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回忆-第30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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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二册
分恶劣,我也许一时不能回上海去。
十月四日午后我们和由汤坑败退下来的队伍,在流沙地方相会合。在大道旁一所相当雅
致的小庙中,我停留下来。我的工农委员会的人员,那时一部分派到沿途去维持秩序,一部
分则失去了联系,与我同行的,不过几个人。我在那里与李立三等会集,他的保卫局的队伍,
那时也分散得七零八落,失去掌握:张曙时、郭沫若、林祖涵、姜济寰等,都陆续来到这里,
谭平山、恽代英等已经走到我们前面去了。从汤坑败下来的队伍,似乎比汕头来的后方人员,
还要惊慌些,那些士兵,一面急行,一面喊着:“快走!敌人追来了!”
集聚在流沙小庙中的革命委员会的要人们,准备等前线周恩来、贺龙、叶挺等到达后,
举行一次紧急会议,以决定行动方针。不久,周恩来躺在一个担架上,被抬来了。(贺龙叶挺
已走到前面去了,周算是殿后的)他面带病容,更显得特别懊丧。他下了担架,走进这所官
兵拥挤的小庙中,提高着嗓子向在场者宣称:“你们这些先生们还不走呀!现在我们奉中央命
令,我们共产党,不再用中国国民党这面旗帜了,将在苏维埃旗帜之下,单独的干下去。现
在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事实上已不存在了。你们各位先生,愿脱离队伍的,就在这里分
手。”张曙时立即回答说:“那也好!就这么办吧!”周恩来这一懊丧而气愤的宣布,显然是因
为军事已失败了,他根据张太雷前所转达的中央命令,仓促间来不及与我们商谈,乃以他那
前敌委员会书记的身份,作此决定。这一决定,居然成为历史上中共与国民党左派最终的分
离,中共扯出苏维埃这面旗帜的开始,也是中共所领导的革命运动更陷入歧途的标志。
正当人们纷纷准备逃离时,周恩来转而和我与李立三作紧急的商谈。他说:你们赶紧离
开部队潜返上海。我将随部队行动,沿途由我相机处理,除应留下的人员外,一律遣送到香
港上海一带去。我问他:你的病怎样?你病了应先离开部队,让我留下来代替你的工作。前
线情况到底如何?他急遽的回答说:我的病不要紧,能支撑得住。我不能脱离部队,准
备到海陆丰去,扯起苏维埃的旗帜来!你们快走吧!不能再讨论了,迟了就来不及了。前线
糟得很,还能剩下多少队伍,现在一点把握都没有。这样,我们就不得不离开这小庙,
各奔前程了。
我和李立三,在小庙的大路旁边处理了一些遣散同志们的必要事务,并告诉一般同志,
分别找向导向海口方面逃出这个危险战区。然后我才和李立三贺昌(少共中央常委,奉命回
上海工作)还有一位是中级军官×××(姓名已忘记),跟着一位向导脱离队伍,循着田间的
小路单独行动。
当时我的同行者作何感想,不得而知,我自己则频频回首,望着那七零八落的队伍,百
感交集。我们走了约一华里,从流沙大路那面传来零零落落的枪声,愈来愈密,大路上的队
伍,乱作一团。从远处看,一部分人是在抵抗;另一部分则无目的的乱逃。我们目击这种情
况,很想奔返鼓励士气,坚决抵抗,以挽颓势。那位向导—中共普宁县委派来的一位农民同
志,能干而熟悉当地情形—却反对我们这样作,领着我们从速脱离火线。
不久,天已黄昏,我们走到了一所有碉楼的村庄,流沙那面的枪声,也停止了。那位向
导安慰我们说:我早就知道天快黑了,敌人追击部队的射击,是不能加害于我军的,你们放
心吧!他悄悄的引我们进了他家里的后门。随即出去了一会,抱来了一包便衣服,我们脱下
身上的军服换上合身的便装。他并为我们准备了可口的晚餐,我们这些饥饿的人,围桌大吃
一顿。
这个村庄,有一两户地主人家是反对农民协会的。其余的农户大都加入过农协。这位向
导是农协的活动分子,看来家境相当富裕,我们为着避免地主的注意,躲藏在那里不敢声张。
饭后,我们将所携带的短枪,交给那位向导,请他妥善的收藏起来,以为将来农民起事之用。
他非常高兴地谨慎的将枪埋藏好了;即领我们走出他家的后门,偷偷循着山涧小路,向海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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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发。
我们四人追随着向导,在无人烟的山岭中行走了一夜,沿途还是和平常旅行似的悠然自
得,向那位向导问东问西。他那时真像一位大军统帅一样,总是笑而不答。他不告诉我们要
走多少路;到甚么目的地;几时可以走到,我们除在两三处喝了一点泉水,吃了少许饼干外,
他不顾我们的疲劳和饥渴,不让我们休息,一个人走在前面,催着我们急走。第二天近午,
我们望见前面的海面,他才休息下来,向我们说,前面是“甲子港”,再上前去,我们将要分
开走,要表现得我们五个人毫无关系。但各人互相照顾,不要失去联络。到了市镇上,我将
要走进一家熟识的店铺,你们也陆续进去,不要出声,一切由我交涉,自然有人出来招待。
昨晚到现在,我们走了一百多里小路,幸好都平安渡过,现在到市镇上去,一切更要注意!
我们都笑着说:一切听你指挥。
我们放慢了脚步,装着普通旅客模样,先后进入了甲子港,这个海滨市镇,完全是个渔
港,市镇上尽是鱼产品。海港中停泊着大小的渔船,海滩上则晒着各式的渔网。不仅各户门
楣,以鱼虾蛤贝等作装饰,多数妇女们,从头至脚,也以鱼虾蛤贝等作装饰品。这个镇上,
没有民团,也没有警察,除了有些大鱼贩操纵市场外,似是一个无人管理的世外桃源。我们
四个奇异的客人,依照向导的话,走进了一间海边的店铺,看着正在那儿和店老板谈话的向
导的眼色,坐在一条长凳上,像普通的顾客一般。随即由那位向导引我们到店铺后进的楼上,
他向我们说:你们就在这里休息吧!这位店老板很怕事,不愿留你们在此过夜。他即将送茶
饭来,你们不要下楼。我去找船,船找好后,你们就上船去。
我们四人并未完全遵从向导的嘱咐守在楼上,饭后,我们单独的去市镇上溜达,曾看见
那位向导正和渔船上的人在饮茶谈天,一会又蹲在沙滩上和另一些渔人交头接耳,近黄昏的
时候,向导回来了,他说:船是找好了一条,船资一百大洋,午夜开船,直驶香港。他表示,
他对于渔船的情形,并不清楚,还要去继续打听。我们这些急于要逃走的人,不管许多,就
将一百元船资派人随同向导去交给那位船主,并催他赶速准备启程。
天黑时,我们四人更是毫无顾虑的在海滩上荡来荡去。那位向导很着急的跑来对我们说:
我找错了船,那是一只海盗船,船老板已侦知你们是大军官,一定带有金银财宝,可能在海
上谋害你们,决不能坐!我现在才弄明白,他一面指着海上的船轻声说:你们看!这面的都
是渔船,那面的少数几只,便是海盗船。
我们立即决定请他另雇一只渔船。不一会船雇好了,但向导坚要去向那海盗船的老板,
讨回所付的一百元定洋。可是我们不愿他这么做,我们要他催促新雇的渔船,准备一切,尽
早开行。并要他故意去和海盗船老板攀谈,说我们今晚因事不走了,改在明晚走。使海盗不
知道我们的实情。我们还嘱咐向导为他的安全计,最好他明早离开这里,那一百元丢了就算
了。这样安排之后,我们便在十时左右,踏上了那只新雇的渔船,船伕解缆,驶向香港。
其他同志们所采取的逃难途径,多少是和我们相似的。不少逃难的同志,也是经甲子港
逃往香港,再转各地。我军因被敌人沿途截击,并衔尾追逐;贺龙部全被缴械,叶挺部的少
数残部逃到海陆丰,与农民队伍合流了。周恩来、谭平山、贺龙、叶挺、刘伯诚、郭沫若、
恽代英、林祖涵等也在这一两天内先后离开部队,从海上逃向香港上海。至此,轰轰烈烈的
南昌暴动,就这样悲惨的结束了,它所剩下的,即是我前面所说过的,被隔离在三河坝的朱
德部,还在那里继续挣扎;这也可以说,是南昌暴动所遗留下来的一点没有被扑灭的火种了。
①南下广东的路线曾有两种主张,甲、由鞍东抚州瑞金线入东江,即暴动军所采用的路线。乙、由樟树
吉州赣州线,即系沿翰江的大路,周逸群曾有此主张。见一九六四年英文中国季刊第二期C.Martin Wilbur
所作《The Ashes of Defeat》文中之周逸群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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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郭亮陈荫林等两湖农运工作人员曾有此主张,当时他们的声音显得不够响亮,故也没有见于文件的记
录中。
③据《蔡廷锴自传》(一九四六年十一月香港自由旬刊社出版,上册第二二〇页)叙述此一事件时,仅
谓将范孟声等共产党员,给资遣散。但范孟声从此即告失踪,亦属事实,究竟那一说法确实,作者也无从证
明。
④所谓 AB 团是那时国民党在江西一个反共产主义的秘密小组织,由蒋介石所委派的整理江西省党务特
派员殷锡朋所领导,据曾参加此秘密组织的人说,那时为了团结在江西的反共人士,殷锡朋发起组织所谓A
团和B团,凡是资望地位高的编入A团,一般人则编入B团,其A B二字母并无特殊之意义。不过这个团体
以反共产主义为宗旨,所以后来人们就把 AB 二字母,解释为 Anti…Bolsheviks 的缩写。至于彭述之在《向
导》周刊第一百九十期上所发表的《目前革命右倾的危险》一文中所说殷锡朋“在江西国民党内已经组织了
一个小小的秘密团体,有党纲有章程,名字叫SM呀!”是否即AB团的别称,抑在AB团之外尚有所谓SM团,
则不得而知了。
第二章 八个月的地下生活
我返回上海,渡过近八个月的地下生活—一九二七年十月至一九二八年五月,这是一段
够苦闷的日子。我为中共的挫折而伤感,也为我个人所受处罚而不平。我是党的创始人之一,
我爱党,也许是逾于别人的;我不得不反对瞿秋白的盲动主义。我又老在逃避警探们的追捕,
任何活动都受到限制,因此,心绪和生活都极不安。一直到一九二八年五月下旬,我赴莫斯
科参加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我的生活情趣,才开始有了改变。
一九二七年十月五日晚间,我们乘着一艘渔船,沿着广东的海岸线,向香港进发,一路
倒也风平浪静。这艘船的船主兼舵手,是一位慈祥的老者。他的两个助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