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回忆-第29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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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奉命唯谨的执行指示时，也不能迅速发现错误；即使我们自己有了独立主张，也不敢自信，　
更不能据理力争，老是服从指导。在国民革命和工农运动中，我们犯过很多左倾幼稚病，中　
央老是多少予以原谅，马马虎虎，积累下来，酿成武汉时期工农运动的过火。在紧急关头，　
即是上海清共和武汉反共的时候，又表现软弱无能，形成凌乱溃退之局，以至不能支撑，这　
确是右倾机会主义的充分暴露。　

　　　　我们尚可引以自豪的是中共一般党员对党和革命的忠诚以及英勇奋斗的表现。这是我们　
重整旗鼓的资本，应当珍视和爱护。譬如陈独秀，表现出的错误最多，不能执掌中共的领导，　
而且应当受到指责；但他那种奋斗精神和对中共的劳绩，却是不可抹杀的。我们严格检讨中　
共领导错误的时候，决不可损伤中共的光荣。轻微的不辨是非，玩弄手段都会大大危害中共。　
中共是部队，共产国际是司令部，如果牺牲了部队，保留了司令部又有甚么用处，因此，牺　
牲中共是最大的损失，决不是甚么避重就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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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绕着上述论点，我作了一次尽情奔放的谈话，瞿秋白虽并不完全赞成我的主张，但也　
觉得理直气壮，颇有义愤难当之感。他那阴沉而惨白的脸上有时虽现出一些勉强的神色，但　
大致仍似同意我的说法，有时也说到他自己的某些错误。我们议论激越，不免有情绪作用，　
但由于局势危急，无形中对我们有所约束，走回到解决现实问题的途径上来。　

　　　　我们首先决定将中共中央极度秘密的迁回上海，在适当时机，召开一次中央紧急会议。　
当时，中共中央在武昌的党员之紧急疏散工作，已经渐次就绪，第四军正向长江下游开拔，　
城防即将让给积极反共的唐生智部，因再无留驻武昌的必要。我们决定此时将中共中央搬回　
汉口，既可乱人耳目，又便于向上海搬迁。先作紧急布置，随即举行中央紧急会议，因为改　
组中央的事是刻不容缓了。　

　　　　我们两人在主要政治问题上，也获得一些谅解。我曾声明革命失败的责任由中共中央挺　
身出来负担，决不要损伤中共与共产国际的良好关系，在中共党员中维持共产国际的领导威　
信。瞿秋白也曾保证共同要求共产国际在检讨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时，说明在国共合作的具　
体政策上发生了偏差，策略运用也不够灵活。这样，既减轻中共中央的责任，也可鼓励中国　
同志的英勇奋斗精神。关于中共中央改组问题，我们都认为陈独秀确是消极了，不能再任书　
记。其余中央委员应沉重的引咎自责，誓愿戴罪图功，才能继续担负领导的职责，才能汲取　
失败的教训。我们觉得这样的态度和决定，才能兼顾到道义和现实。这也是我们和即将到来　
的罗明那滋打交道的共同立场。　

　　　　不料这次谈话竟掀起了极大波涛，影响我和秋白的政治生涯，以及中共此后的一些动向。　
后来罗明那滋从秋白口中知道了我的意见，因而我被他视作眼中钉—即是除陈独秀以外的中　
共第二号右倾机会主义者。瞿秋白是应当将我的意见翻译转知罗明那滋的，但他究竟如何说　
法则不得而知，至少他没有表明和我共同负责之意。更有甚者，我和瞿秋白的关系从此恶化　
了。瞿秋白在中共加入国民党的政策上，一向与我意见相左，也许我那强调道义的说法妨碍　
他的现实作为，因而他主动的和我背道而驰。从此中共这两位仅次于陈独秀的人物大倒其霉，　
我成为共产国际最不放心的反对派，接连不断的受着打击，被逼不得不脱离出来。瞿秋白虽　
然一时得势，究竟有点出处不清白，何况又被逼盲动起来，不仅不能赢得信任，也从未解脱　
掉被人怀疑的眼光，即此一端，也可见独裁确是害尽苍生的。　

　　　　七月二十三日，罗明那滋来到了汉口。当晚他和我及瞿秋白晤谈，这是我有生以来印象　
最坏的一次谈话。罗明那滋首先表示他是共产国际的全权代表，奉命来纠正过去共产国际人　
员和中共中央在中国革命中所犯的种种错误，并指导中共工作。接着他并不询问我们目前的　
实际情况，立即宣称：中共中央犯了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违反了共产国际的指示。　
现在共产国际决定改组中共中央的领导，陈独秀不能再任书记，甚至要受到开除党籍的处分。　
你们两人如能摆脱机会主义，仍可参加领导工作。现在如不首先反对机会主义，别的事情是　
谈不上的。　

　　　　我问他中共中央究竟犯了那些错误，他大致是这样回答的：中共中央主要是放弃了在中　
国革命中争取无产阶级的领导，例如它否定了共产国际六月一日武装工农的指示，又自动解　
除武汉工人纠察队的武装。这种错误发生的根本原因，是中共中央为一些小资产阶级的知识　
分子所盘据，缺乏阶级意识和革命的坚定性，对共产国际的正确指示，很久以来都是机会主　
义的加以曲解。现在共产国际不能信赖那些动摇的知识分子，要大胆的提拔一些坚定的工人　
同志，担负中共的领导工作，并使他们在中共中央占多数。　

　　　　罗明那滋这番话，激起了我胸中的怒火。我觉得他的指责是与事实不符的。至少这种错　
误的责任，不应当完全落在中共中央身上，共产国际和它的代表也应分任其咎。在我看来，　
也许是他太年轻了，他的气质似是十月革命后的纨绔子弟，态度有类于沙皇的钦差大臣。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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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轻视中共的知识分子，我们这些人并非完全经不起革命的考验，更不能被看作是沙皇治下　
的农奴。　

　　　　我抑制住我的愤怒，向他说：这样说来，机会主义的错误应由整个中央政治局负责，我　
们这些委员都应引咎辞职，或者推出辕门斩首，另行物色一批新的人物，来组织一个新的中　
央。我们的谈话陷于僵局。瞿秋白在那里说些调解性的话，似乎是希望我们不各走极端。　

　　　　于是我撇开这个问题，另提出一个须要紧急处理的事件，请立即讨论。我向他们报告，　
据刚才从九江来的人密报，周恩来同志等认为我和他所拟议的在南昌举行暴动的计划可以实　
现。参加暴动的，预计为叶挺部贺龙部和第三军中的朱德的教导团等。他们要求我们立即指　
示暴动的方针，如领导暴动机构的名义、政纲、组织和应采取的策略；并要求中央动员各地　
工农力量，响应南昌的行动。他们要知道苏俄是否会予南昌暴动以实际的支持，他们急需苏　
俄军事顾问们的协助，和一笔大数目的款项，以及到达东江后希望获得苏俄方面军火和物质　
的支援。　

　　　　罗明那滋那个青年（据说那时是二十办岁）对这个实际问题却显得茫然了。他在那里记　
录我的报告，声言一切要请示莫斯科。经我再三说明这是不能等待而要立即决定的事。我们　
不妨预拟出一些办法，一面告知周恩来，一面请示共产国际。他才简略的说到可以叫周恩来　
等积极筹备，各地工农力量的发动则由你们根据实际情况处理；至于其他各点，则须请示莫　
斯科作最后的决定。　

　　　　谈话结束后，瞿秋白也颇感失望。他曾向我表示，共产国际为甚么派这样一个少不更事　
的人来当代表，只会反机会主义，提起南昌暴动就没有主意了。我也向他表示：看来中共的　
厄运未已，在受到蒋介石汪精卫的摧残之后，现在又要受罗明那滋的摧残。我的这句话，后　
来证明不幸而言中；罗明那滋的盲动作风，几乎把我们艰难缔造的中共，整个断送了。　

　　　　罗明那滋与瞿秋白单独长谈之后，他似对中共情形有了一些了解。瞿秋白曾将我的意向　
告诉他，并劝告他不要与我闹翻。第二天我们会晤，他虽仍不满我的见解，但态度已较客气　
了。他重提要绝对拥护共产国际，立即召集会议，改组中央；其口吻已不似昨天那种“宣读　
上谕”的神情。我则主张先解决目前纷然杂乱的紧急问题，特别是南昌暴动的问题，至于反　
机会主义与中央改组的事，可稍迟召集一次中央扩大会议来解决。罗明那滋对我的主张，莫　
可如何，也不再作声了。　

　　　　由于罗明那滋的发动，中共常委会于二十六日下午四时在汉口一所住宅里秘密举行会议，　
参加的有中常委我和瞿秋白二人，李维汉、张太雷两中委，罗明那滋和另一少共国际代表，　
俄顾问加仑及范克，另外还有两位翻译人员。　

　　　　会议开始后，由加仑将军首先报告，他大致说今天他会见张发奎将军，与他研讨军事问　
题。张氏已同意将他所统率的第四军，第十一军和第二十军三个军集结在南昌和南浔线上，　
不再东进，逐渐转移，返回广东。加仑认为张如同意回师广东，并不强迫叶挺等退出CP，在　
此两条件下，我们可以和张氏一同回师广东。他根据军事情况说明，指出与张同返广东，在　
军事上极为有利，如在南昌与张氏分家，参加暴动的兵力不过五千至八千，在优势敌军阻击　
之下，恐难到达东江。除非张氏不同意上述两条件，那就只有在南昌行动起来。　

　　　　接着罗明那滋发言，首先说到目前没有经费可供南昌暴动使用，莫斯科已有电令禁止俄　
顾问们在任何情形之下参加南昌暴动。除了这两件不如意的事外，他更进而报告共产国际的　
回电，其内容是：倘若这暴动无成功希望，最好不要发动，张发奎部的共产党人可全部退出，　
并派他们到农民中工作。　

　　　　罗明那滋那个蛮干的小伙子，也学会了一些官僚手法。他说：看来这两件事及国际电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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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用信件通知在前线的同志们，我们只有派一位得力同志去当面告知。他说话时望着我，　
并问是否可以派我去。罗明那滋说这些话时态度有些尴尬，大概他想到从来没有人以为南昌　
暴动会获得成功，大都认为是不得已的和不计成败的反抗行为。这是汉口南昌间的负责同志　
们都赞成的，他也明白表示过支持。现在莫斯科不准俄顾问参加又不给经费，这些都是前线　
同志们等得发急的事，还来电阻止，更令人为之丧气。这位素来反机会主义的英雄，现在又　
要阻止暴动的举行，究竟有点不够味。因而含混其词，不肯明白说出前线同志们须遵从国际　
电令立即停止发动的话。　

　　　　我看清当时情况，立即回答：这任务既然是送封信，那就不必派我去。何况中央扩大会　
议快要举行，我离不开，最好也不要让我舍弃中央工作而去，王一飞同志可以负担这一使命，　
请他去好了。（王一飞当时在中央秘书处担任重要工作）。罗明那滋有点着急的说：派去的人　
今晚就要动身，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