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回忆-第27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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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进行各种各样的反帝国主义的宣传，但极图避免与帝国主义者发生过早的冲突；因而不愿
有侵犯外人生命财产等事件发生，以免外人借口干涉。但在群情愤激之下，需要冷静的头脑，
耐心的解释，才能防患于未然。不少工人对租界或个别外人有报复的行动，中共负责人员常
向工人群众解释。我们指出帝国主义是要反对的，但现在外国军舰的炮口正指着我们，不难
于一个很短的时间之内，毁灭我们这个革命中心。而我方军事势力还不够雄厚，工人的组织
还未健全，广大的农民也尚未发动，因而此时决不可轻举妄动，而自陷困境。
至于革命内部的领导，简直可以说是一片混乱。众多的机构和一般要人们，除了忙于集
会演说以外，做起事来，总是同床异梦，左右掣肘。他们中有各军之争；有军权党权之争；
有国民党内部派系之争；五花八门，不一而足。而且农民与地主之争也正在方兴未艾，其政
治重要性与日俱涨。
总司令的职权超越一切，也日渐为人所不满。一些有实力的军事领袖们，站在他们本身
的立场，暗中实行对抗。各省当局都是以总司令的命令指派的。在南昌克复以后，我本人便
被蒋氏指派为江西省政治会议和省政府的委员（我因武汉的职务，从未去就职）。他的命令是
包罗一切的，不管怎样细微的事，都要干涉到，而又无制度法律可循。在武汉方面，反映总
司令职权的邓演达，在这一点上也有类似的作风。
军权超越了党权，使国民党党部的负责人觉得不应该，他们怀念着孙中山先生“以党治
国”的原则。湖北国民党省党部和省政府的各项重要职务，由湖状籍的要人们分担，其中多
系国民党左派和中共党员，董必武就是其中要角之一。他们除强调提高党权外，也侧重维护
湖北人民的切身利益，这与一切以军事为前提的邓演达发生若干争执。
我当时调解这些争端，也曾为了劝告董必武暂时需要抑制一下湖北人的地方观念一事，
而彼此争得面红耳赤。在我看来，邓演达与蒋氏不能相提并论，他可能心向着我们这方面，
若将他逼往蒋氏那边去，诚属不智。
工会方面的活动更能体现中共方面的政策。九月二十日，当武汉第二次工人代表大会举
行的时候，总政治部的代表曾声明对工会良民组织，采取赞助态度；但要求工会服从总政治
部的领导。工会领袖也声明愿促进工会与国民党党部的关系，接受总政治部和国民党党部的
领导，同时提出了召集国民会议的主张。
在中共方面想来，它在工会方面的领导地位是无可争议的；表面上承认国民党的领导，
并不等于牺牲中共的领导，反可以避免与象邓演达这样的人发生直接的争执。我们之所以提
出召开国民会议的主张，用意就是要增加工人在政治上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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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二册
国民会议的问题，在孙先生逝世以后，国民党的文件中虽间或提到过，但事实上早已烟
消云散了。蒋氏的个人军事中心主义，不用说，是更不愿有甚么国民会议的。中共方面在一
九二六年七月的扩大会议中，对此问题十分强调，湖北的中共领导方面更重视此一问题，因
而在工人代表会上，有召集国民会议主张的提出。
一九二七年一月一日开幕的湖北全省总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曾通过关于召开省民会议的
决议，其内容是：“为实现民主政治，稳固革命基础起见，本代表大会特别向政府建议，迅即
召集湖北省民会议。省民会议成立以后，省政府应遵守和实行省民会议之一切决议。湖北工
人团体将来应在湖北全省总工会领导之下，参加省民会议⑨。当时，我们的政策确是想利用
国民会议省民会议一套制度，作为压抑军权和国民党党权以及解决国共纠纷的一个途径。
中共中央是支持此一政策的；鲍罗庭却等闲视之；因而未形成一个广泛的运动。在上海
暴动的时候，中共中央曾直接主张组织上海市民会议⑩成立市政府。湖南总工会也曾通过召
集湖南省民会议的决议⑾。这都是当时在此问题上的一些积极表现。后来，鲍罗庭到达武汉，
仍主张在提高国民党党权名义之下，来反对蒋的跋扈；他以为国民会议的途径是不切实际的。
在国民政府正式迁到武汉的时候，共产国际的电令，对国民会议的问题，一字未提；只
令中共中央采取在国民党内参加国民政府和各省政府的政策，谭平山、苏兆征参加国民政府，
分任农政劳工两部长，就是由此而来。我至今仍觉得不管那时国民会议能否实现，中共中央
当时没有坚持这一政策，是一件最失算的事。
在军事占领的武汉初期，一切重要事项的处理，我们各方面的负责人曾广泛利用协商的
方式，寻求协调；大体做到了减轻内部矛盾，为北伐铺设前进的基地。当时，革命方面的最
高机构，没有一个是在武汉的。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党部仍在广州；总司令部设在江西境
内；中共中央在上海；而在战争状况之下，赣粤沪汉间的联系相当困难。因此，武汉的人们
曾以武汉地理位置为理由，要求国民政府从速迁来，以期作直接之领导。这一迁都问题和我
在上面所说到的种种情况，都为“武汉时期”的后来发展，埋下了伏线。
①唐生智的这一主张，且曾提出于七月二十四日在长沙举行的第四第七第八各军将领会议，获得通过。
②独立团的辉煌战绩，后来周士第所作《回忆叶挺同志》一文，有较详确的描述；周文见华应申编《中
国共产党烈士传》第一七五页至第一八二页—香港新民主出版社一九四九年版。
③这个联席会议举行的期间是自该年的十月十五日到二十八日。
④关于处置郭聘帛的问题，总政治部内部就曾发生过争执，详见郭沫若著《革命春秋》第三八三页至第
三九二页—上海新文艺出版社，一九五一年新一版。
⑤一九二七年一月湖北全省总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宣言，也说：“为时不及三月，湖北工人之有
组织者，遂由十万增至三十万”（见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四年编辑出版之《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
期的工人运动》第四百页）。这里所谓“为时不及三月”，即指一九二六年双十节前至该年年底而言。
⑥自革命军占领武汉到这年年底止，武汉各工厂罢工次数甚多，其中重要的罢工而有记载可考者，即达
三十六次之多（见陈达著《中国劳工问题》，第二一九页。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十八年初版）。
⑦这是根据湖北全省总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经济斗争决议案》（见《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
期的工人运动》第四一六页）所规定的。
⑧武汉总商会曾因此于十二月三日举行大会，议决三案：一、工人因生活费之增高而要求加资，实出于
理所当然；但提出不正当之要求而罢工者，则实不能予以赞成。且如加资问题，劳工者与资本家可以直接交
涉，无受第三者干涉之必要。二、最近纠察队之横暴已达极点，此种暴行宜从严禁止。三、政务委员会对于
此二事究有何办法，若十二月六日以前尚无善后办法，商界将罢市以自卫（见陈达著前书第二二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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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见《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工人运动》第四二四页。
⑩一九二七年二月二十五日中国共产党为上海总罢工告民众书里，就曾提出“一切权力归市民代表大会”
的主张期（见《向导》周报第一八九期）。
⑾见《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工人运动》第三六四页。
第二章鲍罗庭到达武汉以后
武汉的反蒋运动，是鲍罗庭到达武汉以后才开始的。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鲍罗庭不满
蒋氏在三月二十日以后的种种安排，但他大体上对蒋还表示容忍让步，以弥补国共之间几濒
破裂的关系。但一到十月间，在广州举行国民党中央党部与各省市党部代表联席会议之时，
反蒋的锋芒开始显露出来，这似乎得到鲍罗庭的支持。等到鲍罗庭到达武汉以底认为反蒋时
机业已成熟，不再隐藏他的反蒋决心了。这一反蒋运动，自然是以各方反蒋的倾向为基础而
决定的，由限制和削减蒋氏权力开始，进到武汉政府与蒋氏正式对立。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十日左右，鲍罗庭偕同宋庆龄、徐谦、孙科、宋子文、陈友仁等，以
国民党中央暨国民党政府代表团的名义，到达了武汉，筹备迁都事宜。国府主席谭延辏У仍颉�
正率领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党部全体人员随后迁来武汉。
当我到汉口旧德租界一所精致的洋房，去访问鲍罗庭时，他正在客厅接见宾客，我便在
他的办公室内先与随同他一道来的张太雷同志晤谈。张太雷首先向我说：“鲍罗庭真有几手，
一席话便把唐生智收服了。”他接着说明，鲍罗庭在下船后，即偕同欢迎他们的唐生智，同车
驰至唐的总指挥部。他们开始谈话，由他从旁任翻译。鲍罗庭劈头便向唐生智说：“谁能忠实
履行孙中山先生的主张，就能成为中国最伟大的人物。”唐生智听了这句话，似乎喜出望外，
将身体扭动了几下，欣然回答道：“我愿意这样做。”鲍罗庭接着说了一些如何忠实履行孙中
山先生主张的话，不着痕迹的将他已不信任蒋，转而将信任唐的意向表示出来。唐生智因而
向鲍罗庭恳切表示：“一切愿听指挥。”
张太雷认为鲍罗庭对唐生替这篇不平凡的谈话，不是甚么外交词令，而是具有联唐反蒋
的决心的表示。他还指出鲍罗庭此一行动是否已征得莫斯科的同意，他虽然毫无所知，但他
确实知道鲍罗庭对蒋的不满有增无已；此次他们路经江西，曾于当月七日在庐山与蒋会商，
看鲍的神情，可以推测谈话结果必然是不圆满的。他对一个初见面的唐生智，就有这种露骨
的表示，足见他对蒋氏是如何深恶痛绝了。
不一会，鲍罗庭踱到办公室来了。他亲切的和我握手，嘘了一口气说：“好了，我们又在
一个新地方晤面了。我们要开始新的生活，做一篇新的文章！”在我们谈到武汉一般情况时，
他说：“广州我已住腻了，我对武汉很感兴趣。但最使我刺目的，就是武汉仍处在外国兵舰的
炮口威胁之下。”
我们的话题因而转到有关外人在武汉的动态问题上。鲍罗庭表示对武汉的一切，都感满
意；但对外人的动态，今后则应加强注意。我于是向他推荐一位懂英文的中共青年李君（我
已记不起他的名字了），做他的办事人员。后来这位青年便替他做调查外人动态的工作；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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