力援助又在未知之数,那我们就不如详细研究一下西进计划。也许到新疆去是上策,
因为那里能获得苏联助力的成份较多,而且蒋介石的部队也不容易开到新疆去。
这就是后来中共记载中所谓北进和西进之争的主要经过。
会议一连开了三个多钟头,并未达成确定的结论。到了吃午饭的时候,毛泽东以主席的
身份宣布:“这个问题关系重大,我们再从长研究吧!”不料毛的这句“从长研究”并未兑现,
我们以后一直没有再开会讨论这个问题,毛的北进主张便当作多数赞成,开始实施。这样解
决问题的方式,也许就是中国人避免争端的办法,不过中共一向不是如此的,历来会议对重
要问题,总是要经过确定会议的。这次违反常例,后来事实说明中共中央在我未到抚边前,
即已决定了北进,可是并没有告诉我,只作一番形式上的讨论,又不好公开否决我的意见,
如此而已。
散会后,我回到住处,午餐时,我的秘书长黄超将一份中共中央出版的《布尔什维克报》
给我看。这份油印的刊物是中央到懋功后的第一次出版物,刊物上第一篇便是中共中央宣传
部长凯丰所写的《列宁论联邦》一文。这篇文章的大意说,列宁曾反对“欧洲联邦”,因此西
北联邦政府是违反列宁主义的;再则这个所谓西北联邦政府,也违反了中共中央的苏维埃路
线,在此严重关头,居然提出西北联邦政府的名义,无异否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我看了这篇文章,非常生气,我知道中共中央一到懋功就赶着出版布尔什维克报,发表
反对我的见解的文章,这决不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我推测一定是中共中央曾经开会慎重商讨,
决定“反对张国焘的机会主义”,才会有凯丰署名发表这篇文章。我觉得这篇文章的论点立足
不稳,列宁虽反对欧洲联邦,认为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面建立联邦是不正确的,但他并未根
本反对联邦制。现在西北联邦政府,主要是承认西北少数民族的自治政府为联邦之一员,在
中共第二次代表大会宣言上也提出过中华联邦共和国这个口号,这与列宁之反对欧洲联邦是
不能相提并论的。我慨叹中共中央的留俄人物,竟生硬的拿着列宁的教条来任意批评我。
黄超又告诉我,这份刊物是一方面军一个干部私自交给他的,中共中央在两三天以前发
行了这个刊物,规定只发给一方面军的干部看,不给四方面军的干部看。我听了黄超这些话,
心中更为不安。我觉得中共中央是不能将一、四两方面军分开来看待的。通常如有人这样做,
就要被认为是搞小组织的行动或者是违背组织原则。中央从前继立三路线之后,便是王明等
米夫派当权——即王明路线。一九三一年春我在上海的时候,已曾有过初次的领教,现在又
在懋功再度出现了。
恰在这个时候,张闻天来了。我将这份刊物给他看,并问他:“中央机关报发表凯丰这篇
文章,用意是不是要展开西北联邦政府的辩论?”如果是这个意思,那我就准备做篇文章答
辩,因为我觉得凯丰并未提到西北的少数民族,也没有确切表示赞成民族自治、承认少数民
族可以自己组织单独的政府,他只是不顾实况生硬的引用列宁的话,来反对少数民族与汉族
组织联邦政府的权利。
我又问张闻天:“这篇文章是不是根据中央的决定写的?如果是,为甚么不等我到了抚边,
让我有机会参加讨论之后,再行发表?又为甚么我已到了此地二十小时,还不拿一份给我看?
难道在中央机关报上可以随便公开批评一个政治局委员的政治主张?通常是在一位政治局委
员不服从多数决定,坚持自己的错误见解,才会有这样的事。我已公开提到西北联邦政府这
个问题,而其他政治局委员并没有发表批评的意见,现在却在机关报上公开登载出来了,为
甚么要这样做呢?”
张闻天避免答复我的问题。他虽担任中央书记的重任,但态度显得相当暧昧,他当时面
色也非常尴尬。他为教条主义所束缚,仅说凯丰所引证列宁的话是对的,但也觉得这件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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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得有些不当。他吞吞吐吐的表示,现在一、四方面军急须一致行动,不宜讨论这些引起争
执的问题。他口头上称许我和四方面军的英勇奋斗,但又不愿用中共中央的名义正式褒扬四
方面军。
我和张闻天的谈话还没有结束,周恩来走进来了,张闻天乘机告辞。周恩来当时避免谈
论党内有争执的问题,仅以军事委员会一个实际工作者的身份和我说军事问题。他拿一分电
稿给我看,内容是:中央政治局决定,中央军事委员会除由毛泽东任主席,朱德周恩来任副
主席外,加派张国焘同志为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所有军队,概归军委会指挥;原一方面
军改称左路军,由彭德怀、林彪任正副总指挥,聂荣臻、邓小平任正副政治委员;原四方面
军改称右路军,任由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治委员。周恩来说明这个决定在我未到抚
边以前业已作出,现在不过是通令全军知照。我欣然表示赞成,认为这是我们会师后统一指
挥的当然步骤。
当天下午,周恩来又拿着另一电稿来了,电稿内容是指挥军队行进的。內称:左路军的
一、三两军由现驻地向毛儿盖集结,五、十二两军暂留大金川的党坝一带,右路军的第三十
军由懋功北进到卓克基地区,仍以一部向懋功警戒;徐向前、陈昌浩即将茂县北川部队撤至
岷江以西,暂驻卓克基毛儿盖以东一带地区;第四军仍驻松潘附近,但以毛儿盖为后方。各
军均在指定地点,待命行动。
我看了这个电稿,当即表示:“上午会议结束时,毛不是说还要从长计议一下吗?但这个
电稿无异是说今天上午的讨论已经结束了?”周委婉向我说这个稿子已经毛慎重看过,其他
政治军委员不愿在西康地区久留,也都赞成早点这样办。至于研究北进或西进,到了毛儿盖
还可以从长讨论。我听了周的这些话,觉得如果我反对这个电稿,那就必须坚持留在岷江左
右两岸地区,而我当时是不愿使自己与所有政治局委员对立的,因而向周恩来表示,既然大
家都赞成,我自然不能独持异议。
当时一方面军经过长期行军,狼狈情形自不待言,纪律也很废弛,仅就我亲眼目击的两
件小事,已可见一斑。我在五时左右和朱德十余人在抚边街外散布,一方面军几十个战士正
在围攻约十余条的牛群,他们想射杀一条以佐晚餐,费了十余发子弹,才将这条牛射倒,其
他的牛因受惊狂奔,引得许多藏人都在那里怒目旁观。
这件杀牛的事即成为我们的话题。朱德在那里叹息,一方面军的纪律是废弛了,为了杀
一条牛,竟浪费十几发宝贵的子弹,而且这种杀牛的方法,只有引起人民的反感。我也说到
这里的藏人通常有几十条或上百条的牛群,才算是富有的。如果只有十几条牛,可能还是个
穷人,四方面军一向只打藏族土豪的牛,不打穷人的牛。现在那些战士们所围攻的牛群只有
十几条,是否属于土豪的财产亦大有疑问。而且四方面军已学到杀牛的办法,他们会引导牛
群分开来,然后用绳子将牛拖倒,再行宰杀,那就一颗子弹也不费了。
晚餐时,又发生了另一件与牛有关、而且显系违犯纪律的事。秦邦宪的卫士提着一块牛
肉到我的住所来,要求和我的通讯班换子弹,他们彼此因言语不通,引起了争执。我的通讯
兵向他说明这是违反军纪的事,四方面军的军纪是不准战士以武器弹药向人换东西的,即战
士之间私相授受也是不准许的。秦邦宪的卫士在那里嚷着说,用牛肉换子弹是很公平的买卖,
现在你们不肯,显然是四方面军的战士不把他当自己人,瞧不起一方面军,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