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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08部分

我的回忆-第30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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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也甚关切。当我再度去找他具体解决这件事的时候(约在一月二十日左右将近旧历年关), 
我又遇着了另一个意外。 

    这是黄昏的时候,我正在李维汉的寓所和他及任中央会计的龚饮冰同志说说笑笑。何叔 
衡突然跑进来,急促的告诉我们,几个钟头以前,他和几个同志在某工人区从事街头活动, 
一道被捕,解往捕房。唯有他被捕房认为是误捉的老学究,他也顺水推舟的和审讯他的包打 
听说了一些孔夫子的道理,旋即被释放出来,其他的同志,则被拘禁;因而他赶来报告,要 
求李维汉设法营救。我们听了他的报告,立即觉得何叔衡这样轻易被释放,显然是捕房故意 
放他出来做“吊线的”⑨;同时何叔衡也不能确实知道他的背后没有跟踪的人。于是李龚二 
人立即烧毁文件,不到五分钟,我们就分途离开那里。 

    我走出这条弄堂,跳上一辆人力车,指挥车夫转弯抹角的向前急奔。在街灯照耀之下, 
我发觉后面果然有一辆人力车在跟踪。我知道跟踪的线人,没有得到捕房的允许,是不能逮 
捕我的。如果我不能脱离他的视线,那就终有被捕被杀的危险。在闹市中,我跳下车子,混 
入人群,东钻西闪,企图脱梢。这样,我时而急走,时而乘车,玩了好几个钟头的迷藏戏。 

    到了夜晚十二时左右,我自信脱离了跟梢,但仍不敢回自己的寓所,以防万一。我乃到 
三洋径桥的广泰来旅馆投宿。当我走进一间选定的房间,旅馆账房拿着旅客登记表要我填写 
的时候,我发觉他的身旁站着一个可疑的人,大致我仍是被跟踪着的,我只得泰然的填写登 
记表,交付房金,并脱下我的帽子和大衣,叫茶房弄水洗脸,表示满不在乎的神情,等到那 
个可疑者随着账房下楼去了,我便丢下大衣帽子,装着如厕的样子,循着另一楼梯,急步下 
来。我通过旅馆门口柜台前时,那个可疑者正在柜台内面朝着墙打电话(电话机是安装在墙 
上的)。我乘着这个机会,溜出大门,穿过好几条小巷,闪坐上人力车,在夜深人静的街道上 
急驶,我仔细观察,这次确是摆脱了跟梢了。 

    我嘘了一口气,暗想:惭愧!暂时总算脱离危险了!我考虑仍以不回自己的寓所为妙, 
因为我不知道李维汉他们的遭遇如何,会不会牵涉到我的寓所,不无疑问。所以我决定到同 
志们很少知道的林祖涵家里去借宿(那时林本人已赴莫斯科去了)。午夜,我敲开了林家的门, 
为了避免林家邻居发生疑窦起见,托辞刚从南京来,因钱被扒手窃去了,特来打扰。那位从 
梦中惊醒的林太太,是一位大家闺秀,又饱经革命的磨练,她立即会意,留我在他家住宿, 
并忙着弄东西给我吃。 

    我悄悄的告诉她我今晚的遭遇,并托她那位侄女(少共团员)明夭替我去打听消息。林 
太太祝贺我的脱险,并幽默的说:那个家伙,白白辛苦一晚,可以到手的奖金⑩竟落了空! 
第二天下午,林小姐将一切情况打听清楚了,李维汉等都安然无恙,我的住所也没有问题, 
因而我在黄昏时,又悄悄的回到原住所去了。 

    我认为中共中央仍令何叔衡等从事街头活动,是十分愚蠢的事。我和李维汉等这次遭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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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回忆》第二册  

到不必要的惊险,就是中央这种愚蠢办法所招致的。李维汉等逃出那所房子后,虽和我一样 
没有落入敌人的陷阱;据说也扮演了不少的惊险镜头,不得不将他的那所房子内的一切东西 
白白的丢掉,另外安排新的寓所。从此,我因不知他的新住址,无法再行接触了。至于龚饮 
冰更是因这次的惊险,脱离了中共中央的工作,据说他在千方百计脱险后,逃到天津,从事 
他个人的商业去了。何叔衡也在这个时候,逃离上海。我曾以这个显明的事例为据,要求中 
央转而注意指导党员秘密活动,这才是危险性较小而收效更大的办法。 

    二月上旬,我们住的这个高级招待所,终于解散了。我的太太和我是在我由武汉赴南昌 
时分手的,她带着我们的孩子回她的家乡躲避“分共”的压迫。这时她将我们的孩子交给她 
的母亲抚养,只身来到上海,伴着我共渡这地下的惊险生涯,我们准备单独居住,并且已经 
物色妥了一个新的住所。刘少奇夫妇已被派往内地工作去了;从此,我也不知道这位共事多 
年的密友的行止。一别近十年,直到一九三七年,我们在延安重逢的时候,他已是中共白区 
秘密工作的巨星,也是我们老友中寥寥无几的人物之一了。至于他的太太何葆贞,自从那次 
分手以后,不久便被国民党杀害。许白昊的太太秦怡君仍和我们夫妇住了一个短时期,也被 
派到内地工作去了,后来她因所受刺激过甚中途离开了党。我们同住在那个招待所的同志们, 
就这样各奔东西了。 

    我们夫妇搬到北京路附近一个商业区的里弄房子里。这个区域很少政治人物的踪迹,距 
离中共的各机构也很远,比较安全。中共中央仅有一个交通员知道我的新住址,他也是我与 
中央间的唯一桥梁。项英是我的密友,常到我家里来。我们之间有一种“互助公约”,即是遇 
到有被捕危险之时,尽先互相通知互相援救。我们夫妇很喜爱这所新居,准备就在那里安定 
住下来,做一名“亭子间的作家”。 

    不料我们在那个新居住了约三个星期,又因一项意外事件,不能不再度搬移。有一天下 
午二时,项英匆匆跑来告诉我,两个钟头以前,上海区委书记罗觉在他的秘密办公处被捕了。 
这个突然发生的意外,可能是我们内部有奸细告密,有波及整个中央机构的可能石我的住址 
虽只有一个交通知道,但他是新进同志,如果他被捕了,难保不泄露出来。项英恰在那时找 
好了一个没有任何人知道的新住址,他要我们夫妻暂时在他那里躲藏起来,等情况弄明白了 
再作计较。我们到达项英的新住址之后,他就出去打听消息。 

    当天晚间,项英回来又告诉我们,罗觉的被捕果然是由于奸细告密,而且牵连极广,据 
捕房的消息,今早有一个能说德语英语的漂亮女性,自动去找捕房政治部的负责人告密;她 
自谓她手中有三百五十多个共产党员的名单和地址,其中多数是参加南昌暴动的人物;只要 
捕房答应给她一张出国护照和五万元美金,让她到她所愿意去的国度,并替她保守秘密,她 
就可交出来。她愿意先报告出罗觉的地址,要捕房立即去逮捕,以证明她所说的话是真实的, 
此后,双方再履行条件,完成这桩买卖。捕房依照她的话行动,果然抓住了罗觉。 

    项英还说到捕房如有逮捕同志的行动,中央大致能在半小时之前获得消息,因而避免了 
不少的损害。但这次罗觉的被捕,事前毫无所知,现在中央已经查实了,那个告密的女人, 
便是贺芝华;正在设法将贺芝华手中的名单夺回来,并消灭这个告密的“口”。我听了项英这 
个惊人的报告,曾慨叹的向他追述一段关于邓演达、章伯钧等在武汉时期怀疑贺芝华的忠诚, 
甚至企图将她当作张作霖的侦探来枪毙的住事。可惜周恩来没有接受我的忠告,仍然信用何 
家兴、贺芝华这对宝贝夫妻,以致酿成今天的大祸。 

    我和项英曾就这件事作竟夜的长谈。他说起许多连我也不完全清楚的事。他指出中央的 
秘密工作做得很坏,而且对保密工作也不够重视。现在机关庞大,数目又多,开会的次数频 
繁,占时又久,往往十几人聚在一起开上半天的会。文件增加了,传递的手续又非常烦复, 
那里像是地下工作,简直是官僚的排场。就像贺芝华这样一个不重要的职员,手头竟积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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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五十名以上的党员名单,这是过去从来没有的事。以往从陈独秀起这类重要的负责人,也 
不会知道这样多同志的姓名和住址。现在,不仅发现了贺芝华一人是奸细;许多新进的同志, 
多未经过考验,就参加机密,也是万分危险的。 

    项英认为中共的组织之所以没有遭受更重大的摧毁,主要是敌人工作效能不够;而周恩 
来所做的情报工作的成效,也是原因之一。他详述周恩来情报工作的内容。一九二七年四月 
十二日清党以后,我们有些同志伪装反共,混进了陈果夫所主管的反共特务机构,其中有三 
个同志竟担任陈果夫机构中的秘书、科长等重要职务,李克农就是其中之一,因此,陈果夫 
逮捕同志的机密,大多事先为我们所获悉,但日子久了,陈果夫就由怀疑而开始肃清内奸; 
那些隐藏的同志只好溜之大吉。从此,我们在国民党特务机构中的内线工作就失灵了。 

    周恩来自南昌失败后重返中央,继续主持情报工作;他主要是指导顾顺章的特务部,进 
行租界捕房的情报工作。顾顺章原系青帮的活跃分子,凭他的精干,建立了各种情报线索。 
捕房方面每逢有逮捕中共党员的行动,他用贿赂的方法,往往在行动的半小时或一小时之前 
就购得消息。这次罗觉的被捕,顾顺章事前不知算是情报工作最大一次失败。 

    项英觉得租界和国民党的特务,多将逮捕共产党的工作当作生财之道。这些人可能有这 
样一种想法:如果真卖力,将中共党员一古脑儿捉完了,无异是自毁财源。倒不如慢慢的抓, 
让它细水长流,才可以混得久,收入多。这班恶狗,在思想上本说不上甚么反共,就连国家 
观念也没有;他们受雇于外人或国民党,一切只为个人利益着想,似不会对中共施展出斩尽 
杀绝的手段。我们就在这种微妙的关系之下,能够生存下去。 

    项英对于这种情报工作也有不满意的地方。他指出顾顺章在这方面所花的钱是太多了; 
而且情报工作的组织日渐扩大,自成一个特殊系统。中共有限的经费,既大部分花在这方面, 
自然要减弱其他方面的工作。而这种情报工作究竟只是预防性的,组织工农群众的工作才是 
积极性的。如果减弱了积极性质的工作,就会使党变质,换句话说,中共将因此由群众性质 
的党,变为脱离群众专事冒险以图侥幸的党。其实严密组织,注重保密,使党员和党的组织 
隐藏在群众中,才是避免摧残的正当途径。情报工作只能弥补这些工作的不足。 

    项英叙述了这些情况和他的看法之后,并向我建议从速另搬新居,不要让任何一个中央 
交通知道地址。他认为贺芝华手中的名单,如果夺不回来,我们都要陷于极度危险的境地。 
我觉得项英的话是正确的,我对中央的保密工作也失去了信心,我决定另觅较安全的住所。 

    第二天一早,项英出去活动了。我则仍留在他那里,等候消息。不久,项英回来很高兴 
的告诉我:“何家兴和贺芝华已被解决了,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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