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回忆-第34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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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顺章的叛变，是震动中共的一件大事。上海的中共中央很快便获知这件事的真相，避　
免了更重大的损失。当时中共中央和各地组织都因之大为混乱，所有机构和各同志的住处，　
均即时迁移；人事上也多调动，以逃避国民党特务根据顾的线索来进袭。当时已被禁在狱中，　
但国民党尚不知其确实姓名的恽代英，就被顾顺章指证而遇害；其他因顾的口供而被害的，　
人数也颇不少。中共中央乃亦采残酷手段来泄愤，顾顺章在上海的全家被中共的行动人员暗　
杀了。　　

　　　　这件事给予鄂豫皖苏区的影响也很大。预定由中共中央调派大批干部到这个区域来的计　
划不能实现了。继我和沈泽民之后，来到这个苏区的只有少数的干部如陈赓（接替徐向前任　
第十二师师长）李特（任军委会参谋主任、后来又任参谋长）傅钟（任军委会政治主任）黄　
超（任军委会秘书长）朱光（任政治部宣传处长）和王子纲等三个无线电技术人员，总共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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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十多人。他们先后到达，途中比我们还要辛苦些，有的利用河南信阳和安徽寿县一带的中　
共地方组织，辗转引导进来，有的不凭交通线，冒险径行偷混进来。　　

　　　　其次，我们与中共中央和各个苏区建立交通网的计划也无由实现。建立无线电的交通是　
这个计划中最重要的部份，我们在积极训练无线电工作人员，但所需要的无线电器材，却因　
交通线的被破坏，一时不易运进来。我们所编定的密码本，又为湘鄂西红军在作战中遗失了。　
直到当年年底，我们才有第一架无线电，延迟了好几个月，才与红西苏区商定了一本不能完　
全信赖的密码，致使地面上运输和交通线，一直无法畅通。中央老在警告我们，要深刻认识　
到顾顺章叛变的严重性，不要信赖残存的交通线，即原非顾所知道的，也要严防波及。　　

　　　　我们所收到的打击有增无已。我们风闻中央书记向忠发被捕了，但不知何时被捕，是否　
与顾顺章的告密有关，以及牵连什么同志。我们约莫知道向忠发被捕后，他的表现和中央所　
受到的影响都很不好。中央是凶多吉少，有可能受到毁灭性的打击。我们只有互相勉励，即　
使失去了中央的领导，我们也要单独奋斗。　　

　　　　直到一九三二年春，我们才接到关于中共中央情况的可靠消息。周恩来秦邦宪张闻天等　
中央负责人，于一九三一年八月间先后到达江西苏区的赤都瑞金。中共中央政治局即在那里　
继续执行职权，并与当年十一月七日召开了全国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建立中华苏维埃共　
和国中央政府，毛泽东当选为主席，我和项英当选为副主席。这时，江西中央苏区曾获得一　
些军事上的胜利，冲破了国民党的三次围剿。尤其是国民党第二十六军孙连仲的大部二万余　
人的转变，参加红军，使江西红军的实力大为增加。　　

　　　　中共中央搬到江西苏区之后，中共的力量也大部投到各个主要苏区去了，扩大白区的工　
作一时便随之减弱。中央给我们的函件也说到白区工作，一时不易发展，尤其是发生了顾顺　
章叛变、向忠发被捕等严重事件之后。中央还要求我们不要过份相信留在上海的中央分局及　
其拥有的交通线，要严防敌人的渗透。　　

　　　　由于消息隔绝，江西苏区胜利的消息，我们隔了很久才知道。反之，我们的不幸又往往　
被敌人利用来发动宣传攻势。敌人宣扬中共中央是被摧毁了，甚至造谣说周恩来也已投降了。　
敌人利用赤区与白区的通商关系，派遣一些奸细到处造谣：不是夸说国民党已调集主力军携　
带大批飞机大炮，不久要来进攻这个苏区；就是离间人民与苏维埃政权的关系，号召军民人　
等反正。国民党这些做法，生效虽然不大，但对这个尚不稳定的苏区，确有动摇人心的作用。　　

　　　　苏区内部的困难，数不清，说不尽。即以疾病的侵袭来说，带给我们的损害，有时会比　
敌人的打击更为重大。我们的环境卫生很坏，食水不洁，苍蝇蚊子臭虫虱子是有名的四害，　
疟疾痢疾和皮肤病等猖獗流行。许多工作人员患了疟疾，依然照常工作，他们得不到医治，　
久而久之，也就不把它当作一种病了。我们的营养和很坏，吃得只有大米杂粮和花生之类，　
缺乏蔬菜，更缺乏肉类。　　

　　　　一九三一年七月中旬（这是党和苏维埃刚闭幕的时候），我就病倒了。这是我有生以来拖　
延最久的一次大病。我在大会时　，就已患疟疾，但我在体温恢复正常时，仍抱疾工作，不久　
便并发了肠胃病，下痢不止，而又呕吐，饭食药品，随服随吐。我的身体日渐瘦弱，已无力　
起床。在大城市中我的病也许不算是严重的，但在偏僻的乡间，医疗药品，均感不济，几乎　
使我丧失了生命。我自觉身体的抵抗力太弱，经不起考验，也为我在这紧急关头所肩负的责　
任而耽忧。其实，愈是焦急，病就愈难痊愈，缠绵月两个月，病况才有转机。　　

　　　　我的卧病，对这个区域工作的发展，自然不无影响。在我身边的同志为我的病耽忧，甚　
至他们曾想到万一我一病不起，善后步骤应如何安排等。特别是在前线的同志，更因此为之　
不安。后来曾钟圣曾承认因闻我病重，深恐这个区域的领导权，将为他所最不满意的沈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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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掌握，所以他有带着红四军脱离这个苏区的企图。　　

　　　　鄂豫皖区中央分局和军委会的工作，并未因我的病而停顿下来。中央分局书记和军委会　
主席职务，分别由沈泽民和蔡申熙代理。这时，我们在各地传达大会的决定，采取一面斗争　
一面说服的较温和的办法，来纠正已有的错误。虽然只有极少数的人受到处罚，但党的内部　
竟因此发生了一种反中央分局领导的暗流。　　

　　　　这股暗流以金家寨为起点。大会后，豫皖边区地方委员会的一些负责人，开始散布对这　
次大会不满的言论。他们说：“这次代表大会利用一些枝枝节节的问题，来打击老干部；新来　
的干部反对早在这个区域工作的干部，也就是黄安麻城人反对安徽人。”他们批评沈泽民是不　
懂世故的留俄学生，只知挟中央以压制地方，其实中央是否存在，还是问题。他们知道了我　
病重的消息之后，更表示不能信赖沈泽民的领导。中央分局觉得金家寨这些反党的言论，似　
是许继盛播弄起来的。许在路过金家寨时，并未表明遵从大会决定的态度。相反，他表示爱　
好醇酒美人，乃是英雄本色，言外之意，似乎不满大会对他的批评。　　

　　　　红四军与七月中旬开到英山前先后，接二连三的击溃了那一带的国民党驻军，缴获大批　
枪枝，俘掳敌军约两千名左右，乘胜占领了英山沂水两个县城。八月上旬曾钟圣有前线送来　
的报告，描述那一带富庶的情形。红军吃得很好，而且正在沂水搜集布匹，解决冬服问题。　
他还说到，据他们所知，国民党军队正在围剿江西苏区的红军，军情甚急。红四军准备向广　
济黄梅行动，相机截断长江交通，并乘势在武穴附近渡过长江，直指赣西北，会同江西红军，　
消灭国民党的围剿。　　

　　　　与此同时，一位随军出发的省委委员送来报告，与曾所说的又大有出入。它说道红四军　
高级干部中有渡长江向南发展之议，是否由于中央分局改变了原来的计划。它还批评红四军　
的政治工作不得力，只知解决红四军所需的物质问题，不重视在这一带发展苏区的任务。有　
说道不赞成改变原有的计划，红四军干部也多有同感云云。　　

　　　　这件要案提到中央分局和军委会时，我因病重没有出席，沈泽民等也因耽心我的病，而　
没有告诉我。会议决定由沈泽民草拟一封答复的信，内容大致是说红四军仍应照原定计划，　
在英山沂水一带发展苏区，扩大已有的胜利，壮大红军，决不可渡江南下；并说明配合江西　
红军行动，虽是红四军的主要任务，但红四军脱离了原有根据地和地方武装，孤军渡江南下，　
不仅不能给江西红军以有力的支援，反会因红四军的离去，使鄂豫皖遭到损失，这也是立三　
路线的军事冒险的想法。若照原计划执行，则不但鄂豫皖苏区可以扩大，红四军也可以壮大，　
而且能牵制更多的敌军，这是对江西红军最好的配合方法。　　

　　　　这封复信不过是重申原有的计划，本是无可非议的。不料曾钟圣许继盛等竟提出进一步　
的反对意见。曾钟圣说道这封信是泽民同志起草的，国焘同志病着不知道，泽民同志素来将　
红军视为保护他个人的工具，这种右倾的保守观点，是有害于红军的。许继盛更强调红四军　
的行动，应该由将领们为军事的前途打算，不必理会新集的指示。　　

　　　　在红四军的将领会议中，曾钟圣将他的渡江南下的主张，描绘成为原有计划的一部分。　
他说明原有计划并未规定红四军不能越过长江。在他看来，长江不过是一条小河沟，红四军　
可以随时偷渡过去，也可以随时偷渡回来，国民党的海空军是不能阻拦的；因而他认为渡江　
南下的行动，可以由前方将领商决，不必征得新集的同意。以徐向前为首的多数将领，虽不　
赞同这种主张，但也不愿在军中展开政治性的讨论，因而表示仍须事先获得新集的批准。同　
时，红四军中一般官兵，也都是这个苏区的子弟，有不愿远离这个苏区的乡土情绪。这样，　
资望较高的曾钟圣也无法贯彻他的主张。　　

　　　　曾钟圣终于再向新集来一个哀的美敦书的报告。他夸大渡过长江和切断长江交通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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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表示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如果到某月某日仍未得到军委会的明确指示，便径行渡江。　
这个报告约于九月上旬到达新集，使我们大为震动。　　

　　　　这时，我虽仍不能起床，但病况业已好转。中央分局和军委会两机构的委员们，齐集在　
我病榻之前，举行紧急会议。蔡申熙首先说明，在国民党重兵监视之下，偷渡长江是冒险的　
行动；即或偷渡成功，在江南孤军也难展布，而且要在渡江北返，则更困难。这种举动显然　
违背了原定计划。他判定曾钟圣之所以坚持这种错误主张，是立三路线在作怪，也是别有用　
心的。他追悔他曾保荐曾钟圣许继盛等人担任要职，以至发生这次严重的抗命事件。他提议　
派陈昌浩去接替曾钟圣军政治委员的职务，并纠正他的错误行为。　　

　　　　我们一致赞成蔡申熙的主张。陈昌浩和其他委员，建议派蔡申熙去接任红四军军政治委　
员，以收驾轻就熟之效；但蔡则以体力不逮为理由辞谢，并坚持由陈昌浩继任。最后我表示　
完全接纳蔡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