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回忆-第3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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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名称是由孙中山先生代拟的，招牌也是孙中山先生亲题的。　

　　　　一九二二年一月十二日，香港海员开始罢工，就是由这个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所领导，　
罢工命令也是由它发布的。罢工的目的是反抗压迫和要求加薪。由一些在英国轮船上的海员　
开始，逐渐扩大，后来所有在香港的轮船，不分国籍，都卷入了这次罢工的漩涡。到二月中　
旬，参加罢工的轮船达一百六十六艘。罢工人数，除海员外，还有码头运愉工人的同情罢工，　
合计约有三万余人。　

　　　　香港政府于二月一日封闭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并向印度、菲津宾、上海等地招募新　
工来代替罢工工人，但、并未能阻止工潮。　

　　　　罢工后，不少海员陆续返回广州，表示不愿属服的意向；他们得到了国民党和共产党的　
支援。国民党所领导的广东总工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广东分部等组织，　
热烈地招待他们，并给予经济上的援助。广东省政府也在经济上支援他们。各民众团体和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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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机关都对他们表示同情。这使广州的革命气氛大为高涨，同时也使那位过境客马林为之兴　
奋万状。　

　　　　上海的中共中央也是最先表示支持海员罢工的，它所领导的劳动组合书记部更为支持罢　
工做了许多实际的工作。原来中国的海员中主要有广东、宁波两帮，这次罢工多系广东籍的　
海员。在上海的书记部总部就在宁波帮海员中展开活动，要他们与广东帮的海员采一致行动。　
结果，使香港各轮船公司在上海征募新海员去代替罢工者的计划归于失败。我们还在全国各　
地工人中寡集一笔可观的款项，作为支援。京汉铁路的工人在火车上大张“支援香港海员罢　
工”的旗帜，极具宣传效果；各地工会纷纷函电汇款慰问罢工海员，声势显得相当浩大。这　
些情形不但使罢工的海员感到兴奋，并且促成了全国工人团结的倾向。　

　　　　三月四日，当大批罢工工人由香港列队步行回广州到达沙田时，为英军所阻击，因而发　
生沙田惨案①，这一惨案无异火上加油，罢工者的愤怒固毋待言；且激起了中国人反英的民　
族情绪。香港当局鉴于事态严重，乃表示让步。三月六日，宣布将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启　
封，释放被捕的工人，应允增加工资百分之二十，并优恤沙田死难工人。于是，罢工乃于三　
月八日宣告结束。这种由于工人本身奋斗所获得的胜利，对于职工运动的发展自然是一帖有　
力的兴奋剂。　

　　　　国民党人士是较早从事职工运动的。南方政府所在地的广州及近在咫尺的香港，就是他　
们活动的中心区域。这一带的工会主要都由他们领导。不过国民党的职工运动多保有行会色　
彩，有些甚至劳资不分地混合组织在一起，而且会与会之间也极少联系。为了支援香港海员　
罢工，广州各工会也左倾起来了，觉得有组织广东总工会的必要，并热诚与其他各地的工会　
实行合作。　

　　　　湖南劳工会是别树一帜的。它的领导人受着无政府工团主义的影响，以工人独立从事经　
济斗争为标榜。在实际斗争中，曾一度与中共发生过较密切的关系。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华　
盛顿会议举行时，它发动过一次劳动群众示威大游行，提出“反对华盛顿会议”，“反对国际　
资本帝国主义”，“反对国内军阀及其走狗”等口号。这种举动显然与中共的活动相配合，也　
与该会派王光辉为代表出席远东劳苦人民大会一事互相关连。一九二二年一月七日，长沙华　
实纱厂工人为要求加薪而罢工，也是由它所领导的。湖南省长赵恒惕用武力将湖南劳工会解　
散，并捕杀其领袖黄爱、庞人铨。这件事曾引起全国劳工界巨大抗议，多少改变了湖南劳工　
会那种独行其是的旧有观念。　

　　　　中共是以北方铁路工人运动起家的。自从我在长辛店开始工作以后，到一九二二年五一　
前，已有二十六个主要车站建立了俱乐部、工人学校和分工会等初步组织；除东三省外，工　
人组织遍及各路。京汉路、京绥路、泷海路和粤汉路的武长段等都曾发生多次局部性的罢工。　
这些铁路工会的组织及其斗争方式都是较近代化的。　

　　　　中共在上海这个重要工业城市竭力扩大它的职工运动的阵地。它一反过去的那些“招牌　
工会”之所为，直接深入到各工厂里面去展开活动，而且在一些纱厂、机器厂、印刷厂、烟　
草厂等工人中建立了工会的组织。它领导过较大规模的纱厂罢工，和长江流域的轮船工人罢　
工等。它在武汉等城市和开滦、安源等重要矿区，展开在工人中的活动，开始形成各业工会　
的组织。即在广州和香港工人中，由于它的积极支援香港海员罢工，它的声望也在急剧的增　
加。在这种全国职工运动趋于团结的形势中，国民党的势力不仅偏处广州一隅；而且它也未　
适时采取积极的领导步骤。无政府主义或无政府工团主义那种不注重组织，孤立的领导工人　
从事经济斗争的做法，在这一运动浪潮高涨的时候，特别显得不合时宜。中共和它领导的劳　
动组合书记部却能把握住这一客观形势，实际组织这一次的全国劳动代表大会。由此，中共　
确立了它在工人群众的领导地位，这对于中共后来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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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第一次劳动大会的举行，主要是为建立一个全国工会的统一组织。这不仅要有国共　
两党的合作才能办到，同时工会组织的本身也有甚多实际问题急待解决。陈独秀先生和我乃　
于四月底赶到了广州，从事有关这方面的活动。　

　　　　我们到达广州后，首先召集了一次中共广州支部的会议。陈独秀先生在这次会议上报告　
了劳动和青年两大会的重要意义和国共关系问题。原系老同盟会会员，一九二一年为陈独秀　
先生所邀请而参加中共的林伯渠②，发言支持孙中山先生。他认为孙先生的三民主义和北伐　
主张都是值得钦佩的。国共合作应以与孙中山先生合作为中心。其他同志如谭平山、陈公博、　
谭植棠等多数人的发言则对孙中山先生颇有批评，他们大致支持陈炯明；认为孙、陈不和是　
由于陈受到孙先生左右的排挤。他们赞扬陈炯明同情社会主义，曾以省政府名义竭力支持香　
港海员罢工等等。　

　　　　由于上述这些同志对国民党的看法不尽相同，这次会议在国共合作一点上并未达到确切　
的结论。以前陈独秀先生在任广东省教育委员长时，与陈炯明相处无间，此次自不免左右为　
难；所以他在做结论的时候，主张中共应与国民党所有革命分子合作，国民党内部既有斗争，　
我们现在应先观察清楚，再作决定。他指出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应避免卷入国民党内部的斗　
争，力求各地工会不分党派，团结合作，使能形成一个全国性的工人组织。这次会议就接纳　
了他的这种提议，因而对国共两党合作这一点，并未与国民党方面恳切商谈。　

　　　　当时孙、陈冲突已经过长期酝酿，到达了紧张的阶段。一九二○年十一月，孙先生由上　
海回到广州，翌年四月，广州的非常国会选举他为大总统，并于五月五日就职，正式成立另　
一中华民国政府。六月间平定了广西，形成西南对杭北京政府的局面。当时云南、贵州、四　
川、湖南等省的军事领袖虽宣布不服从北京政府，却标傍联省自治，并不与孙先生的北伐主　
张相一致。在这个时候，孙、陈间的意见分歧也就显露出来了。孙先生主张以广东作革命根　
据地，实行北伐。陈炯明则企图盘踞广州以自保。后来，陈炯明并进而主张联省自治、分省　
建设，显然更与孙的主张背道而驰了。　

　　　　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市工人群众举行了五一劳动节示威游行以后，按期于是日　
下午揭幕。到会的代表共一百六十二人，代表一百一十几个工会。这工会的会员总数约计二　
十万人。代表以来自广东、香港两地的占多数；其中比较出色的人物有：广东机器总会会长　
黄焕廷，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京分部主任邓中夏，广东分部主任谭平山，香港海员工会正　
副会长陈炳生和林伟民，上海海员工会会长朱宝廷，京奉铁路工会会长邓培，京汉铁路工会　
代表史文彬等。从党派关系来说，以国民党人占多数，共产党人次之，无政府主义者也有一　
二人参加。那天，我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总部主任的身份宣布开会，报告召集大会的经过　
以后，即提议推举主席团主持会议。大会推举黄焕廷、林伟民、谭平山、邓培、谢英伯等五　
人为主席团③，由于广东与外省言语的隔阂，能说普通话和广东话的谭平山始终执行着主席　
的职务。谭的成名，便是从这次的表现开始的。　

　　　　全国劳动大会假广东机器总会举行。　

　　　　那时广东机器总会对于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虽表示赞助，但未采取积极领导的态度，于　
是劳动大会的领导权便落到共产党的手里。谭平山以主席的身份公开主持大会的进行，更是　
大出风头。我则为避免刺激国民党工运人物的情绪，退居幕后，但大会的种种决议多半是由　
我拟定的。　

　　　　一般说来，劳动大会的进行相当顺利，成绩也很显著。大会通过了中共党员所提议的“打　
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等政治口号，作为工人参加民主革命的基本方针。对于工人切身　
利益方面，大会通过了“八小时工作制”，“罢工援助”，“要求劳动立法以保障劳工利益”等　
案。此外，又通过了“工会组织方案”，反对“行会”，“帮会”原有陋习对工人组织的影响．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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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工人应按照工厂和企业，全体组织在一个工会里，形成全国产业性质和职业性质的工会。　
同时，每一省区和重要城市的各种工会应联合起来，组成各省和重要城市的总工会；再由全　
国性质的各业总工会和各地区的总工会，联合起来组成全国总工会。　

　　　　这次大会认为全国工会组织还不算普遍，组织全国总工会的时机尚未成熟；因而决定在　
全国总工会没有组成以前，委托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总部为全国各地工会的总通讯处；并负　
责召集全国第二次劳动大会。这一决议标志着中共在全国工运中开始获得了领导地位。　

　　　　在劳动大会以外，各地工会代表的活动也非常积极。当时广州市国民党组织及其所领导　
的民众团体，对于劳动大会的举行极表欢迎，纷纷举行联欢大会。　

　　　　劳动大会曾邀请孙中山先生往会讲演，但他婉词谢绝了。在大会将告结束之际，我曾率　
领外省工会代表，到观音山总统府去谒见他。他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