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回忆-第3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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碍革命思潮发展，将一般人引导到改良幻想的歧途。上海的一般同志对好人政府一致讥讽，　
这也许是上海的环境使人易于看出北京的黑暗面。当我们将这一问题提交上海全体同志会议　
讨论时，到会者多采取激进的态度，要求不必等到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也不必顾虑到与蔡　
元培、胡适等好人政府派的原有友谊，即应将我们的主张公开出来，并推陈独秀先生起草。　
当时中共还没有共同起草一个文件的习惯，陈先生在会议上即曾表示他所草拟的这项文件完　
成之后，欢迎所有同志不客气的修改，使之成为一个集体作品。　

　　　　陈先生的草案在中共中央讨论的时候，并没有经过很多的修改就通过了。它指出了国民　
党过去因妥协倾向而失败的种种经过，反对好人政府的主张，并批评一切改良妥协的倾向；　
提出一个作为革命目标的民主纲领。现在看来，这个文件是富于中国情调的。　

　　　　这个被题名为《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对时局主张》的文件，具体地说明了建立革命联合战　
线的办法：“中国共产党的方法是要邀请国民党等革命的民主派及革命的社会主义各团体，　
开一个联席会议共同建立一个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向封建式的军阀继续战争。这种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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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战争，是解放我们中国人受列强和军阀两种压迫的战争，是中国目前必要的不可免的战　
争。”　

　　　　这个文件于六月十日通过之后，我即于六月中旬被派往北京。我的使命是与李大钊等同　
志谋得政治上的协调。我携带了一卷中共对时局主张的印刷品，交给李先生，向他说明原委　
并与之商讨。他毫不迟疑的表示同意；并说前些时候他曾认为好人政府是一个可行的办法；　
但现在时局的发展显得不可乐观，直系的曹锟别有怀抱，他的左右更想捧他做总统，连吴佩　
孚都受到排挤，那里说得上废督裁兵？所以上海中央这种主张是正确而合时的。　

　　　　当李先生与他的那些主张好人政府的朋友们在一个会议上会面的时候，将我交给他的印　
刷品分送给这些朋友们。当时即有人说到仲甫（陈独秀的号）老爱标新立异，现在又在唱反　
调；但有些人经过一番考虑之后，也觉得好人政府将难收效，仲甫的主张不能说是无见地。　
李先生将上述这类反应欣慰地告诉了我，并说他曾向他们指出：这不是仲甫先生一个人的意　
见，而是连他自己在内的一个新兴的集团的慎重主张，因而才特别分送给大家看，希望获得　
谅解。这样，中共的主张开始在他们中掀起了一些波浪，有些人从此对中共表示同情，也有　
些人从此与中共分手了。　

　　　　在北京全体党员的会议上，我报告中央慎重发布这一对时局主张的意义，到会者都表示　
拥护。一般较年青的同志更是特别左倾，他们对好人政府不寄予任何希冀，而且认为中共中　
央的态度还是不够彻底。在他们看来，中国的资产阶级是不能革命的，中共应自为主体，放　
手大干。这次会议通过了决议，一致支持中央的立场，在北方群众中进行宣传，以期打破一　
切依据现实企图改良的幻想。同时这次会议也决定了利用目前北京较自由的空气，要求劳动　
立法，废除治安警察法，组织反帝国主义大同盟，从事反帝国主义的活动的具体办法。后来，　
北方同志们的这些活动也收到了相当的效果。　

　　　　我在北京耽搁了约一个星期，又回到了上海，将经过情形报告中央。中共中央根据党章　
每年举行一次大会的规定，正在积极筹备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举行。　

　　　　恰好在这个时候，蔡和森、向警予等同志被法国驱逐回国。他们两夫妇受了欧洲共产主　
义运动的影响，成为虔诚而热烈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既曾受到法国政府的压迫，又与主持　
当时勤工俭学事宜的李石曾、吴稚晖等发生过争吵，因而满怀愤恨，准备回国来大干特干一　
番。刘少奇、袁达时、陈为人等留俄学生也在这时从莫斯科回到了上海，他们受过共产国际　
的相当锻炼，都准备在中国的实际工作中一显身手。　

　　　　他们对于中共中央所发表的第一次对时局的主张，虽一致赞成，但也觉得有些不满足的　
地方。蔡和森首先指出这个文件并未将中国无产阶级和其先锋队的中共的作用完全表明出　
来。他认为中国的资产阶级不会有法国革命中法国资产阶级所能起的作用。中国是一个半殖　
民地，中国工人应联络广大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形成反帝国主义的革命联盟。　

　　　　他们在国外的时候，总以为中共的工作必定是十分虎虎有生气，那知回国一看，事实上　
却是相当松懈。他们对于党员的政治见解不尽相同的一点最感苦恼；开始强调我所主张过的　
统一意志和思想训练的重要。他们觉得我所主持的工人运动比较合乎理想；要求其他的工作，　
尤其是政治活动，要向工人运动看齐。　

　　　　陈独秀先生很重视这些从外国回来的同志们的意见。他表示从国外归来的同志能增加中　
共的新血液，又可纠正国内同志那种受环境影响的散漫心理。他同意由第二次代表大会草拟　
另一个宣言，来补充前一个文件的不足。　

　　　　中共第二次代表大会开会期间已届，但预定到会的李大钊、毛泽东和广州代表都没有如　
期赶到①，使会期展延了几天。第二次代表大会终于七月十日左右在上海成都路一所中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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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所租的房子里正式开幕了。　

　　　　当时中共党员人数是一百二十三人，但这次到会的正式代表却只有九个人。陈独秀、李　
达和我三个上届的中央委员是当然代表，蔡和森是留法中共支部的代表，高尚德是北京代表，　
包慧僧是武汉代表，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的代表是施存统，此外还有一位上海代表、一位杭　
州代表，名字我记不起了，一共九人；非正式代表列席会议的有张太雷、向警予等人。　

　　　　这次大会首先听取中共中央的报告。陈独秀先生报告中央工作的概况及所发表的政治主　
张；我报告远东劳苦人民大会的经过、工人运动状况及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的情形；施存统　
报告第一次全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代表大会等的决定。大会花了一整天的时间，听取和讨论了　
这些报告，决议追认中共中央工作及其所发表的时局的主张，以及劳动、青年两次大会的决　
议案等。我们鉴于上海环境的限制，决定人数众多的大会不必经常举行，以免遭受麻烦。大　
会旋即推举陈独秀、蔡和森和我组织一个宣言起草委员会，侠起草完毕后，再召开大会讨论　
通过，并选举新的中央。　

　　　　起草一个政治宣言确是这次大会唯一重要的任务。我和蔡和森又推陈独秀先生为执笔　
人。他花了约两天的时间起草好了第一次的初稿，提交起草委员会讨论。起草委员会又连续　
开了好几次会议，蔡和森提出了许多补充和修正的意见，我也参加了一些意见。大会停顿了　
约一个星期，又再度举行，通过了我们所提出的宣言草案。在选举新的中央的时候，大会仍　
认为只要三个委员就够了。李达表示根据他一年来在中央工作的经验，还是专门从事写作比　
较适宜些，而且准备到湖南去教书，请求不再担任宣传的工作。因而选举的结果，陈独秀、　
蔡和森和我当选为第二届中央委员，分担书记、宣传、组织职务。　

　　　　中共第二次代表大会宣言是对六月十日所发表的第一次对时局的主张作了一些重要的　
补充和修正。这文件列举中国受列强侵略的情形，较之第一个文件加重了反帝国主义的色彩。　
在中国内部状况上，它仍说到反封建制度，但没有重复资产阶级反封建制度这类的语句。它　
模糊的说到中国资产阶级的中间性，强调中国工人和贫农与小资产阶级应建立民主主义的联　
合战线。　

　　　　这个宣言正式宣告“中国共产党是国际共产党的一个支部”；特别强调“无产阶级去帮　
助民主主义革命，不是无产阶级降服资产阶级的意义，这是不使封建制度延长生命和养成无　
产阶级真实力量的必要步骤”；它仍然以建立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为主要政治目标，其内容　
主要是把孙中山派的民主势力认为是小资产阶级的或者开明的资产阶级，并提出了民主主义　
革命和苏维埃革命两次革命的理论。　

　　　　在这个时期，中共中央在事实上力求它的党员政治态度的一致，这就引起了党内的斗争。　
当六月十日中共中央发表对时局的主张时时候，我们曾将这个印刷品分送给孙中山先生及一　
些国民党要人，并表示希望以两党为骨干的联合战线能早日实现。　

　　　　六月十六日，广州发生了陈炯明军队围攻孙中山总统府的事件。陈独秀先生当即在上海　
的国民党要人张继等表示，曾和他一度合作的陈炯明现既已背叛革命，中共即与之断绝关系　
并一致声讨。　

　　　　中共中央即致函广州支部的负责人谭平山等，要求他们立即脱离与陈炯明的一切关系，　
转而支持孙中山先生。但广州的共产党人并未依照中央的指示去做；陈公博和谭植棠仍在广　
州《群报》工作，并发表一些支持陈炯明的文章。　

　　　　中共中央为了应付这种尴尬的局面，便向国民党方面作进一步的表示，请孙中山先生出　
面召集各派革命势力的联席会议，并声明中共将不因孙中山先生所受到的暂时挫折而改变其　
与孙合作的原有立场，中共将更积极的反对一切支持陈炯明的反动言论和行动，对于广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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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个别中共同志支持陈炯明那种错误态度，已在设法纠正。　

　　　　在中共第二次代表大会开幕以后，中共中央再致函广州支部委员会，严厉指责他们对陈　
炯明的态度的不当；并严重警告陈公博、谭植棠二人，如不立即改变态度，将受到开除党籍　
的处分。负广州书记责任的谭平山，如仍优容放纵，将同样受到严重处分。结果，由于这些　
同志没有完全遵照中央的指示，谭植棠卒被除名，陈公博则在受到严重警告的处分后也退出　
了中共，谭平山遭受谴责后暂时离开了广州书记的职务。　

　　　　从中共中央贯彻它的政治主张，执行政治纪律这个角度看来，这件事十分重要。但这也　
使陈独秀先生感觉苦恼。他有一种家长观念，现在这个共产家庭里发生了不如意的事，不免　
使他伤感。而且谭平山、谭植棠、陈公博这些人，都是由于他在广州任教育委员长时，受了　
他的影响，才与陈炯明合作的。当陈炯明公开叛变的时候，他们并不能和他一样的辨别是非，　
因而不得不用党的纪律予以制裁，这就使他不无挥泪斩马谡的心情。　

　　　　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