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回忆-第26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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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之中。六月一日，公共租界内各商家罢市后，银行工会与钱业公会仍旧照常营业，仅致函
工部局表示抗议，但工部局却置之不理；英人所办的《字林西报》反讥以不能团结一致；于
是各银行与各钱庄也于六月三日罢业了。
英国的死硬殖民者还多方诬蔑这一运动是“排外”，企图造成列强联合一致对华的局面，
但没有成功。固然所有中国人不分党派，都认为五卅运动所坚持的是正义。即外国侨民中，
也有不少的人认为这一风潮，不能与义和团事件等量齐观。除俄、德以不同程度表示同情中
国外，法、美在华外交官亦相继公开表示与英、日不同的态度；甚至日本方面，后来也有悬
崖勒马的打算，企图让这股充满正义的反帝怒火，专向英国人燃烧。
以英国殖民者为首的外力，一开始就企图把中国民族运动，在其刚出娘胎时加以扼杀，
今既不能如愿；于是，继而实施反对赤化的分化政策。这种分化政策运用的时间很长，范围
广泛；在当时主要是对北京政府作诱惑性的让步，分离大商人与工人、学生等的团结，在国
共之间制造分裂的因素，并打击中共对工会的影响。这些手段虽能收效于一时，压住了五份
运动的波澜，其后对一九二七年的革命运动，也施以同样的手段，使之宣告分裂，但这些旧
帐积累下来，也为促成中共后来能够顺利成功的因素之一。
当时的北京政府，在群情愤激之下（少数北方军人还有要与英日宣战的偏激表示），曾有
利用民气，一致对外，借以稳固政权的企图；但它究竟是依赖外力生存的，硬不起来。它曾
根据上海工商学联合会所提出的要求，向外交团提出抗议；但外交团不是置之不理，就是一
味拖延。而它又为它本身层出不穷的困难所困扰，只能听任外人一再作拖延性的调查，一筹
莫展。后来，在外人允许召开关税会议协议修订税则的利诱之下，段政府也就乐于装聋作哑
了。
孙中山先生逝世后的国民党，正忙于广州国民政府的改组和肃清不可靠的军队。因此，
在这一运动的领导上是相当脆弱的。广州国民党的首脑们虽对近在咫尺的省港罢工极力支持，
但对其他各地的反帝运动，则似照顾不及。上海及其他各地的国民党人固然积极参加了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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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但国民党的各地机构却没有充分发挥领导的力量，遇事往往先由中共组织暗中决定好
了，再在国民党部内作形式上的决议。
中共在这次运动中确是一个主角；但也充分暴露了它的领导力的不足。在这次广大的反
帝洪流中，中共即感人手十分缺乏。党员们忙着做这做那，往往顾此失彼；尤其是中共中央，
也常不能专心研讨决策，而要去应付迫不及待的实际工作。中共中央虽能贯彻这一运动的初
步计划，却不能提出适应新形势的进一步政策；结果，它只有听任这一运动的领导，脱离了
自己的掌握。
上海总工会这个中共的主要阵地，便消耗了中共上海组织的大部人力。这机构成立于匆
促之间，职员人数逾百，事务更属纷繁，要安排出一个秩序来，以维持工作效率，已是一件
吃力的事，何况它属下还拥有一百多个分工会，且大多数是刚成立或才扩大起来的。干部不
足，自然是捉襟见肘了。
李立三会长代表上海总工会忙于对外，成为工商学联合的一个要角，无暇兼顾总工会；
而刘少奇则忙着在各工厂区指导分会的工作。这样，名义上负指导责任的我，事实上只有去
主持总工会内部的事务，有时一刻也不能离开，甚至不能分身去参加中共中央的决策会议。
如是忙了近两个星期，我的工作才由任总务处长的刘少奇来接替。
上海总工会在初成立的时候，真是门庭如市，每日捐款者总是成百上千，络绎不绝。捐
款总数固然很大，但捐款人则多系一些小市民。成千上万的巨额捐款间或也有，但多数还是
捐数百元乃至数十元者。其中有不少的人，背着装满大布袋的银角和铜板来捐献；还有不少
苦力和穷苦的老太太，拿出他们多年积累起来的金银首饰或珍藏的银角子，捐献给工人。我
们有时婉词谢绝这些太穷苦的人们的捐献，反令他们生气，甚至有因此哭泣的，他们爱国的
热忱，实是令人感动。
我们收了捐款，按时发放给罢工工人。办法是每三天分区分厂发放一次，每次每人发罢
工救济费一元。由于这些工作的进行，罢工的阵容大为稳定。
租界当局视上海总工会为眼中钉，花了不少金钱，制造大批临时印刷品，中伤总工会及
总工会的职员们。由于我们的反击，这些活动并未能收到预期的效果，他们又进而收买流氓，
多次企图捣毁总工会。这种诡计也未得逞。但后来在罢工接近尾声时，上海总工会卒被流氓
捣毁了一次。据说，也是有外人在幕后操纵的。
我除了应付上述或明或暗的种种打击外，还要注意节制群众爱国热情的过分奔放。当时
在群情激昂之下，随时有爆发报复性行动的可能，我估计到我们自身力量的不足，若群众失
去控制，发生杀害外人的事件，后果将不堪设想。所以我舌蔽唇焦地劝告同事和一般工人，
要他们的行动限于经济性的抵制；指出这种抵制，已足以使外人感受中国民族的威力；暂时
不可再进一步，以免弄得不可收拾。
五卅惨案后，中国一般名流和有见识的商人，都觉得这个抵抗外力压迫的事件，必须由
政府负责处理；单凭民众的消极抵抗是不够的。甚至左倾的学生，也主张由政府根据法律，
展开有力的交涉。但北京的段政府如何能这样做？于是人们对北京政府的无能，感到不能容
忍了。
中共中央认为不能对北京段政府有所期待，迷信实力的外国殖民者也不会轻易对中国人
让步的，只有增强民众的力量，用革命的方法，才能解决对外对内的根本问题。我们曾再三
商讨，一时也提不出具体的方案。曾有人想到应依孙中山先生北上时的主张，从速召开国民
会议，组织举国一致对外的政府，但我们也估计到，失去了孙先生的国民党，暂时不会有这
样主动的气魄；而由幼龄的中共来单独号召，一时也难于获得人们的重视。如果勉强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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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可能因内在的纠纷，影响一致对外的阵线。
六月五日，中共中央曾发表告民众书，除对帝国主义者的野蛮残暴，表示极端的愤慨外，
并指出这次上海事变的性质既不是偶然的更不是法律的，完全是政治的。提醒民众“万不可
依赖和信任政府的交涉”。告民众书反对调和与妥协，提出慎防帝国主义借口反共的离间和破
坏；并号召坚持长期反抗和巩固反帝的联合战线；但它并未说明用政治解决此一事变的具体
方案和可能的发展前途；反暗示毋宁光荣的失败。这个文件似清楚的说明了当时中共力量的
局限性。
然而中共在五卅运动中，获得了组织上的发展，不少工人和学生相继参加了中共和共产
主义青年团的组织。这个时候，中共开始成批的招收党员。我曾主持过凡次工人新党员入党
的仪式，每次都有四十名左右的新党员。他们多是五卅运动中的积极分子，经过短期的主义
训练，就成为正式党员。他们之入党多数因对中共在五卅运动中的领导表示敬佩；本人又充
满了民族热情。
在事态演变之中，五升运动的另一主角商人代表虞治卿的调和政策逐渐得势了。他是一
个有势力的人商人；任上海总商会会长；凭借合法的上海总商会的地位，进行调和政策，获
得上海一般大商人的支持。五卅惨案发生时，他洽在北京，负着北京段政府某种程度的调解
使命赶回上海，施展出他在政治方面的解数。他采用两面的手法—一面是与工商学联合会建
立友好关系，利用民气，逼使外人作些轻微的让步；一面以外人不能接受为理由，利用总商
会的地位，修改了工商学联合会所提出之十七条要求；终于达到了他那逐步妥协的目的。
上海总商会于六月十一日将六月八日工商学联合会所提出的十七条要求，修改为较温和
的十三条件。这件事最初工商学联合会是一致反对的，尤其不满虞洽卿的操纵手法。
中共中央最初反对最烈，尤其不同意将原十七条中之第六条（原文：“优待工人。外人所
设工厂，对于工作之华人，须由工部局会同纳税华人会订定工人保护法，不得虐待；并承认
工人有组织工会及罢工之自由；并不得因此次罢工，而开除工人。”）加以修改（总商会所修
改提出之十三条中的第七、第八两条原文为“洋务职工、海员、工厂工人等，因悲愤罢业者，
将来仍还原职，并不扣罢业期内薪资”、“优待工人，工人工作与否随其自便，不得因此处罚”），
中共中央认为这是大商人为了本身的阶级利益，有意抹煞工人的要求。
但中共中央为了避免联合战线的破裂，终于让步了。它认为如果上海总商会所提出的十
三条，均能实现，也就是个奇迹。至于有关工人利益的条件，本不能希望大商人的忠诚支持，
应由工人作长期不懈的斗争，方能达到目的。现在最重要的问题是维持这一反帝的联合战线，
不可因工人方面的反对，趋于破裂。李立三本着中共中央的意旨，向虞治卿表示，希望他能
根据十三条，据理力争，坚持到底，并劝告工商学联合会不可与上海总商会分道扬镰。这样，
虞洽卿便获得第一回合的胜利。
这件事曾引起上海总工会内部的严重纠纷。当李立三在总工会代表大会上报告这事的经
过，并要求大会接纳总商会所提十三条时，引起了严重的反对。具有国民党籍的一些工人代
表首先指责李立三事先并未经代表大会的同意，擅自接纳牺牲工人利益的条件。这种议论获
得不少工人代表的支持；甚至一些具有中共党籍的代表也加以附和。于是，在情绪激昂之下，
撤换李立三的呼声四起。李立三面临着这种不易卸责的局面，只好托故先行退席，要求我以
全国总工会代表身份，代他主持这个重要的会议；并声言，他将接受大会的任何决定。
我在会众同意之下，走上主席台，继续领导讨论。我首先指出这样一件重要的事，事先
没有代表大会的认可，即对外让步，手续上是极不合的。我要求代表们就这重要问题的本身，
作平心静气的讨论。幸好我能凭借平日的信誉，使会场空气归于平静。讨论结果，六百几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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