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回忆-第30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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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攻下。四郊的农民，也没有响应。　

　　　　十一日中午，在广州市内举行群众大会；宣布成立苏维埃政府，实在不见得热闹，到会　
的人不多，多半是些共产党员和少数同情中共的工人，暴动对于广州市民说来，是突如其来　
的。一般人都不认为暴动会成功，因此，站得远远的。连各工会的工人都在那里观望，并没　
有什么总同盟罢工。机器工会，不待说是持反对的态度。这个大会，在那里冷冷落落的提出　
许多口号，如“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饭给工人吃！”“土地给农民耕！”“一切政权　
归工农兵苏维埃！等等之后；旋即提出成立广州苏维埃政府，由苏兆征任主席，张太雷　
任人民委员会委员长，兼海陆军人民委员，周文雍为劳动人民委员，彭湃为土地人民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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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殷为肃反人民委员，何来为经济人民委员，陈郁司法人民委员，恽代英任秘书长，叶挺任　
总司令，张太雷任总指挥，徐光英任参谋长。这一幕之后，苏维埃政府算是成立了。张太雷　
一直在那里东奔西跑，忙着指挥军事行动，那里有工夫去安排政府的事情？苏兆征、叶挺等　
多数人，那时都不在广州。事实上，一切事都堆在张太雷身上。　

　　　　张太雷从十一月中旬在上海出席中央扩大会议回到广州之后，就在那里计划暴动。有一　
个共产国际的代表德国人罗易门（Roemann　）⑥经常和他密商。据张太雷告诉王一知，罗易　
门虽只是罗明那滋的助手，但比罗还要凶狠。张太雷认为他们两个都是荒唐鬼，远不及鲍罗　
庭那么老练。太雷也曾向王一知说起扩大会议对我处罚的事。太雷告诉她：处罚我的决议，　
虽然是以他的报告做根据，但实际是那两个荒唐鬼坚持要如此做的。太雷曾以慨叹的口吻向　
她表示，做领导工作，真不容易，稍一不慎，就要如张国焘一样受到处罚。她觉得太雷现在　
已经死了，她应代他向我表示，他对我并无成见。　

　　　　南昌暴动的时候，张发奎率部返粤，因与驻守广州的李济琛部争夺地盘。南昌暴动失败　
以后，他们间的争执，日见激烈。十一月十七日，张发奎以护党名义，驱逐了李济琛、黄绍　
雄，随即发生战争⑦。张的军队都陆续调往东江西江北江一带前线去了，广州的防务，非常　
空虚，而且留下驻防广州的部队，恰恰是教导团。因此，罗易门认为是绝好的暴动时机。十　
一月下旬，太雷和他们便忙着准备暴动，每天都在谈论如何准备暴动力量，规定暴动政纲与　
建立苏维埃政权等。　

　　　　十二月上旬，正是张发奎李济琛两方军队在各个战线上打得激烈的时候，太雷他们就决　
定在十一日起事。一般同志，因工农势力曾遭受摧残，对暴动前途，不抱乐观；但也只得遵　
照命令行事。有些同志，主张不要死守广州；惟罗易门反对这种主张，他以为苏维埃政权，　
如能在广州存在十天，就有莫大的国际意义。王一知觉得牺牲几千个同志的生命，将广东几　
年来的工作基础，断送得干干净净，即使苏维埃存在了十天，又有什么意义呢？除了罗易门　
要将张太雷等中国同志的血肉去向共产国际邀功外，她简直找不到其他的解释。　

　　　　十二月十一日暴动以后，不到三天工夫，张发奎的军队便调回广州外围，向暴动军进攻　
了。外国军舰也在珠江，掩护李福林部队过江攻打长堤一带⑧，机器工会领导一般反动工人，　
到处向我们袭击。我们陷于四面作战之中，不少同志主张向东江方面撤退，罗易门却命令在　
街头构建工事，进行巷战。张太雷就在十三日午间，在敌人前后夹攻中，中弹阵亡。这次暴　
动也就随即被打得七零八落而失败了。只有少数同志，带了一些零星部队，向郊外退却。广　
州便成了恐怖世界，文德路和西关一带，一片大火，到处都是枪声，街道上堆积着死尸。人　
民被误杀的也不知有多少；当她于十五日晚间偷搭省港夜渡离开广州的时候，广州的秩序还　
是乱得很。在戒严状态下，到处搜捕共产党。　

　　　　王一知叙述这些经过之后，表示她自己遭受这次的惨痛打击，业已万念俱灰。她痛惜张　
太雷不该只是愚诚的顺从命令；如果不完全听从罗易门的指示，按实际情形的需要，不在广　
州市内硬拚，何至失败如此之惨；她更愤恨瞿秋白的儿戏暴动，毫不珍视干部的安全。如今，　
他虽然恭维她是“女英雄”，这究不足以抚慰寡妇孤儿的悲哀。所以她不久便脱离了中共，隐　
居去了。　

　　　　广州暴动失败得如此悲惨，曾使中共内部为之震动。虽然瞿秋白中央极力夸张广州暴动　
是布尔什维克的壮举；不少同志却认为这是机会主义的军事冒险，葬送了中共在广州工作多　
年的基础。后来斯大林也不得不说“广州暴动是退兵时的一战”。当时我除痛恨盲动主义的作　
祟外，还对广州暴动政纲中所列“杀尽一切地主豪绅”的口号，表示抗议。　

　　　　广州暴动失败以后，瞿秋白等仍是一味盲动。他们低估中共在暴动政策下所受到的打击　
和失败在群众中所引起的懊丧和恐惧的心情；硬说中共是愈斗愈一强的，群众的革命情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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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增无已的，革命的浪潮是继续高涨的。他们整理暴动的资料，作些有利的片面解释和违反　
事实的宣传。他们坐在中央，只要看见某个地方中共还有一些组织的基础存在，就来一个暴　
动计划，命令执行；其中最有名的就是所谓“两湖暴动计划”。此外，在上海本地，他们还是　
继续命令同志们进行一些毫无成功希望的冒险勾当。如有同志表示异议，就给他戴上一顶机　
会主义的帽子，予以惩罚。这一切曾逼使我与瞿秋白中央处于完全对立的地位。　

　　　　这段时间，我所耳闻目见的是瞿秋白中央无休止的盲动行为；深觉七年来艰苦缔造的中　
共，会因此被摧毁掉。机构被破获，同志被浦杀，以及这个地方或那个地方的工作受到打击　
等恶劣的消息，纷至沓来。我们心情十分痛苦。我的生活虽极不安定，老在逃避警探们的追　
浦；但我仍在设想这种或那种方法，来挽救中共的危机。　

　　　　我被瞿秋白等目为反中央的首脑，我的住所也被视为是机会主义者的俱乐部。和我同住　
在这招待所里的，先后有李立三、许白昊夫妇、王一知，以及刘少奇夫妇等。刘少奇夫妇是　
在广州暴动前不久，从武汉辗转来到上海的，他们同样被视为武汉时期的机会主义者，大概　
就是因此才被安置与我同住。这段时期，到我们住所来访问的同志很多，如匿居在上海的林　
伯渠，他也是南京政府通缉的要犯，就常偕同太太和侄女等作我们的座上客。这些客人们在　
我们那里，常可以无拘束的议论党事，发发牢骚，也有过一些人讥讽瞿秋白的“反机会主义”、　
　“盲动”、“乱发命令”、“任意惩罚”等等，与我的议论互相唱和。这一切自然为瞿秋白所厌　
恶。　

　　　　十二月下旬，当广州暴动失败的惨痛情况完全判明以后，我曾向瞿秋白进言，要求他改　
变政策。我向他指出现在再不是继续暴动的时候，应该保全剩余的实力。中央应通令各地组　
织，不可任意暴动或做其他浪妾同志生命的冒险行为。在农村中应着重秘密组织农民，准许　
农民武装，集结在偏远地区，休养生息，在城市中要注重保密工作，严紧自己的组织，整理　
党的支部。在工人学生等群众中，注重组织秘密地下小组。只有留下这些资本，才可以再图　
大举，来一次成功的暴动。　

　　　　我的主张与中央的现行政策固然大相迳庭，但瞿秋白也说不出充分的理由来加以否定。　
同时，中央的负责人中，如工人出身的项英也鉴于损失的惨痛，不愿一味盲动。因而瞿秋白　
曾要求我承认过去机会主义的错误，接受八七会议和十一月扩大会议的决定，并在根本赞成　
暴动政策的条件之下，才可以提出一些补充性质的意见，并参加一部份实际工作。而这种苛　
刻的约束，又是我所不愿意接受的。因此，我们无法获得谅解。　

　　　　一九二八年二月下旬，我又与瞿秋白有过一次摊牌性的谈话。瞿秋白向我坚决表示，无　
论各地同志牺牲如何重大，中央仍坚持暴动政策，反对所谓盲动的诬蔑。我则答以如果再不　
停止这种断送中共命脉的暴动政策，我将另行组织一个工农党，来挽救目前的危机。瞿秋白　
听了我的话，就气忿的走了。我这种意图虽因种种因素没有实现，后来，在中共第六次代表　
大会中，霍秋白曾声称他虽然犯了错误，但没有另行组织一个工农党的意图；就是指我这段　
话而言的。我和瞿秋白之间，除了政策问题各有所见而外，当时我们处境危险，见面的机会　
愈来愈少，这就使我们更形隔阂了。　

　　　　当时，我们共产主义者，稍有不慎，即有被捕的危险；如果被捕，也不一定要经过法律　
手续，就可被秘密处决的。杨虎陈群这两个刽子手，在上海就严格执行“对共产党宁可错杀　
一千，不可放走一个”的恐怖政策。上海一般市民，诚惶诚恐，怕染到一丝一毫红色的嫌疑。　
而我们的寓所，发生过许白昊突然不见，王一知哭哭啼啼而来等类事件，而且来往的人形形　
色色，都足以引起房东的诧异。　

　　　　尤其是一九二八年的开头几天，刘少奇太太何葆贞自杀未遂事件，使我们这些同住者陷　
于窘境。在刘少奇王一知都没有结婚以前，他们原是好朋友。王一知这次在广州丧失了张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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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是悲痛愈恒的；她来到上海恰恰又与刘少奇夫妇朝夕相处，刘少奇在人情上自然要多方劝　
慰她，这就引起了何葆贞的妒意。何葆贞的心地不免窄隘，同时我们大家遭受不断的打击，　
前途茫茫，这也许增加了她的悲观情绪。她乘刘少奇不在身边的时候、竟闭门服毒自杀，为　
女工发现；对少奇冒着极大危险，立即将她送往一个私立医院去救治。不几天，何葆贞安然　
出院又回到原住所了。这件事发生后，王一知立即迁走了，刘少奇也就避重就轻的向医院负　
责人及房东等承认是并不严重的妒忌事件，疏通他们不要向外宣泄；这样，才避免了警方的　
查问。　

　　　　我早就认为中央对刘少奇这样重要的干部，闲置在招待所里是要不得的，现在何葆贞又　
有这样意外的举动，非从速迁居不可；因而我去找中央组织部长李维汉，要求他从速分派刘　
少奇夫妇的工作，并为我们布置新的秘密住所。李维汉对我态度一向还算友善，对我们的处　
境也甚关切。当我再度去找他具体解决这件事的时候（约在一月二十日左右将近旧历年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